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归纳，也是中共理论家引用得最多的毛语录之一。
纵览二十四史，便知事实并不如此。秦末无产者陈胜、吴广，汉末贫民子弟军赤眉、黄巾，隋末渔夫猎手瓦岗军，都是为前朝官吏作嫁衣裳。唐末私盐贩黄巢，血流三千里杀进长安，只为五代一群小王公做铺路石。赵匡胤本是后周统治阶级成员，从幼帝手中夺权，与平民阶级毫无关系。蒙古铁骑南下阴山灭了赵家子孙，汉人不分贫富都是三等公民。元末红巾军起义，各路兵马自相残杀。朱元璋本属无产阶级，但一打平天下做皇帝，就将无产阶级出身的同志杀得溜干净。全国无产者除了他的子孙，谁也不得分享胜利果实。明末延安人张献忠参加农民起义，跑到成都登基。四川的农民兄弟被他杀了多半，清初不得不“湖广填四川”。他的陕北老乡李自成灭了朱姓皇朝，祗不过为满清作嫁。清人入了关，汉人不分贫富都只有一条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清末洪秀全，妄称上帝之子，打进南京就大建宫殿，纳了八十一个嫔妃，再下圣旨叫百姓“照旧缴粮纳税”，老百姓还是与胜利无缘。
两千年来究竟哪个阶级胜利了？二十四史里没有答案。谁在乎朱元璋、洪秀全的阶级出身呢？
有人认为，毛泽东花了过多时间去研究《资治通鉴》，马克思读得不够，满脑子封建。其实不然。毛读史只择其爱，弃其所鄙，熟记在心的，往往是帝王们的谋略与权术，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类，对历史并无深入研究。譬如，北宋一百六十余年，社会稳定(外敌侵扰另当别论)，主要归功于宋太祖赵匡胤。他一重法制，以为“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二讲“干部知识化”，改革科举，扩大招生，录用人才一概不问出身；三行“言者无罪”，在太庙中立下誓碑，凡嗣君即位，须入庙跪读并遵守。碑文之一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然而，赵氏谨守法度、“言者无罪”、“不杀上书言事人”的经验，从未进入毛泽东的视野。毛泽东读史，用的是另一种眼光。他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是实，马克思祇是一张皮。
历史上新皇朝甫建立，总需收拢人心，使人民休养生息、增丁添口。薄徭役、减税赋是既定方针。譬如唐朝初年就实行过土地分配，农民都能领一块田地谋生。清初湖广填四川，招抚流民，安置士兵，一律给田耕种，新垦土地一概免赋，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这些即历史学者归纳的“让步政策”。但史学界关于“让步政策”的论战被他一语了断：“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
他从历史中看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反攻倒算”。他沉缅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现代迷信，又得力于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严密的社会组织──共产党，将他的意志传递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于是，一个又一个灾难就被制造出来了。
一九五零年七月，他发动了第一个运动，名叫“镇压反革命”。其主要对像是原国民党政府的党、政、公、教人员。一九四九年初，中共眼看内战胜利在望，曾呼吁国民党各级人员留守岗位，等候解放军接管。中共承诺，许其继续工作，以维持社会治安和民生安定。其时全国各地有几十万人留了下来。但到建政近一年之际，大局已定，他便把大批国民党留任人员称为“国民党残余势力”、“反革命分子”，“镇压”了。
“镇压反革命”，毛泽东只迷信“倒算”，迷信“杀”。谁杀得少谁就是“右倾”。杀了几十万，还认为杀得不够多。几个月内，他多次发出批评，要求各地纠正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的“严重的右倾偏向”。
他们往往节衣缩食寄钱回乡盖起一座房子，买几亩田，让在家的妻子(或加一个养女)过上粗茶淡饭的日子。而土改工作队为了多分“胜利果实”，把那些女人也定为地主，其田地房屋一并没收。
北京大学到江西省参加“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的师生，掌握了近十万农村人口命运的大权。年仅十九岁的女学生乐黛云担任一个四千多人的村子的工作组组长。他们按照《土改手册》，根据土地拥有量，在该村划出了八个“地主”。一位副县长到该村，指挥召开大会，将八人一并就地枪决。其中一人是个老头，在上海做了一辈子裁缝。他孤寡一人，省吃俭用，攒一点钱就在家乡置一点地，攒到一九四九年，攒成了“地主”。他并无劣迹，还常为家乡做些善事，正派老百姓都为他说情，但“按照规章办事”，他是“地主”，被枪决了。
云南大学教务长王士魁曾任土改工作队大队长。他说：“土改中不知冤枉死了好多人，惨无人道，真残酷极了。”
云南宣威火腿闻名于世。浦家山镇人浦在延是第一个将一家一户的个体火腿生产者组织成大规模经营的资本家。其子浦承统在家协助父亲，经商办厂，支持几个妹妹在外读书。三个在北京读书的妹妹后来都转赴延安，加入了中共。（其中浦琼英后改名卓琳，即后来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夫人）浦在延去世后，浦承统继承父业。他应该算是中共所称的“民族资本家”。可是他家中有些地产，于是被划为地主而关押，不久在宣威第一看守所服毒自尽。
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代秘书长的侯方岳向省委书记进言，对地主不应采用一律镇压的手段，并在广南县僮族聚居的四个乡搞“和平土改”，未杀一个地主，结果被斥为右倾，撤了职。不赞成滥杀地主的干部不仅挨整，有的甚至被整死。
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章乃器、梁漱溟等率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赴四川。八月回到北京，毛泽东请章到家中谈话时，章向毛反映土改工作队“对地主滥用肉刑，乱打乱杀”的情况。毛轻描淡写地答道：“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毛泽东对土改时的乱打乱杀知之甚详。一九五九年他回老家韶山村时曾说：“我父亲早死了，要是活到现在。至少要被搞成富农，受镇压。”由此可知，在毛泽东看来，一个农民被定为“富农”，就等于犯了死罪，应当受镇压。
其实，凡子女在中共当了大官的地、富都未受镇压。譬如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出自河南安阳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几个弟弟做过联保主任、乡长。可是土改时家中安然无事。土改工作队还给他家保留了五十亩地，四十多间房。毛泽东的父亲若果真在世，绝不可能被处死。
河南省副省长刘积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河南省副主席）认为，“皇帝封地给某人，赋税归他，这叫封建。可是地主自己掏钱买地，谁封的他？谁建的他？要分田也可以，我主张和平分田，不必斗争。”
党内也有人认为租赁、雇工并不构成该罚以抄没家产或肉体消灭之罪。他们主张和平分田。中共华南分局第一、第二书记叶剑英和方方，除欺压鱼肉百姓者按其罪恶相应惩处外，对一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财，不挖底财。对华侨、侨眷或兼营工商业的地主，仅没收其出租的部分，不收其房屋家俱。对开明士绅和知识份子也区别对待。但他们被毛泽东叱为搞“和平土改”。毛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上去了，广东还在爬。”他指着方方说：“土改右倾”，“降你一级。”另派华南分局第五书记陶铸从广西调到广东，接替方方，重搞土改。
陶铸力纠叶剑英、方方的“土改右倾”。千万户叶、方主政时未遭劫的“地、富”家破人亡，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土改不力的干部被指为保护地主的“阶级异己分子”。1950年广东恩平县农民冯群忠被害一案，本已确定是松仔岭村八个农民所为。但陶铸派员重新调查，认定凶手是“大恶霸”冯瑞麟（实为中农），而公安局和法院“帮助地主阶级杀害农民”，属反革命事件。判处县委书记兼县长郑鼎诺和县公安局长、法院副院长等六人死刑。（郑鼎诺的死刑经叶剑英过问后改为五年徒刑。1980年平反）
梅县有位陈姓士绅，曾多次掩护郭翘然（中共建政后曾任广州市副市长）、张文等反蒋人士。被定为工商业者兼地主后，他跑到广州，向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土改委员会委员的张文求救。张说服他回梅县支持土改运动，并向上级说明陈的情况。但陈回乡后还是被处死了。
广东有个乡，额定要镇压十八名“不法地主”，杀了十六人之后，尚缺两名。便又抓走两个人杀掉，完成了上级指派的任务。其中一位死者的弟弟被关在拘留所内，吐血而死；弟媳闻夫死讯，自缢身亡。其母被扫地出门，不得不投奔女儿，死于乞讨途中。
中共在“土地改革”时告诉农民，只要消灭地主阶级，农民就翻身成了主人，可以享受社会主义幸福生活了，实际却全不是那么回事。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夫人江青在湖北武昌县搞土改，她的生活比当地的地主阔气百倍。乡里贫农团长王传道赴武汉缉拿外逃地主时受了风寒，江青不许自己的医生给他看病，任他高烧十几天后死去。乡里有没收的地主的棺材，土改工作组提议给王用，但江青将棺材作价二十五担谷。王家无钱，工作组祇好找些破木板，收敛了王。
江青只有一个，而大量的是党的“干部”。正如邓小平一九六二年所说：“有的农民讲：过去我们养一个保长，现在是好多保长。……这部分人是大量的，据说是一千几百万，一个数字是一千六百万，有的估计是二千五百万。”[[v]]一九六零年彭德怀元帅被软禁期间，一位警卫战士的家属曾这样对彭诉苦：“下边的干部比过去的地主、保长还凶，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这日子怎么过啊﹗”
中共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民却并没有胜利，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只是将“一个保长”换成了“好多保长”而已。
两千年来中国战乱频仍，但诗书香火绵延不绝，因为大多数读书人都在乡村，新朝代不革他们的命。但这一次不同，“新中国”的执政者只以土地多寡划分敌我，读书人或出租土地，或雇人耕作，反正是地主，在劫难逃。江苏南汇县的读书人苏局仙是一九零七年清廷废科举前最后一批秀才之一，一生除日据时期回乡避乱外，从未离开教鞭。可是家里有几亩地，也被定为“地主分子”。幸他当时已年近七十，获得“宽大”，仅受“管制监督”，未被镇压。
“滨江才子”杨芷江是江苏盐城、阜宁地区的诗词名家。一九四零年陈毅、黄克诚领导的中共新四军开到盐阜地区，多次与他交往、合作。一九四二年底新四军军部转移前，托杨保管物资并掩护邹韬奋等文化界人士。土改时，陈毅怕杨也被镇压，特给盐阜地区的领导人写信说“不要把杨芷江列为斗争对像”。但迟了一步，信到时杨已被处死。
民国初年做过江苏省民政长、运河水利工程局局长的马隽卿，将女儿许配给了周恩来的胞弟周恩住，并将周的生母接到自己在高邮的家中供养了十多年。共产党到高邮前夕，马隽卿自持平素无恶迹，周恩来的生母又受他长期供养，便没有逃离。但是，土改一开始他就是清算斗争对像。女儿被插上“地主马隽卿女儿”的标签，四出游街。八十多岁的马隽卿在烈日下挨斗，很快丢了老命。
浙江海宁县人许行彬，一九零六年加入同盟会，曾多次秘晤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后一度出任浙江省议员、财政厅秘书长，二十年代辞官归故里从事实业。一九三四年大旱，他带头开仓赈米接济饥民，并对佃农田租全免、地租减半。抗战时他捐款抗日，整修海塘，素为乡人敬重。可是当地的军管会却以“恶霸地主”的罪名判了他二十年徒刑。
诸葛亮出茅庐前“躬耕于南阳”，其实也要雇工的。所以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阎长贵说：“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分子。”南阳诸葛草庐被红卫兵砸烂。诸葛亮死后葬定军山，陕西勉县的红卫兵找不到其葬身处，便砸毁山上的“古定军山”碑，也算参加了文化革命。
一九五零年若诸葛亮还在世，必定逃不脱土改一劫。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