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伟:一个漫长的恶梦

人人都有作梦的经历,人人都会有梦醒的感受。如果是好梦醒来,你也许会感到遗憾、惆怅;如果是恶梦醒来你大概会暗自庆幸。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上个世纪1957年以后的二十三年里,我的一位友人叫陈培万,却做了一个难醒的长长的恶梦,直到梦醒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心有余悸、惊魂难定,不堪回首。

不达“指标”,他成了“补课”中的右派

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金融财政,都可以下达“指标”,努力争取完成,然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也下达“指标”。要在你这个单位或系统中,揪出占总人数百分之五的人为“右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就是“今古奇观”中都找不到的怪事了,然而怪事归怪事,事情还非得照办不可,还美其名曰“补课”。

陈培万先生当时正在四川宜宾市东街某诊所担任医生,而宜宾市卫生系统中百分之五的“任务”就没有“完成”,怎么办?好办得很,借用电影《抓壮丁》中王保长的一句话,就是“给老子抓啊”!于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是“牺牲”别人不是“牺牲”自己),要“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宜宾市卫生系统的领导们,便把它下属的一批人集中在该市人民路的一所房子里,开会学习,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

由于此时已是1957年的十月份了,什么“章罗联盟”、“党天下谬论”早已在报上大批特批,“伟大”的“阳谋”已经大白于天下了,所以会上冷冷清清没人敢说话,即使领导们指使几个积极分子带头发言,故意“放毒”,“引蛇出洞”,也效果不佳。然而在绝对的权势面前,“沉默”也不是“金”,更不能避祸,最终陈培万和胡继民、卫竹仁等六人因“出身成分不好”一齐被“抓”了出来,于是胜利地完成了“百分之五”的任务,这些人却坠入了万丈深渊!

恶梦开始:第一站珙兴农场

当时这几个人的“罪名”大得有点吓人,是“章罗联盟”的“吹鼓手”,遗憾的是章伯钧、罗隆基二位老先生直到作了古人,也未见过他们一面,哪里知道远在四川的宜宾会有这些“忠心耿耿”的“精兵强将”呢?然而专制之下,无理可讲,于是”发配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这是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中的怪胎,但又不全是中国,而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先进经验”,怎么个“先进”法呢?第一它说劳教只是一种行政处分,就像警告、记过、开除一样,是某行政部门给你的一种处分,问题是这个“某”行政部门、权力大过天,它一句话、一张纸,就可以剥夺你的一切包括人身自由,使你成了实际上的囚犯;第二,由于它这种耍把戏变戏法一样的“行政处分”,于是绕开了司法程序,不经任何检察起诉、审判(当然更无辩护)一步到位就把你送进了没有监狱名称的监狱——劳教队。

就这样,1958年4月,陈培万被送到了一个叫珙兴农场的劳教队。此处地处高山距底洞镇40华里,从山脚到山顶还有十八华里的陡坡路,真是名符其实的穷山恶水。

珙兴农场从建立到撤走,犯人们在这荒山上共开恳了大约四百亩土地。由于恶劣的自然气候以及贫瘠的土地条件,每年只能种植一季农作物,玉米、红苕、洋芋,产量也很低,连自给自足的囚粮都办不够。成为地区公安处的一个“包袱”。而劳教人员除少数农村里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无供应外,大多数来自机关、居民,随户口办理了粮食供应证,可以从粮站去购买。所以“囚粮”还不成问题

第二站:中川铁厂

一九五九年七月,正是炎炎夏日,酷暑难当之时,一天午后,地区公安处一辆汽车,摇摇晃晃的从双河镇那条小公路上开到了农场的大坝里,从车上下来两个便衣干部,还有4个全副武装的公安兵。此情此景,按劳改、劳教单位惯例,与其条件反射,要么是逮捕人,要么是调动人。晚饭后,全部劳教人员集合在大坝里,这时乐山中川铁厂的赵“干事”,(按监狱中的规定,犯人称干部为“队长”,劳教人员称干部为“干事”)。便给大家作“报告”。他说,乐山中川铁厂,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工厂,属于劳教单位,是你们改造思想最理想的地方,以后,你解除了劳教,就可以成为一名钢铁工人……

第二天早饭后,肖、赵两位干事,手里拿着花名册,凡点到名的,带好自己简单行李上车依次坐好。汽车便摇摇晃晃地上路了。当天来到了乐山中山铁厂。陈培万因为会点医术被分配在卫生所。其实所谓的卫生所,酷似乞丐的住所,病房里是通铺,病人像沙丁鱼一样一个紧挨一个。这些病人,都是劳改、劳教人员,也不分科室隔离。如果说这些病人是住院治疗疾病,到不如说是暂时停止繁重劳动时的休息场所。这个中川铁厂职工医院,除院长、书记、“管教”是干部,其它的医生都是劳教人员,他们有重庆医专、贵阳医学院等在校学生,而被划为右派送劳教的。

这座乐山中川铁厂,离沙湾镇大约2公里,是那疯狂年代的产物。追忆它历史,实在令人喷饭。在钢铁大跃进的年代,为了超英赶美,钢铁翻翻,神州大地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狂潮,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真是神州大地无处不冒烟。沙湾桥头的中川纸厂是一座劳改工厂。各行各业都要大办钢铁,劳改单位也不例外。于是发昏发烧的管教们,在纸厂(监狱)里用沙石砌起了土高炉,从三峨山采来品位很低的硫铁矿,从沫江煤矿运来焦炭,利用厂里的设备电动鼓风机,开始了大办钢铁,但是两天后那种“铁水奔流,钢花四溅”的动人景观总不出现。人们常说,劳改队里出人材,于是有犯人建议,将那些废旧的铁钢废料,投入炉中,奇迹终于出现了,那铁水池中满满的一池铁水,于是做双“喜”沙盘,产出铁水,公然取得了24公斤铁的优越成绩,一辆汽车上挂满彩旗、锣鼓喧天,热热闹闹送到乐山钢办,地区公安处报喜。受到上面的嘉奖。从而政法系统为了成为乐山的先进,利用三峨山上的铁矿,沫江煤矿的集炭,罗一溪的堿石(石灰石)原燃材料,就地取材,公安系统、人力资源(劳教、劳改)更是不缺,所以决定建立中川铁厂。

在中川铁厂里人分五等,食具三色,厕所也要分清“敌我”二边分。人分五等是指干部、工人、就业员、劳教劳改。干部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一言九鼎,具有一切特权,其次是工人,他们是大跃进中铁厂招来的农民,虽然政治上也是工人阶级,但是这种单位一无权二无势,只能干活领工资。第三等人是“就业员”,是劳教期满后,当局不放心,这些人回到社会上去会“兴风作浪”,于是来个“强迫留队”,美其名曰“就业”,这个“就业”并非失业后找到了工作那种可喜之事,而是被强迫扣留在劳教场所,继续强迫“改造思想”,强迫劳动,也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无限期的进行“劳教”,第四种人就是这些右派劳教,第五种是在押犯人,一万多人分成如此多的“三六九等”,所以吃饭也得“食具三色”:干部工人一个食堂,伙食在当时是最好的,经常有晕有肉有新鲜蔬菜。就业员、劳教分子、一个食堂,就差多了,数量少、质量差。第三是犯人食堂那就更可怜了,连肚子也休想填饱,大概由于“吃”的不同,所以“拉”也得有区别,干部工人一个厕所,就业员、劳教、犯人一个厕所,厕所也得划清界限,分清“敌我”,无论“内急”到何种程度“敌人”绝不敢进“我”方厕所,反之“我”也不能妄入“敌”厕,以免丧失立场,丧失尊严的身份。

恶梦走向高潮,死神光临“中川”

进入一九五九年,随着卫星满天飞,凯歌震云霄的“高歌猛进”,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饿殍遍地,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却出现了饿饭现象,上面发出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勤紧裤带还外债”。干部们说:是那个“苏联老大哥”背信弃义,硬卡我们的脖子。所以只好不吃或少吃粮食。人们的粮食标准一降再降。那些重体力劳动者,从原来的48市斤降到38斤。从事脑力劳动的医务人员,从每月28市斤降到19斤,其中还要扣除半斤粮食来储备作为“月大”有31天的调剂粮,所以每天只有6两。然而,13,000多劳教犯人的繁重劳动却有增无减,有的长达12小时以上。饥饿、营养不良、体力的加倍消耗,水肿病开始大量上升。加之医院中药品匮乏,连普通的维生素及葡萄糖之类的药品也在严格控制之下。当病人处于极度心力衰竭必须使用时,医生的处方还需院长签字批准,而且其批准用量只是处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医院的院长,叫向黑蛋,山西人,文盲。除认得年月日的12345外,只认得他那个“向”字。因为资格老(1942年当八路)他说怎么办就是真理,他想骂谁,你就只能低着头等他骂,稍有辨白将会接受他的耳光拳头。他的口头禅是,对你们(劳教、犯人)就要用对付日本鬼子那样的办法。

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病员的上升率逐日增加。原有的病房再也无法容纳了。于是又利用一些废弃的工棚增设了二病区、三病区。这些病区都是用木料绑成的通铺,不管什么病员,反正“见缝插针”的安置。由于无药品治疗,病人的死亡率也逐日增加。到一九六一年春天由每天死亡2—3人增加到每天死亡10人以上。有时当一个死人才抬出去丢在地上,第二个死人马上又得抬出去丢。对于一天死上三、五个人的现象无论是干部还是医务人员都已经司空见惯至麻木不仁。最高“历史记录”,一天死亡22人。在那三年中,中川铁厂到底死亡多少人,恐怕时至今日,官方也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陈培万个人概算,决不少于1,500—2,000无辜者死于非命。

人死了,总是要掩埋的。医院里有一个杂工组,都是身强力壮的劳教人员。杂工组的工作任务是为全医院干工伙食团,及劳教、病员伙食团的粮食、蔬菜、燃料等运输工作。后来又兼任掩埋死人的工作。病人死了,通知杂工组组长。由组长持医院办公室开的证明,到基建中队的木工房去用边角余料钉一付匣子再装上死人,抬到三峨山上去挖坑埋上。然而杂工组埋人也很动脑筋的,先在一个土埂上挖一个坑,将木匣子放下后,临近挖土来掩埋,取土的第二个坑,又是放匣子的坑,就是用第三坑的土埋二坑,第四坑的土埋三坑,依次类推,却似农村中栽红苕时那种苕埂。由于土薄,偶遇大雨冲刷泥土冲走,木匣显露,那些无辜的死尸成为一群饿狗的美味佳肴。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人由饥饿而得了水肿病,有的则骨瘦如柴,可是有几只野狗却长得肥胖胖的,因为它们时常都享受到人肉的美味。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听用坟”

死人越来越多,到后来连作个薄薄的木匣子(棺材)的木材也没有了,只好将死者用被单一包就丢进坑里用土掩上了事。到一九六一年,也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神州大地已是哀鸿遍野,关在中川铁厂的劳教分子,自然就只有当“等死队”队员的份了。

此时,医院各病区已人满为患。入院的病人只能放在过道上。设备简陋,药品匮乏,如果说病区是挽救生命的场所,到不如说是那些无辜者等待结束生命的“停尸房”。死亡人数一天一天的增多,靠那几个杂工组来掩埋死人已经不能完成了,然而那一具具赤身裸体的死人,抛在病房外的空地上,必然给人们精神上造成恐慌、影响极坏。于是医院书记杨一萍,召集医护人员开会,要求各病区的死人,由各病区医护人员掩埋,如不即时处理,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要追究责任,同时规定:凡埋一个死人,奖励饭票一斤。在那个年代,一斤饭票的诱惑力胜过百万黄金。

病区的医护人员,相对而言,比较年轻,虽然粮食定量低(每月19斤)但劳动量小,热能消耗量也少些。正如古人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开始时,两个人抬一个死人,每人可得饭票半斤。但一个人又不能弄走一个死人。后来,大家为了那贵如黄金的一斤饭票,想出一个办法;一次挑两个死人。即用一根绳子将死人的手脚捆在一起,用一根竹竿木棒从中间穿过,那些死人本来已经骨瘦如柴,两个死人加在一起也不过100多斤,这些医护人员完全可以承担。从此,各病区的院坝中,再也见不到堆积的死人了。

一个医护人员一次挑两个死人,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掩埋。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在三峨山的半山坪中,发现一个山洞,有两米宽的口径,有多么深,谁也不知道。所以,把死人挑到洞口边,绳子解脱(因下次还要用的原因)用脚一蹬,那死尸就掉到洞里去了。中川铁厂所在的沙湾镇,背依荒凉的三峨山,面对汹涌的大渡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国内颇有一点“名气”。沙湾镇闻名国内,并不因为她是郭沫若先生的故乡,而是从全国各地那些手持《死亡通知》的父母、妻儿千里迢迢到沙湾镇的中川铁厂来祭奠亲人的亡灵而成就了她的“美名”。

这些家属来到中川铁厂后,交上《死亡通知》和由当地有关部门开具的证明(介绍信)厂部派人带到管教科办公室。管教科在核对了证明后并查找死者的档案,一切核对无误,才又派人将家属带到医院办公室。管教干部根据《死亡通知》上经治医生的签名,立即叫该医生带上死者的住院“病历”(都是通过修改伪造的)向家属介绍,诸如:入院时间、检查诊断以及治疗情况,总之要体现出政府的“人道主义”、干部的“关心”,医生的“努力”,终因治疗无效而“正常”死亡。那些“病历”材料不要说一般外行,就是专业人士也很难从中找出什么破绽的。

家属们都要求到自己的亲人坟前去祭奠一下,那时候香蜡纸钱是绝对买不到的,但到亲人的坟前去流几点眼泪,以寄托哀思之情,也是人类亲情表示的最低要求。可是众多的死人抛尸荒山野地,哪有坟墓可指呢?幸好我人民政府官员们早就想到了这点众多亲属的愿望。还在一九六零年前,在一病区后山一坝10平方的土地上,埋了一座坟(死者是谁,不知道),坟周用乱石堆砌,坟上长满了青草,和一般大户人家的坟头一样壮观。每当有亲属要看时,就带到这座坟前,用一块木板临时写上XXX之墓,家属信以为真,以为坟内真的就是自己的骨肉,于是儿哭爹,妻哭夫,一个个哭得死去活来,以后不管哪个家属,一律照此办理,万无一失。至于这座坟内的死者究竟是谁,只有天知道,不过他却有“幸”成了众人的“儿子”,众人的“爹”,众人的“丈夫”,众人的“亲属”,而且他还向众劳教右派的家属展示了人民政府的“革命人道主义”,说明自己虽然成为“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虽然“死有余辜”,但死后人民政府还如此厚葬,真是皇恩浩荡说不尽,只有来世再报答了!

走笔至此,便不禁想起少年时,偶尔也玩一种游戏叫麻将。麻将牌中有一张牌叫“听用”,谁拿到了这张牌,最容易“和牌”,因为这张“听用”牌,可以当任何一张牌使用,你需要“二万”它就是“二万”,你需要“红中”它就可以作“红中”,可以随心所欲,随便使用,那些中川铁厂的干部,也许就是从这麻将的“听用”牌中得到了启示。于是“发明”了这座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听用”坟既可代表张三接待亲属也可代表李四、王五……真是妙极了,可惜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什么吉尼斯世界记录,否则一定要去注册申请,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抱个金奖、银奖回来,好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没有结束的尾声

陈培万先生从1958年被送劳教,时年23岁,到1981年“改正”回家,历时23年。他的全部青春年华,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伟大的”的政治运动,还有那据说是也很“伟大”的劳教事业,前人吊苏武的诗有句云“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对秋波哭逝川”陈先生则是丁年遭难,皓首而归。他当然从来没奢望过什么“封侯印”,也不想当什么官,可你这样像“开玩笑”似的把人家整了二十几年,却又以“嗟,来之食”的姿态,给人家一纸所谓“改正通知书”。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天下依旧太平,从没人出来认过一声错,道过一声歉,叫人家恐怕也只能是“空对秋波哭逝川”了!世间有如此伟大的真理吗?

所以这是一个没有结束的荒唐的尾声,只能留给后人思考,留给历史裁决!

2017年7月28日完稿

──转自《公民议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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