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上去像段子，没想到竟是真的！机场贵宾厅关闭后，河北一名县委书记感叹：虽然坐了无数次飞机，但取消贵宾厅等细致服务后，我比刚进城的农民还懵懂，订票、取票、换登机牌等，不问就不知道，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见诸官媒《人民日报》的这则报导，既让人惊讶又让人哭笑不得，有人将这种现象戏称为“官员不适应症”。
依我看，之所以会有“官员不适应症”是因为“官员生活不需要自理”。记得前一阵曾看过一篇报导，湖北省恩施市市长李国庆在市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自我批评时曾坦承自己“在医院看病从不排队，住院也是住有专人看护的VIP病房。家里灯坏了，水管不通，直接给机关事务局打电话派人修”。这种现象据说在大陆官场相当普遍。按照“裸体做官”一词的发明者周蓬安先生的看法，像李国庆市长和那位河北县委书记这类“生活不需要自理”的官员如今在中国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可以这么说，凡配有固定秘书，以及虽未配有固定秘书但有固定办公室人员服务的官员，生活都不需要自理。
这么说夸大了吗？完全没有。在当今的中国官场，秘书几乎已经成为“领导干部”的标配，无论职务高低，无论需不需要，都得配上一个，秘书甚至已成为官员“耍官威”、显示“官范儿”的象征性符号。既然配了秘书，总得让他们有事可做，有地位可显。因此本该由官员自己完成的工作甚至家务活，往往也成了秘书的分内事。而秘书为了显示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对上司的忠心，也十分乐意帮领导处理家务活，因此很多秘书实际上变成了官员的“跟班”，有的甚至蜕变为官员的“家丁”。而慢慢地，官员无论大事小事，都必须由秘书安排，由秘书代劳，久而久之养成了对秘书的依赖，在滋长“官本位”坏毛病的同时，自身的生活和工作能力也随之退化，甚至由“生活不需要自理”退化到“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连官媒《人民日报》也不得不承认：“干部去医院不知道怎么挂号、乘公车不知道如何投币刷卡、参加培训会走错教室”，“毛病是惯出来的”，“症结在于长期四体不勤、高高在上。”
“官员生活不需要自理”其实是一种变相腐败。它不但说明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会滋生出特权，而且表明那些动不动喜欢以“公仆”自称的官员压根就不是真正的公仆，而是披着公仆外衣的“老爷”，所谓“伪公仆”是也。
试想，这些“生活不需要自理”，长期车马开道、前呼后拥、高高在上，甚至“一抖肩膀就有人接大衣”的“伪公仆”，怎么可能对民众的生活有真实的体验与理解？怎么可能真正关心老百姓“患病为什么难治，公交为什么难挤，菜篮子为什么难拎，阴霾为什么难治，强拆为什么难绝，官司为什么难打，上学为什么还要找人”等现状？让这帮老爷“为人民服务”，可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