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元朝赈灾与“三年自然灾害”

【新唐人2012年1月5日讯】《元史》,虽然是元代的历史,却是推翻、替代它的明朝(汉族)人写的,明朝人不可能为元代统治者涂脂抹粉、妄颂功德。元史,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历史,那时汉人是“亡国奴”,所有的人社会地位底下,身为奴隶主的元鞑子,应该是根本不问汉族人的死活才“合乎情理”,然而若人们却在其中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两淮属郡饥,于盐茶课钞内折粟,遣官赈之。诏富家能以私粟赈贷者,量授以官。(翻译:淮南、淮北地区的郡县饥馑,朝廷从盐税、茶税抽出款项折成小米,专门委派官员赈济灾民。并且颁布诏书,令富裕人家拿出私人的粮食借给灾民,按其量赏授官职。)

元武宗元年(1308年),中书省臣言:“江浙行省管内饥,赈米五十三万五千石、钞十五万四千锭、面四万斤。又,流民户百三十三万九百五十有奇,赈米五十三万六千石、钞十九万七千锭、盐折直为引五千。”令行省、行台遣官临视。内郡、江淮大饥,免今年常赋及夏税。(翻译:中书省的大臣报告:“江苏、浙江赈济灾民,发放大米五十三万五千石、元宝十五万四千锭、麦面四万斤。另外,流动灾民一百三十三万九百五十多人,朝廷发给他们大米五十三万六千石、元宝十九万七千锭,并给予食盐税价值五千锭元宝。”皇帝命令朝廷和地方官员直接视察灾情。对于饥馑严重的内郡、江淮地区,免除当年常赋及夏税。)

人们都知道,在“红太阳”升起9年以后,毛泽东给中国折腾出了一个“三年自然灾害”。说的是三年,其实从1959年开始有人饿死,到1962年午收之前依然有人饿死。实际上,可怕的大饥馑延续了四年,人民数以千万计地被活活饿死,有的灭户,有的灭村,有的县区死亡人数逾半。但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毛泽东绝对没有像元朝的皇帝们那样做。他根本不认为饿死老百姓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此他当时的政举如下:

一、让吹了牛皮的省委书记们大肆搜刮民间私存的救命粮上交,搜粮不力的县委干部、公社干部一律罢官,搜粮不力的生产队干部则被捆绑、吊打、关押。

二、严令禁止饥饿的群众到异地逃荒,责成各地“人民政府”、“公安”部门做好及时抓捕、遣送流动灾民的工作。逃荒的灾民被抓回后,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批判管制。

三、大灾大折腾,大兴水利工程,冬天让饥饿的青壮年农民打河堤,食物不足果腹,造成很多人因累、饿而死。

四、因为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毛泽东为了表明自己的反对“立场”,坚决拒绝了苏联提出的300万吨的粮食援助。毛泽东还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了他个人的“骨气”:拒绝了美国卖给中国500万吨小麦以解饥荒的提议,甚至向美国表示: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

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当初被毛泽东重视的干将、人称“活阎王”的曾希圣多征了4亿斤粮食,造成农民缺粮一个月,因此饿死了200多万人口;为此,刘少奇曾经声称要枪毙他。当时,25斤小麦可以做一个农民一个月的活命粮。美国的500万吨小麦是100亿斤,如果接纳进来,全国5亿农民可以每人分到50斤!有了这些粮食,足够保证任何人不会惨遭饿毙。即使是苏联援助的300万吨粮食,也可以让中国的老百姓普遍增加一个多月的口粮,也可以让大家不被饿死。

但是中国的老百姓遇上了“伟大”的无以复加的毛泽东,他就是这样毫无理性地阻止了“美帝国主义”的好心救济,宁可任由几千万人活活饿死。明明是毛泽东不顾人民死活,凭个人意气拒绝了友邦的援助,事后却委罪于苏联,说中国饿死人是因为苏联逼债。其昧著良心说瞎话、不顾事实,颠倒是非的行径可以让世界瞠目。

也就是在数千万人民成为饿殍、人为大灾荒最后一年的1962年,人们的“领袖”授意他的贴心大臣们、文化走狗们编出了大型颂歌《东方红》,主题旋律如是唱到:

毛主席,爱人民,他是人们的带路人,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无法知道3000多万饿死的冤魂,在阴曹地府见到毛泽东,会不会如是这般地大唱特唱。

1958年初秋,大跃进的战鼓擂响,报纸上吹嘘的一枚枚升起的卫星、报告会上传达的一篇篇领导人鼓舞人心的讲话,都明确地告诉人们:共产主义的天堂就在眼前,5年,3年,不,就是明年,人们就可以生活在天堂里。什么是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那时候北京的大学生,进食堂交一张饭票,给一勺菜,主食随便吃,似乎真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味道。“世界上有谁比我们更幸福,叫我们怎能不歌唱”,这首歌差一点成了北大的校歌。但学校不上课了,改上小高炉,什么金属器皿、煤炭、劈柴都往里扔,出来的东西偏偏一敲就碎,尽是渣,钢怎么那么难出!回到课堂,又让大一新生编教材,谓之曰教育革命。好容易正规上课了,但主食也定量了,菜里的油水渐清,窝头渐小。粮食哪里去了?正规的回答是两个原因:一是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苏修逼债。第一条不大好说服人,不是大丰收、放卫星吗?怎么又搞成天灾了?于是又说是农村基层干部刮浮夸风。总之,“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对的,没有“三面红旗”会更糟。不容你不信,如果毕业鉴定中没有“拥护三面红旗”这几个字,那等于入了另册,一生都要受影响。

学校一次次召集会议,进行形势教育,要大家对于回家时看到的、走亲访友时听到的各种现象都要进行分析,功劳要归于毛主席、归于“三面红旗”,遇到阴暗面要正确对待,要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中国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上百个专区,上千个县,上万个公社,不可能没有问题,一个单位一个问题,问题就成堆了。但看到的问题再多,也只是局部,不会超过一个指头,所以绝不能动摇对“三面红旗”的信念。这些天子脚下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毕竟是幸运的,虽说肚子也饿,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学浮肿,但都熬过这场劫难,全须全尾,总算毕了业。当然,纸包不住火,没等毕业信阳人吃人事件的传闻也逐渐得到官方证实。不过原因又加了一条:阶级敌人破坏。反正,党永远正确。

半个世纪过去了,那时的饿死人已经不是秘密,2011年出版的钦定党史二卷也已经承认,从1958到1960年一年当中人口总数减少了1千万。正常年景人口应当是增加的,这减少的1千多万无疑是“非正常死亡”了。至于大跃进中总共“非正常”死了多少人,准确的数字大概永远也得不到了,想得到准确的官方数字无异缘木求鱼。就按当今批准公布的数字也是足够惊人的:二战全世界总共战死了多少人?平均每年不到一千万,要知道那是战争!

实际上,大跃进就是一场战争。和平时期跟谁开战?的确,朝鲜战争早结束了,越南战争还没有打起来。连中印之间那场短暂的战争也要到1962年才爆发。1958年的炮击金门和1959年的西藏“平叛”,只发生在国内,其规模很难称得上战争。冯客先生的《毛泽东的大饥荒》却用大量保存在地方档案馆里的大陆官方自己的文件以及其他可靠的资料证明,这的确是战争——敌人就是苏联共产党,战争的标的物是社会主义阵营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当然,这个敌人在当时是秘而不宣的,老百姓不知道,还以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公开宣布的敌人是大自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会记得当时铺天盖地的口号:

“向地球开战”、“战天斗地”等等。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把6.5亿中国百姓在“总路线”的旗帜下,用“人民公社”这个军事组织,捆绑在“大跃进”的战车上。因为是战争,所以在明知中国农民正在饿死的情况下,仍然要超额征购粮食;一边是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在死亡线上挣扎,一边却无偿地赠送他国粮食;明明苏联表示可以在16年内还清所欠债务,毛泽东却偏要提前在5年内还清,代价是更多的农民“非正常死亡”,为的是可以说一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殊不知欠下了无法还清的血债。在战争思维下,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

半个世纪后再来看,这场唐吉珂德式的战争只是一场闹剧。先不提摧毁了自然遭殃的只能是人类,看看现在哪有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哪有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标的物原来是镜中花、水中月。哪能有什么赢家?然而对于被绑上战车的中国百姓来说,却是不折不扣的输家,有百分之五以上的中国人为此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不是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当然,对于毛泽东们来说,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因为这是战争中必要的伤亡,最好饿死一半人,另外一半人就可以吃饱了。也许刘少奇尚存一丝恻隐之心,觉得“人相食,要上书”,从此他就不再被毛视为战友,而沦为毛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头号敌人。

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的文章,声称“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共产主义失败了”,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的主导思维。在“共产主义失败了”的今天,金正日作为共产党魁中一员,其生命的结束不只是个人“死亡”,也可能是朝鲜“极左共产”时代的完结。

人类社会正在进行一场“去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和亚洲、以及各国国家的“去共”形式多有不同,虽说和20年前里根站在柏林墙前演讲时比,当今的“去共”不太明显,细心观察会发现,人类的“去共运动”正在进行中。20年前,民主和共产两大阵营对峙,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阵营的解体。目前,共产阵营寥寥无几的兄弟中,朝鲜已经岌岌可危,金正日的死又给其雪上加霜。在古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正式退休,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当选为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进入“后卡斯特罗”时代;其今年11月10日生效的新法律在50多年来首次允许私人买卖房屋,早在10月份也将汽车买卖合法化,标志着古巴的社会主义体制开始松动。至于俄罗斯,虽说早已换天,成为了民主国家,但一直留有残余,普京被质疑在拖民主后腿。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人民对普京的不满情绪加剧,2011年12月1日以来,民众举行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示威数百万人参加,遍及一百多个重要城市,表明普京正丧失民心,并且会越来越没戏。

在欧洲,虽说表面上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所实行的高福利、高税收,其实质上是共产主义所倡导的劫富济贫和均贫富。不仅在欧洲,在整个西方各国所实行的基本都是这种“大锅饭”政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寅吃卯粮”,所谓的“按需分配”。欧洲的福利制度起于二战后,基本和中国大陆建政同龄,大约有60多年的历史。在实行超过半世纪后,事实证明这种制度已经走到尾声,没有出路了。表面看,是2008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导致了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导致其无法延续其高福利政策,深挖其根源,有其历史必然性。

为了渡过所谓的债务危机,欧洲各国必须紧缩财政和进行福利制度改革,像英国政府的“提高养老金保障门槛计划”和希腊的“一系列财政减赤政策”等,都是要逐步放弃共产的“大锅饭”政策。从2009年起,削减计划在欧洲社会引发动荡,特别是希腊,群众抗议示威不断;2011年11月30日,英国有近200万人走上街头,举行“世纪大罢工”。虽说过惯了“豪华福利”生活的欧洲人不愿意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但是历史就是这样,人们最终不得不选择放弃。……

在2011年11月20日西班牙大选中,中间右翼的人民党胜选,替换下执政的中间左翼社会党,成为自欧债危机以来,继希腊、爱尔兰、意大利与葡萄牙之后,第五个改弦的国家。虽说民众的抗议是为了不放弃“高福利”享受,但被抗议逼退的往往是偏“左”的党,换上一个偏“右”的执政党,使国家政策从“左”转“右”。

再看北非,如火如荼的革命使得最后一些独裁国家开始向民主转型,北非的民主进程和其“去共”进程同步。缅甸独裁的军政府,使其掌控缅甸半个多世纪,近期缅甸新总统吴登盛会晤反对派领袖、释放政治犯、开放网络、承诺举行大选等民主举措,并且单方毁约,停建了中国大陆已经投资20多亿美元的伊洛瓦底江水力发电厂密松大坝。

再看中国大陆,如果西方社会是资本主义外衣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大陆则是社会主义外衣下的权贵黑帮统治;现今中国大陆,人们既没有“大锅饭”吃,也没有自由民主的人权可言,人们沦为替“官”打工的奴隶。只不过,有些奴隶有好饭吃,有的奴隶没饱饭饭吃。

从物质层面看,中国每年发生的民众抗争有十多万起。中国爆发一连串的城市抗暴运动,过去都集中在乡村地区,都是农民为了维护土地权益,与开发商和地方官员爆发冲突。然而,近期的抗暴运动却出现在城市地区,这种演变颇耐人寻味——中国有2万名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富豪,他们中27%已经移民海外,47%正在考虑移民。这是富豪们“去共”的一种形式,用脚投票。目前,从各种迹象看来,人们已经开始从酒醉的状态中逐渐清醒过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是情愿还是不情愿,在神的安排下,世界各国都走上“去共”的正途。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赢家,截至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输家仍然是中国百姓。

在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大陆老百姓就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大输家,5%以上的中国人为此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惨绝人寰的大悲剧。今天为什么还要去重新述说半个世纪前发生的浩劫?始作俑者毛泽东已离世35年,已于事无补,几千万饿殍不能复生。然而,当今那些正史修撰家们虽然不得不承认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事实,却偏要说“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目的是“想把事情办好”,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只不过存在“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缺点”而已。领导人的责任则是:“经验不足”、“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的作用”、“没有……调查研究”,最多再加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仅此而已。当然也没有忘记把责任归于两个敌手:“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

不想责怪那几十位在正史版权页上署名的先生,因为统治者干预正史修撰也属于中国特色之一。为毛泽东发动的大饥荒辩解的诸公,会为后世留下一笔什么样的遗产?如果说,把几千万生民当作棋局中的弃子是可以容忍的话,那样的人间惨剧势必还会重演。

君不见,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下,在完成GDP指标的带动下,在权力财富的利益驱动下,环境恶化、灾害迭起、事故频仍,农民失去土地、住户失去房屋、工人失去岗位,城管驱逐商贩、安保驱逐访民,……这些斑斑血泪即是警示。如果在执政者的眼里,百姓仍旧只是数字,只是棋局中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那么谁都不能抑制下一次大饥荒的突然到来。

这场浩劫真正原因就是:不把人当人。把人当不当人是一个社会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

所谓的1950年代以后的历史学家,其实就是一些脱离传统文化实质和真实的社会状态去篡改历史的“作家”而已,用政治术语和所谓哲学胡编乱造历史,这样的人著作不少,但是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和道德的人,更不用奢谈什么学问。

文章来源:《大中华思想门户》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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