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3日讯】（新唐人记者陈洁综合报导）近年来，中国面临耕地污染加剧、水资源短缺、农村劳动力不足、农业人才流失等问题，中国人正越来越养活不了自己。事实上，中国的粮食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但却仍然赶不上消费的增长，而粮食的安全更是一大隐患。有评论指，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可以看到，这一切似乎与中共的不当政策，如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追求GDP等，以及贪腐有关，这些才是中国粮食问题真正原因所在。
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粮食供求矛盾
人民日报社旗下《中国经济周刊》日前发表一篇题为“缺粮的中国”指称，过去10年，中国人均农业产出年增速达3%，比全球1.7%的年增长率高出近一倍。然而，粮食不仅没有出现明显过剩，粮食的进口依存度反而翻了一番，从6.2%增长到了12.9%。
消费增速从何而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城镇化过程中，每年1700万农民进城成为市民之后，从农产品的生产者转成了农产品的消费者，其生活方式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体现在对农产品的消费差距上：他们从以谷物消费为主，转而消费更多的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而这些需求都需要大量的粮食进行转化，间接地导致了粮食需求量的增长。
按照中国目前的农业生产能力，至少需要30亿亩以上的国土面积才能满足需求。陈锡文表示：“18.2亿亩耕地转化成播种面积，大约只有24亿亩。缺口在那儿摆着呢，随着城镇化继续发展，缺口还会越来越大。”
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宁波市农科院副院长马荣荣指出，这是一种脆弱的供需平衡，经不起任何风险。“战争、动乱、灾难来了，粮食就有困难了。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
18亿亩红线上的土地失控
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保住18亿亩红线一直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浙江省宁波市一位要求匿名的农业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并不太乐观，“失去的都是粮食生产条件最好的土地，占补平衡回来的土地大多很差，一般是到山地上开一点、荒地上开一点、滩涂上再围垦一点。”
以宁波为例，该市一共有360万亩的耕地，310万亩是基本农田。“这么多土地是存在的，没有虚假，但真正能用的耕地只有二百五六十万亩，剩下的100万亩占补平衡回来的耕地非常贫瘠。”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土地和水资源的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国农业产量增长最主要的因素，“在良田被占用之后，我们能不能改造出土地资源跟水资源相匹配的良田来？现在看来，耕地与水资源不匹配的矛盾很难解决。北方地区有大量的耕地，却缺乏水资源。例如新疆，我们现在把新疆当做后备耕地，解决水的问题却很难。”
GDP冲动下的粮食安全隐患
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从最肥沃的鱼米之乡变为最发达的工业城市群，中国粮食的主产区逐渐集中到了北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一方面要杜绝农民撂荒土地，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地方政府的GDP诱惑和冲动。”
据李国祥提供的数据显示，仅以黑龙江与广东两省为例：2009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4353.0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1136.2公斤；广东粮食总产量为1314.5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126.0公斤，前者分别是后者的3.3倍和9.0倍。同年，黑龙江省一般预算收入641.7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441.3亿元；而广东省一般预算收入3649.8亿元，其中税收收入3130.6亿元，后者分别是前者的5.7倍和7.1倍。
李国祥调研发现，国家每年补贴粮食主产县8000万，经过层层“盘剥”，最后真正到县里，大约只剩1000万。
农区与工业化发达地区强烈的利益对比，也激发了国家重点农业县对推进工业化的冲动，希望借此改变粮食大县、经济弱县的尴尬境况。这样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对耕地的侵占，另一方面土地污染会导致粮食质量和产量下降，甚至绝收。
据《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中引用的最新数据，中国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已占到耕地总面积的近20%。该报告描述，城郊农田遭受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物污染，矿区周边农田遭受矿渣和有害采矿排水污染，工厂周边农田遭受工厂排放污水污染等问题相当严重。
但在李国祥的长期调研中发现，地方的环保部门与企业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若超标排放，罚完款之后继续排，执法部门则以罚款支付工资，解决经费问 题。“我到广东的一个乡镇调研，乡镇下面的环保政策执法部门一共有30多人，哪有这么多预算养活他们，就是靠罚款过日子，养活政府官员。”
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
农业人才严重流失
陈锡文认为，未来解决中国粮食问题，人才是一个大的瓶颈。
马荣荣说：“人口的总体流向总是往高利润的行业去。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高端人才大多进入了房地产、信息、金融等领域。这30年，农业人才严重流失，相当严峻，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人们宁愿下煤矿挖煤也不愿意种田了。挖煤已经是最苦的活了，但还是比种田赚钱啊。”
河南濮阳南乐县农业局局长潘玉平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年轻的孩子们都不愿种地，种粮食的大部分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妇女，河南要保证粮食安全，解决今后‘谁来种地’问题至关重要，不能出现土地撂荒的现象。”
这些年，中共出台了两条政策：提价和补贴，以吸引一部分人才精英到这个传统产业，以求“保命”，“否则它会彻底崩溃”。
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的著名命题“谁来养活中国？”，似乎像一个紧箍咒，时刻刺激着中国农业领域的从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