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饿死几百万河南人的中共酷吏

【新唐人2014年5月9日讯】(新唐人记者欧阳秋综合报导)日前,有海外中文网站摘录了一篇大陆业余写作者杜君立编写的文章《酷吏吴芝圃》的部分内容,再现了上世纪60年代初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发生的惨绝人寰的饥荒。本文摘抄整理部分内容如下:

吴芝圃,河南杞县人,中共党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大跃进期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激进的吴掌握了河南省得主导权,最终酿成惨绝人寰的1959年“信阳事件”,致使河南几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根据专家就全国历年旱涝等级报表和气象水文概率统计的研究,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基本风调雨顺,全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所以当时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不过,确有少数地区在这三年中有不同程度的旱涝灾害。1960年河南遭遇大旱灾,农业产值再下降11%,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河南城乡民众陷入饥饿中。

由于高指针、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几无糊口存粮,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

但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仍然谎称“形势大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仍维持72.58亿斤的高“征购”,甚至还坚持外调粮食8亿斤。

1960年1月1日,中共《河南日报》仍然发表《开门红,春意浓》的元旦社论,坚持要“全面跃进”。

1959年以后他为保住自己的“标兵”地位而不顾河南农民的死活。这方面最令人发指的就是轰动全国流传青史的“信阳事件”。

在吴芝圃手下,有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等一帮铁杆马仔,他们不遗余力地推行吴芝圃的“共产主义试验”,遇到旱灾、粮食大面积歉收或无收时又“狠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开展反瞒产工作”,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强行搜刮来交征购,致使很多地方农民没饭吃,纷纷外出逃荒要饭。

路宪文等人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命令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农民,以暴力手段阻止外逃。

这种种丧心病狂的举动导致信阳地区农民成为涸辙之鲋,只能坐以待毙,或者被活活打死。

据中共信阳地委后来报告,1959—1960年冬春,正阳县死人8万,息县死人10万,新蔡县死人10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总人口的10%,有的队的死亡率达30%。

这一严重后果使路宪文也坐不住了。1960年2月他向吴芝圃报告了饿死人的问题,一向以历史学家自诩的吴芝圃或许不以为然,中国历史本来就是“人相食”的历史,饿死农民是很正常的。吴鼓励路宪文挺起腰来继续干。

后来信阳地区的许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闹到了省里,吴芝圃坚持包庇他,以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

有吴芝圃大力支持,路宪文在搜刮走最后一粒粮食后,严令不许农民逃荒要饭、严禁家里冒炊烟。所有的大食堂均早已断炊,无数农民如同干涸池塘中的鱼一样,只能悲惨地活活饿死。很多幸存者仅仅是吃死人肉或者活人肉而已。当时有民谣说:“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当民间沦为地狱时,人间还是有天堂。

从“长征”时代起,对中共干部来说,“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在当时,包括省委地委在内的中共组织和成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基本都可以享受到充足的特供,甚至有鱼有肉。

这一“福利”使很多中共中人及他们的后代依然感念吴芝圃的恩德,将他视为一个儒雅的传统士大夫,甚至比作自己养猪种菜的苏东坡。

在饿殍盈野的1960年,有个杨蔚屏的中共高官,在坐着轿子上鸡公山游玩时,见路边有一些饿死的人,赶紧闭上眼睛,这种灾难几乎扫了他游山玩水的雅兴。

李锐是中共党魁毛泽东的秘书,他的女儿李南央在《童年琐忆》(原载《老照片》第53辑)中,记述1962年春节她在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家渡寒假的经历。

何伟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后两个院儿,前院是办公区,后院是宿舍区,前后院都有军人站岗。他住的是两层独立小楼,好大好大,地面是木地板。

李南一人住了间客房。吃饭的屋子就像个小食堂,一面墙是落地的玻璃窗,厨房也很大,炒菜的灶是那种饭馆用的大土灶,火又大又冲,有专门的厨师。顿顿饭都是山珍海味。

李南记得上的一道鱼,下边铺着一层脆脆的干粉丝,上边的鱼煎得焦黄焦黄,被一种味道极鲜美的汁盖着,色香味都诱人。早上每人一杯牛奶,配一个煎鸡蛋,对于在学校整整饿了一学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鸡蛋的李南,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

第二天早上再看到煎鸡蛋泡牛奶,李南不知该吃还是不该吃。看到何伟一家人仍如往常一样地吃,她也就吃了。

李南还几乎天天晚上看戏,不是京剧就是豫剧,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剧院里总是冷清的,没几个观众,往往看完戏回家时,何伟的麻将局还没有散呢。

中国新年那几天伙食更是好,顿顿好菜,主食花样也是好几种。回来后听从河南探亲回来的一个阿姨提起,河南的饥民发生过抢国家粮库的事情,军队开了枪,打死了人。

人不仅是喜欢欺骗的动物,人其实也是最容易被欺骗的动物。当你看到一个人在给花浇水时,你会赞美这个人的善良,事实上他浇的是开水,这事实只有他本人知道,但他或许不会说出来。

在毛暴君和其他中共大人物考察河南时,吴芝圃善解人意,报喜不报忧,隐瞒了饿死人的事。

吴芝圃的倒行逆施使河南民众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据研究者按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推算,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中河南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达200多万人,其中信阳地区就饿死近100万人。

当时永城县60万人口,在以暴力手段征收干净粮食后,已经活活饿死10万之多。县委书记韩文明命令:不准饥民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将数十万民众完全置于死地。

1958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农民纷纷哭诉: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著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1959年8月,无数中国人在酷暑中奄奄待毙。在嵖岈山人民公社——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的地方,大食堂一天一顿只有面汤,而且越来越稀,人人脸上都菜色浮肿。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庐山上,毛暴君正在和他的中共骨干开会。仗义执言不会撒谎的彭德怀成为众矢之的,遭到整个中共的围攻,接下来就是席卷全国的反右倾运动。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政治争先,开展大批斗运动。恐惧中的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毛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

小营大队支书上去就破口大骂:“狗日的彭德怀,我跟你拼了!你反党,反毛主席,想干啥?吃得那么好,官那么大了,还不知足,还想当真龙天子不成?那真龙天子是天上的星宿,前世有定数的,你会当成了?”

因为彭德怀无法来到现场,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以联系实际,加强切身感受。

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嵖岈山有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的草料被当小右派斗。

据说牲口是国家财产,或者说是国家干部。这些跟牲口争食的人类被称为“右派”。当时一个人民公社只有几个人识字,大家都不明白什么是“右派”,总当成“油牌”。这些人一直在惊恐地打问:“什么是‘油牌’?我哪来‘油牌’呢?”

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共反右倾精神,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

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洪福,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洪福头发连头皮一块撕下来,活活地打死。

中共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写道:“庐山会议以后,从1959年11月至60年7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

当时信阳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后来河南省委向中央检讨,也称“一时间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嵖岈山公社书记偷着吃牛肉,公社的农民饿殍盈野。在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著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著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著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有两个村全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极其惨不忍睹。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拚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

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5647户,息县5133户,固始县3424户。”

人祸蔓延成为一场大灾难,每个人都面临着良心与利益的选择。

中共光山县委副书记张福鸿仗义执言,竟被中共第一书记马龙山领着其他中共县常委将其活活打死。

由于当时电话还不发达,吴芝圃下令:不能让有损河南形象的信出省。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便指示邮电局检查信件,并加派人员监管,据统计共扣下1.2万多封上告信。

吴芝圃极力捂住盖子,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到1960年初,河南农民大量饿死的情况还是透露了出去,“震惊了中共中央领导”,开始派人前来调查。

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共内部会议上汇报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约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中共与农民关系受到很大损害。

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小队90多人,只剩下30多人了……

1961年初,中共中央派了三万名武装军人接管信阳,开仓赈粮时,许多人在爬到粮仓的最后一刻咽气倒毙。

1961年1月,吴芝圃向中共中南局和中共中央承认河南发生了中共建政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但他总结的主要原因却是“阶级敌人、蜕化分子”的“破坏”。

而中共中央在随后就批转了信阳地委的报告,要求全国“迅速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复辟势力”。

一场人为的“惨绝人寰的大惨案”,似乎只不过为“反革命复辟”的“阶级斗争”做了个注脚。

不过,“阶级斗争”的借口是平息不了沸腾的民怨的。1961年元月,吴芝圃代表省委开始检讨大跃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2月,中共调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中共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降为第二书记。

1962年4月,中共最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一切职务,贬到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这场“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当年被中共定性为“阶级报复”、“违法乱纪”的“反革命复辟”。

从1960年9月到12月,中共信阳地区的16个县(市)委书记与县长都被抓了起来,“其个人与家庭开始了长达20年的厄运”。

吴芝圃被中共勒令到重灾区光山、潢川等县,向家破人亡的饥民当面请罪。为了平民愤,当时还准备处死一些中共干部,后被毛暴君释放。以后陆续发现饿死人是这个中共控制下的中国最普遍的现象,信阳事件只是掩盖得不好,较早暴露而已。

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

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当时美国记者斯诺也来到中国访问,他离开中国后说:“我在中国没有看到饥饿的人,绝没有像过去那样的饥荒。”

吴芝圃的“共产主义实验”终以牺牲数百万人的生命、折损河南工农业元气而结束,他自己机关算尽也成为“大跃进”的政治失败者,最后离开了河南官场。吴芝圃在省委做“检查”时曾说,他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我欠河南5000 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洁”。

在“大跃进”中虽然同样面临来自中共“刮粮”的巨大压力,只有四川、安徽和河南这几个产量大省造成的人道灾难最为惨重。当时极为封闭和疯狂的社会氛围下,像吴芝圃一样闹出“大惨案”的中共高干不在少数,但似乎只有他说出这种自责忏悔的话来,也许他真有点儿“良心发显”了。不过,他最终所受到的“处分”与那200多万条生命相比,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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