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档案】傅作义亲人的悲惨遭遇(上)

【新唐人2013年12月12日讯】【导读】傅作义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1月底中共军队占领天津后,接受中共的条件,率25万北平守军投诚。然而,他的亲人的悲惨命运令人唏嘘。

傅作义之女傅冬菊是中共“地下党”

策反傅作义的功臣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共的生存发生危机,急需了解蒋介石的全面部署,傅作义将军当时是华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经常去南京开会,从他入手无疑是唯一的办法。傅作义长女傅冬菊是“地下党”,奉中共密令回北平“看望父亲”,准备窃取傅作义寝室保险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虽然傅作义开保险柜从不回避女儿,傅冬菊也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但保险柜的钥匙,装在父亲的上衣口袋里,白天不离身,晚上放在枕头下。为了拿到这把钥匙,傅冬菊把脑筋动到同父异母的5岁小弟弟身上,她买了几块价格昂贵的巧克力糖和小弟弟做了一笔交易,让他从父亲上衣口袋取出钥匙交给她。傅作义下班回家,得宠的小儿子爬到爸爸怀里,撒娇要爸爸讲故事,并乘机拿走爸爸上衣口袋里的钥匙,交给了大姐傅冬菊。

就在傅作义又去开会时,傅冬菊进了父亲的卧室,用密码和钥匙打开保险柜,拿起照相机,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随后,把钥匙还给小弟弟,让他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任务完成后,傅冬菊又送他几块巧克力,并让弟弟拉勾发誓,保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中共很快得到这个胶卷,称之为“这是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傅冬菊出卖了父亲,也出卖了国民政府。

傅作义对共产党并无幻想,他曾公开说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后来,中共军队逼近北平时,是否把华北和60万军队交给中共,这个责任感和现实状况使傅作义心情非常矛盾,他痛苦到“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而傅冬菊不但无动于衷、毫无罪恶感,而且着急催促父亲赶快向共党投降。

当时,中共安排傅冬菊任天津《大公报》副刊编辑,让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设在天津黄家花园的“华北剿总”办事处,将傅作义的大量军事情报秘传给中共,让傅作义的许多军事行动屡屡失败。她在劝阻父亲傅作义不要率部南下、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的同时,还把父亲兵力部署、战略意图等情报及时汇报给中共,以致使中共根据取得的情报掌握战机,下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将傅作义及其所率部队困在华北。

中共通过傅冬菊提供的重要军事情报,一直掌握着和谈主动权。傅作义接受和谈的基点是为了北平千万百姓免遭涂炭及北平这座五朝古都大量稀世文物得以保存。根据傅冬菊汇报的傅作义的思想、动态,中共最终作出和平解决北平的决定。秘密和谈阶段,傅作义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联系,利用的基本都是傅冬菊这条联系通道。傅作义以为中共只是找到大女儿傅冬菊来做中间联系,哪里知道女儿是个背叛父亲和国民政府的叛徒。

秘密和谈结束后,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姿态,起草了一个《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致傅作义的公函(最后通牒)》。这封公函措词极为强横、严厉。信中说:“……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将军及贵党统治之下,取消人民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贵将军自身为战争罪犯……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在傅冬菊接到邓宝珊与中共代表苏静转来的这封信时,深怕“士可杀,不可辱”的父亲临时改变主意。于是,故意将这封公函放在了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室的文件堆下面,让傅作义看不见。

1949年2月1日,即解放军入城仪式的第二天,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人民日报》才公开发表了给党涂脂抹粉的《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致傅作义的公函(最后通牒)》,此时傅冬菊才不得不把此信原件从文件堆下面拿出来交给父亲。傅作义看过,当即痛骂女儿不忠、不义、两姓家奴。

最终,傅作义的五十万雄兵不战而降,林彪兵不血刃,所部不仅没有亏损,反而一夕之间变成了“百万大军”。北平被宣布“和平解放”,从此成为红都,让毛住进了中南海。 “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一功当然是傅冬菊,她当时的个人作用在意义上远远超过了林彪的五十万大军,然而她得到的报答却是不可思议的。在其后的岁月中,傅冬菊的境遇十分凄惨。

凄惨的晚年

北平和平解放后,《大公报》停刊,傅冬菊仍用“傅冬”笔名。并随刘邓大军南下,当了一名战地记者。后来随军辗转到昆明。并受到老熟人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把她编入宋任穷的“西南服务团”。 1951年,陈赓将军将傅冬菊由昆明带回北京,并准备派她到朝鲜前线做英语翻译工作。在北京,傅冬菊见到了中共老资格革命家帅孟奇。帅孟奇以朝鲜前线不安全,不适合傅冬菊为由,把她留在了人民日报社,从此,傅冬菊一直担任人民日报记者,作新闻工作。

后来,傅冬菊感到在政治上越来越遭受歧视。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党组织的有关人员,曾要傅冬菊填一张入党申请表,说:“填完表你就是中共党员了”,傅冬菊很感意外,说:“我早就是党员了,这个表我不填……”后来还是在崔月犁的证明下,才作罢。

文革”期间,傅冬还是被作为“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给揪出来,遭到残酷批斗。她又去“探望”父亲(文革初期,傅作义名列周恩来的“党外人士保护名单”),自身难以保全的傅作义对她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傅冬非常痛苦,她不理解,自己背叛家庭,背叛父亲,入党、闹革命。这些即便没有功劳,怎么也不会有罪吧?怎么倒成了“反革命”了?甚至连当年自己为避免中共公函给傅作义带来负面作用的“扣押公函”事件,也被说成是“扣押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了。这让傅冬尤其接受不了。于是她给毛泽东接 连写了两封信。后来才获自由。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迫,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她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前些年房改,需要个人将公房买下来,而这象征性的不多的钱,她都拿不出,以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实际上傅作义上交了多处私人房产,退回一处给他女儿住,完全合情合理,但没人理这事。

傅冬菊临终那年是2007年,此时她已经卧床2年多,贫困交加,当年平津战役时期求她办事的许多人早已在中共里身居高位,还有不少是家属子女在西方民主国家享受赃款的裸官,哪个人说句话都能够改变她的处境,但直到临终也没有人去看望她。

她曾说,想写一本父亲的回忆录,但最终没有动笔,她说直到现在才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她还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已经为时太晚。傅冬菊到了晚年,身体每况愈下、多次被报病危,没有资格住公费的高干病房,只能住“特需病房”,这种病房只要付钱,是个人就能住,每天住宿费400元,护理费自己出,两个护理员每天12小时一换班,每个护理员每月工资数千元。

只有退休金的傅冬菊负担不起“特需病房”的开销,护理她的人因为嫌付的钱少,关键时刻甩手走了。后来又找了几个干护理的,开口要价月薪5000元,两个护理员每月工资要支付一万元,傅冬菊及其家人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组织”呢?没有因为她曾说服父亲放弃抵抗,让共产党没放一枪就“解放”了北平,立了特殊战功,而免了她的病房费,而是任她自生自灭。

最后,躺在病榻上的傅冬菊已经不能说话了,在2007年7月2日,“党的生日”的第二天,她终于解脱了一切烦恼。不知她在咽气之前是如何反思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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