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第一》）就是说，弟子们在父母面前要孝顺，在外面要顺从师长，言行要谨慎守信，要广泛的爱众人，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再去学习文化知识。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孝道，古人认为，父母之恩巍巍乎如高山不知其远，浩浩乎如大海不知其深，何以回报？唯孝不足以报。以下是古人尽孝的两个故事︰

缇萦上书救父

据《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和《史记．卷一百零五．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在西汉初的齐国临淄，有一位名医叫淳于意。他自幼喜好医学，曾得到当时的名医公孙光和公乘阳庆的亲传。后来，为了养家糊口，淳于意在齐国做了太仓令，管理当地粮库。他经常利用闲暇时间为人们看病，精湛的医术使淳于意的名声很快传遍四面八方，被尊称为“仓公”、“太仓公”。

有一次，当时的齐文王患肥胖病，气喘、头痛、目不明、懒于行动。淳于意听说后，认为文王形气俱实，应当调节饮食、运动筋骨肌肉、开阔情怀、疏通血脉，以泻有余。可是有一庸医施以灸法，使文王病情加重致死。

于是，王公贵族诬陷仓公“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官府听信诬告，判淳于意“肉刑”，并要押至长安受刑。淳于意膝下无子，只生了五个女儿。临行之时，他感伤无男随行，女儿们听罢都落下了委屈的眼泪。其中，最小的女儿名叫缇萦，毅然决定跟随其父到京城长安，设法搭救父亲。

来到长安后，父亲被打入天牢，年幼的缇萦情急之下毅然上书朝廷，申述父亲无罪，并愿意为奴以换取父亲自由。她在信中详细讲了父亲入狱的来龙去脉，并写道：“一个人如果被判处死刑，他就不能复生；而一个人如果被判处肉刑，脸上被刺了字、鼻子被削去或双脚被砍断，也都无法再恢复原状。他们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任何机会。为了救父，我愿做一名官奴婢，以赎父亲的刑罪。”

缇萦的信很快便送到文帝手中。文帝看罢，霎时被这个小女孩的孝行所感动，随即下达了一道诏书，赦免了淳于意的刑罚，并下令废除了肉刑。缇萦上书救父的事迹和孝行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

班固的五言古诗《咏史》称赞缇萦：“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吉翂击鼓鸣冤

公元五零二年，萧衍建立了梁朝，是为梁武帝。第二年，京城建康发生了一件孝子击鼓救父的直诉事件。

据《梁书．卷四十七．孝行传》记载，这个孝子名叫吉翂（488年─504年），从小便很懂事，尤其知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一家人过着其乐融融的生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吉翂11岁那年，母亲便撒手人寰了。母亲已然去世，吉翂只得和父亲、弟弟们一起继续生活。

梁武帝刚刚即位的天监初年，吉翂的父亲做了吴兴原乡县令，因为为官正直，招致了一些人的忌恨。这些人罗织罪名诬陷吉翂的父亲，其罪名当死，吉翂的父亲便被押送到中央的廷尉候审。于是，十五岁的吉翂毅然决定赴京城建康救父。

吉翂的父亲虽然清白，但由于他无法忍受无辜遭审折磨，便招认了“罪状”，朝廷很快给他定了死刑。吉翂听闻噩耗，差点昏死过去。待清醒过来后，他鼓足勇气敲响了登闻鼓。所谓“登闻鼓”，是取“登时上闻”之意，它源自西周的路鼓，魏晋时期开始正式设置，是古代“击鼓鸣冤”、民情上达的一种重要渠道。

吉翂敲响登闻鼓，申诉其父冤枉，并恳请朝廷允许自己代替父亲受刑。鼓声惊动了梁武帝，他对这个少年的举动十分惊叹，退朝之后，特意交代廷尉卿蔡法度彻查此事，说：“吉翂请死赎父，义诚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严加胁诱，取其款实。”

蔡法度于是命人在廷尉大堂上摆满了各种刑具，还让所有下属官员参加审讯，欲逼吉翂就范。审讯过程中，蔡法度对吉翂声色俱厉，一定要让他供出幕后指使之人。但吉翂毫无惧色，据理力争，表达了坚决替父而死的决心。

吉翂真切的孝行，感动了蔡法度和每一个在场的人。蔡法度见状不再逼问，他见吉翂身披大人用的沉重枷锁，心有不忍，打算命人为其更换一副轻巧刑具。吉翂立即拒绝蔡法度的美意，说道：“我今天求代父死，已是死罪之囚，刑具只能增加，怎能减少呢？”蔡法度将吉翂的言行向梁武帝作了汇报，梁武帝立即下令赦免吉翂的父亲。

吉翂击鼓鸣冤，最终挽救了自己的父亲。@*#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张信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