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0日讯】2011年9•11前夜，我从柏林飞抵纽约，入关的旅客排成长龙，安全检查极其严格，大伙儿都花了3个小时以上，来进入这座超级堡垒。
在荷枪实弹的大兵中穿行，我想：“这就是曾经超级自由的美国？”我的脑海里涌出惠特曼的诗句：“无论你是谁，地球为了你而有陆有水，太阳为了你而悬挂在天上，船舶在海上航行首先是为了你。”
接着，我在翻译黄文的引领下，入住曼哈顿时代广场旁边的酒店。太阳已经沉没了，在高楼的森林中，我的头顶交替闪烁着“五粮液”和“新华通讯社”的广告——也就是中国名气最大的传统白酒和间谍机构的广告。
恐怖头目拉登被歼灭了。9•11当天，在美国笔会主持下，我登陆美国的首场活动如期举行。曾被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悬赏500万美金追杀的拉什迪出席并致辞，他笑容可掬，看不出那颗头值多少钱。我朗读了《大屠杀》——这首写于1989年六四的长诗，让我坠入地狱：“权力永远会胜利，屠杀在三个世界进行。”
共产党用子弹射死全体中国人对政治改革的热望，又将大伙儿的灵魂卖给金钱至上的魔鬼。中国经济就这样腾飞了。而经济衰退的西方，在已成定局的全球化中，似乎各国都需要垃圾成堆的中国市场，于是独裁和人权理所当然被忽略。我记录监狱黑幕的《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显得不合时宜。奥威尔的《1984》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就更加遥远了。
我要感谢经纪人伯恩施坦、作家菲利浦和拉什迪、美国笔会和刊登《逃离中国》的《纽约时报》，因为他们让我从乱糟糟的庞大纽约仰望到十分清晰的理想光亮。我期待着下一站哈佛，我是怀着朝圣之心从新泽西坐火车去哈佛的。抵达第一天我参观校园，导游指点着某某街道，如数家珍地告诉我，某某、某某某影响人类进程的思想家、文学家曾经在此起居。可我还无意间知道，中共高官习近平和薄熙来，如今一个台上一个台下，子女都在哈佛深造，薄熙来的儿子还雇佣了两个美国保镖。此外，中国还有多少有权有势的家族子女就读哈佛，哈佛通过这些子女，从独裁者的手里得到过多少利益，却是个谁也无法追究的谜。
难怪，哈佛资深汉学教授傅高义，出版了上千页的《邓小平改变中国》，傅高义说：“邓小平可能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在当时情况下，这一决策（指开枪杀人）也许是对的……”
我在哈佛费正清汉学中心朗读了《大屠杀》，接着和9个教授一块吃饭喝酒，却不知道多少教授持有和傅高义相似的“以大屠杀换取社会稳定和经济腾飞”的看法；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和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也是这种看法。所以我说，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人都可以去中南海领取高额退休金。
经过教授们投票表决，我在哈佛大学的现场演讲和《大屠杀》朗诵，被禁止在哈佛网站出现——因为这会削弱中美学术交流和学者互访——哈佛著名的燕京学社是加强这种交流和互访的。
今年春夏之交，在中美政府、民间交流和互访成为家常便饭之际，泄密者斯诺登先逃香港，后逃莫斯科，掀起价值溷乱的巨澜。于是奥威尔的《1984》和我的《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都先后成为“警世”热门书。在一篇接一篇的相关英文书评中我揣测：年轻的斯诺登对中俄两国独裁政治的好感，是不是也源于《邓小平改变中国》这类学术权威书籍？
2013年8月27日于柏林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