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清心:北大荒知青飞蛾扑火的最后一场悲剧

“同志们,山火烧过来了,快去救火!”广播中传来呼喊。

正在写日记的哈尔滨知青杨淑云,没来得及插上笔帽,飞奔而出;

躺在病床上的上海知青朱慧娟,甩掉身上盖的棉袄,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知青李桂芬一边跑一边喊:“快冲啊,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不到十分钟,六队的知青全部冲到了火场。大车班的小伙子冲上去了,菜园队的姑娘冲上去了,杨淑云她们几个也一起冲上去了!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睛,喘不过气来。

19岁的杨淑云奋不顾身地冲在最前面。知青赵江海发现她棉袄的袖子冒烟,辫子也已燎着,赶忙帮她将身上的火扑灭,拦住她说:“你赶紧到东北方向去,那边安全!”只见她举起树枝,又去扑火。

刚从上海养病提前回来的朱慧娟,紧挨着姐姐在一起。她因为生病双腿无力,几次被荒草甸里的“塔头墩”绊倒,站都站不稳,她半蹲半跪地挥舞着树枝拚命地扑打。

烈火被打灭了一段,火势减小。突然,从沟底到山坡刮起旋风,压向人群,风大草高,火借风势,火头一下子又窜起来,杨淑云、李桂芬等六位女知青被围在里面。大火被旋风卷走后,地里留下一片黑糊糊的焦炭和几具尸体。杨淑云、李桂芬、朱慧娟、朱慧丽姐妹俩都未能幸免。

这是1976年3月13日中午,黑龙江尾山农场六队发生的知青“飞蛾扑火”一幕悲剧。

从听见第一声救火的广播,到葬身火海,前后只有半个小时。七位罹难者,五名上海知青,两名哈尔滨知青。死者中有六位女性,一位男性。最小的19岁,最大的28岁。

这场大火是由相邻的格球山农场烧荒引起的。因为风大,火随风势朝尾山农场六队迅速蔓延。结果,火不但没有被扑灭,救火的七名知青在大火中丧生。

当火势太大,人力完全不能扑灭时,为什么不下令撤离火场,以保全人的生命?如果非要流血牺牲,就鼓动一群缺乏生产经验和安全意识的知青去赴死?他们实际上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浓烟呛得窒息而死。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扑火时该如何避险逃生?

火灾后,农场上下对事故的性质都心知肚明。这显然是一起因管理指挥不当而造成的重大伤亡事故,事故完全可以避免,七位知青的死亡本不应该发生。

考虑到几位知青毕竟是为救火牺牲的,场部宣传科长听取了上海慰问团驻尾山农场分团的建议,让“材料匠”写了份介绍七知青事迹的材料,托人回上海探亲时交到解放日报社。

不曾想,这份送交解放日报社,并刊登在内参上的材料,被当时主抓意识形态的姚文元看到并作了批示:“英雄的战士,火红的青春”。

姚文元批示后,党媒跟进大力宣传,“3.13”事件突然被变调,一起“飞蛾扑火”恶性事件,摇身变为一个集体的英雄壮举在全国大力宣传。“坏事变好事”,尾山农场也开始把丧事改办成喜事。中共黑龙江省委授予杨淑云等七名知青“英雄战士”的称号。

姚的批示,不仅令事件责任人如释重负,而且让这个几乎年年亏损,穷山恶水的尾山农场,因为出了七位“英雄的战士”而扬名。发生“飞蛾扑火”事件的农场和生产队成了“培养英雄的学校”,引来大批参观团。那里的领导成了有功之臣,1976年的“十一”,尾山农场一名副场长和六队党总支书记应邀进京参加了“国庆观礼”,而这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政治待遇。

姚“批示”是在1976年4月∼5月间出笼的,9月毛死了,10月“四人帮”被抓捕。如果毛还活着,“四人帮”不倒台,“英雄的战士,火红的青春”这类煽动知青为共产主义献身的荒唐口号会不断出笼,那么尾山农场“飞蛾扑火”悲剧就不会是最后一场。后面的年轻人,会以杨淑云“英雄战士”为榜样,成为张淑云、王淑云,“激情燃烧”地继续上演“飞蛾扑火”的悲剧,做中共的牺牲品。

1969年至1976年的七年间,北大荒发生过多起火灾,烧死的知青有上百人,烧伤的知青有上千人。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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