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田:哈佛经济教授的欧元区处方

【新唐人2013年5月15日讯】 哈佛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给欧元区国家法国开了一个提高竞争力的处方,引起许多讨论。法国据说已经根据这个处方进行了税制改革,力图走出经济衰退。这个处方会不会对恢复法国和欧盟经济真正有所助益呢?同样的药方,是否对中国经济也有某些借鉴意义呢?

 
什么是财政性贬值

处方的核心,是所谓的“财政性贬值”(Fiscal Devaluation)。“财政贬值”的涵义,是国家政府通过税收制度的变化,来恢复国家的竞争力。相对于“汇率贬值”,“财政贬值”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在“汇率贬值”中,国家允许其货币贬值,以使得国家的出口产品变得更便宜、更具有竞争力,而进口变得更加昂贵。“汇率贬值”会导致内需相对较高,贬值可以帮助减少经常账户的赤字。

那么,“财政贬值”是怎么实现竞争力增强的呢?它是通过改变税率,来减低出口产品的成本。比方说,政府可以用削减劳工方面的税,诸如雇主、雇员们的收入税来实现。这部分税收减少的同时,政府可以增加增值税(VAT),以使得政府收入不会减少。劳工薪资方面的税负削减,可以有效的减低工资成本;工资成本减低了,这个国家的出口就会变得更便宜、更有竞争力。但更高的增值税(VAT),则会使得国内销售的产品更加昂贵。也就是说,这是通过把税负进行调整,从工资税移到增值税,政府就可以减低劳工成本,增加出口竞争力。

但是,要使得“财政贬值”能够有效进行,还有几个前提条件。一个是工人们不能因为增值税增高了,就也要求工资增加;因为如果工资增加,税务成本的减低就没有意义了。再一个,是出口企业要利用较低的税率来减低出口的价格,而不是保持原来的价格、把减税的部分变成额外的利润。

“财政贬值”有什么好处呢?它的最大好处,是能够让那些失去了竞争力、但又不能贬低货币的国家改善经济状况。就像欧元区的希腊、葡萄牙、爱尔兰一样,他们都在欧元区内,但又没有能力去让欧元贬值,“财政贬值”也许可以帮上他们一点忙。

财政贬值潜在的问题

“财政贬值”也有潜在的问题。首先的问题,是这种税率的改变其实是退步的,尤其是对于增值税(VAT)来说,退步更大。因为家庭一般用品的成本增加,会让低收入的人群生活质量降低。再者,出口竞争性的增加是表面上的,不是本质上的,根本性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水平并没怎么改变。

哈佛大学经济教授吉塔‧高平纳(Gita Gopinath)的这个具有创意的税收转移解决方案,被称为“惊人的简单”。当法国总统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去年11月公布一项减免商业税、增加销售税的方案时,这个振兴经济的方案据认就是高平纳教授所倡导的。

奥朗德在推进法国的“财政贬值”时,他同时减免了法国公司200亿欧元的薪资税。

高平纳是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教授,来自印度,年龄只有41岁,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拿到终身教职的印度妇女。她从印度一所女子大学毕业后,从普林斯顿获得了两个硕士和一个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教书几年后,她加入了哈佛大学。

“财政贬值”的主意,最早是从经济学的重量级人物凯恩斯那里来的。高平纳的贡献,是把“财政贬值”和“汇率贬值”联系了起来。这个方案不要求那些国家放弃欧元或贬低货币来振兴出口,只是增加增值税和减低薪资税,政府就可以影响GDP、国内消费、就业和通货膨胀。

处方会不会对恢复法国和欧盟经济真正有所助益?回答这个问题,现在还为时过早,人们需要时间来检验。

中国经济的意义

中国政府是否也可以通过“财政贬值”来实现竞争力增强的呢?答案大概是也许、可能、不一定。

中国政府的税收体制,繁杂庞大,弊端太多,中央加地方的税种和税负,早已让中国民众痛苦不堪。通过改变税率来减少出口的成本,比方削减劳工税,可能很难具体实施,因为减低的税负可能被地方官员和企业拦截、装入自己的口袋,而起不到减低出口成本的作用。再说,中国出口的成本已经被压倒极低极低了。而增值税(VAT)增加,也不一定全部进入政府的口袋。高昂的增值税(VAT)会使国内销售的产品更加昂贵,让中国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

要保证“财政贬值”能够有效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工人们不能因为增值税增高了,就也要求工资增加。中国的这些农民工的收入,已经被压低到最底部的时候,这样的前提条件从道义上不可能提出来的。

“财政贬值”的最大好处,是让欧盟内那些失去了竞争力、但又不能贬低货币的国家,有一个出路。中国各省内部的经济,也和欧洲的希腊和爱尔兰很相像。希腊和爱尔兰不能改变欧元汇率,中国各省也不可能改变人民币的汇率。“财政贬值”的潜在问题中最严重的,是税率改革的退步性。增值税(VAT)让一般家庭用品的成本增加,会让低收入的人群生活质量降低。

最后,“财政贬值”与“汇率贬值”联系使用,其实从本质上是换汤不换药的老处方。再者,这种转移税种来促进出口的做法,表面看来是政府把钱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但其本质实际上就是以邻为壑,把经济危机推向各国的经济贸易伙伴,而这必将带来其他各国的反弹和模仿。而一旦反弹和模仿一开始,哈佛教授的新设想就会全面失效了。

--原载新纪元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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