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9日讯】迄今为止，中国人仍然没有取得言论自由权，以言治罪的事还是在不断发生。与此同时，近年来，由于网络的迅猛发展，当局对自由言论已经防不胜防，加上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当局也无力再对自由言论穷追猛打，这样，中国的言论自由度已经大大拓展。
这种情况下，中共党内极左派利用自由言论空间开始极力表现自我，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出现了，那就是毛泽东的中共统治下的意识形态突然重新“行时”起来，并且展开了对邓小平话语的批判，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反对派里，关于毛泽东的中共统治下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也活跃起来。
对此，应该怎么看？首先，我们要肯定，毛氏意识形态摆脱了邓小平话语的镇压，客观上说是中国思想领域有了新的进步的表现，它使中共“一朝权在手，就垄断话语权”的思想控制格局得以消解，它使中国的意识形态生态往正常化方面迈进了一步。
共产党统治下的传统意识形态模式，是不管什么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谁夺取了最高统治权，谁的思想就“唯一正确”，换句话说，就像历史上的许多宗教一样，原教旨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话语阐释权，谁当了教主掌握了阐释权，谁就是该宗教的唯一代表，谁就和该宗教的主神无异。
正因此，毛统治就“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邓统治就“邓小平理论绝对正确”。
其结果，别的不说，至少使国家的思想理论界除了为统治观念做注脚外别无选择，永远也没有真正的思想交锋，更没有真正的思想创新。思想权属于最高领袖，理论界只是帮闲。
现在，言论空间的拓展使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开始了正面的思想交锋，姑且不论它们之间的对错是非，无论如何能够展开论战就使“唯一正确”成为了历史，而思想交锋的特点，则是“负负得正”，你揭我的短，我抠你的疮，大家都有问题，也就使当局的意识形态控制化为乌有。
与此同时，从人权角度说，不管我们多么反对这些曾经“定于一尊”的官方思想，在言论自由的时代，它们都有存在的权利，都可以自由争鸣。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如今的世界在自由言论条件下已经走了很远，通过几百年的积淀，普世话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自由国度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思想家已经绝对不会为任何“定于一尊”的陈词滥调蛊惑，早已造就了一种包容性、开放性、革命性的高度自由化的精神空间，对他们而言，对这种高度自由化的精神空间而言，任何“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都没有什么现实价值，而只有考古价值，或者说只有学术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从我们中国的政治异议人士来说，应该怎么看待重新活跃起来的毛氏极左派？愚意以为，要从几个方面说：第一，毛氏极左派在自由时代有它们存在的权利；第二，从根本上说，我们反对它们的基本观点；第三，以上两者的结果也就只是“我反对你的观点，但坚决维护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但是，我虽然反对毛氏极左派的观点，也绝不和它辩论，因为它已经没有反对的价值。顺便说明，世界上到处是荒唐的或者我们认为不正确的观点，但其中绝大部分不值一驳，完全可以让其自生自灭，这也是良好的言论生态的必然状况。除此之外，这也和我们这个时代尚有大量关于言论自由的工作要做有关，作为中共党文化的典型，毛氏意识形态正是彻底剥夺中国人民言论自由权的罪魁祸首，这年头中国好歹有了一点言论自由，我们就来谈起毛氏意识形态和其在今天的余脉当代极左派的“合理内涵”，是否太过于自作多情甚至是犯贱？
任何被历史淘汰了的独裁思想，在一定的条件下都会沉渣泛起或者说死灰复燃，但是，这时的人民也像瘟疫余生一样有了免疫力，绝对不会再去上当，所以，面对毛氏意识形态以极左派的形式回光返照大可不必在意，因为只要言论空间在扩大，它们就绝不可能重新夺回“文革”时代的天堂。此外，就算它们对揭露目前的荒唐现实有所助益，我们也没必要赞许，因为言论自由条件下，人人都能看到听到认识到这些问题，哪需要借助它们？
在我看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等而下之的“三个代表”“五个不搞”都是中共党文化的表现，的确，它们有巨大的区别，在必要时我们应该将其一一区分清楚，绝不可以胡子眉毛一把抓，但是，站在弘扬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普世文化的角度看，它们无非是中共党文化的不同表现，无论其有多大区别，万变不离其宗：都是新时代的国教——统治人民的意识形态或者代用品。
作为“为万世开太平”的民主转型推动者，我们的历史任务，是为抛弃党文化打扫战场，为建立普世话语体系打好基础，怎么还能囿于党文化的意识形态、概念体系、逻辑结构？所以，毛氏极左派要和邓氏当权派去恶斗是他们的事，我们不时冷眼旁观一下可矣，不仅没有必要卷入，也没有必要去谈论它们的是非，更不宜再使用它们的那些陈词滥调，比如阶级斗争理论的概念体系，因为那种理论只能误导社会，那种概念只能把简单的现实问题弄得混乱不堪。
只有马群羊群鸭群是绝对平等的，一切社会化动物都会产生分层，社会越发达分层越多。当然，从人类来说，良好的现代社会也越来越扁平化。现代社会具有高度的自由，各个层级是自然形成的，是开放性的，也具有高度的流动性，此外，收入分配上尚具有良好的调节机制，所以，各个不同阶层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但一则是天然的需要，二则其成员是在不断升降变化的，三则虽有斗争，合作还是主流，其斗争也可以纳入规则——法治规范。
如果用中共代替汉朝“马上得天下”“儒学治天下”的“斗争哲学”“和谐哲学”来比喻，那么我们的任务倒是与其有形式上的共同点，那就是必须以斗争求得法治，在法治下求和谐。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说，阶级斗争学说是要不得的，我们主张社会各阶层在公正的规则下和衷共济。因此，在社会分析学说方面，我们绝不应该再使用中共的党文化概念——阶级斗争理论，而要采纳现代社会学成就，充分尊重社会学家和所有社会科学家的意见，在百家争鸣观念博弈思想交锋中创造全新的概念体系、逻辑体系、理论体系。当然，这种要求不仅存在于社会分析学说上，也存在于一切政治理论、哲学理论上，只有经济学说是例外，因为搞了市场经济，倒是基本“和国际接轨”了。
基于以上信念，我绝不参与对新毛派的讨论，绝不对当局的那些“理论”进行深究，更绝不再使用那些党文化概念。这些历史陈迹应该让民主时代的学者去探讨，应该让它们自行风化。
我们应该做的是：首先彻底争得言论自由权，其次是在自由言论大观园里展示自己不受党文化污染的自由言论，第三是尽可能的学习、移植世界上的自由文化并加以创化开新。我想，其中第三条我们普通的异议人士很难做什么工作，那主要是学者专家的事情，但其中第一条和第二条是我们应该做而且可以做到的！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