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14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二章：落实政策的马拉松
如果因为母亲赐给了我生命，要感恩于她的生养之恩；那么我求学的学校赐给了我生命的内涵，不但铸造了我的灵魂，还教会我知识和适应社会的本领，所以理应称为母校。
学子与母校的感情譬如孩子对母亲的感情，在离开这块我曾居住过、生活过的地方整整二十二年后，重返这里，也有一种怀旧之情。
可惜，这种感情却因这场人祸蒙上耻辱，蒙上了绵绵的恨！
虽然理性上我知道，羞辱来源于中共统治阶级的一小撮，来源于毛泽东，但同我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应该有起码做人的良心，有起码的判断能力和是非标淮吧，然而偏偏坐在北京城头的毛泽东，竟用他想出来的“六条标准”支配着他们，把当年这场荒唐运动搞成一场令人胆寒的练狱！使数万旡辜学子伤身于荒野边陲！
令人惊叹的是，毛泽东怎么想得出把学校变成人咬人的场所？让品性卑劣者变成狗，向毫无防备的学子恣意残害，报复，取乐？
现在，当年整人的打手们藏到那里去了？是心亏理虚躲了起来，还是像狗一样藏在暗处，等待再爬起来反咬一口的时机？
回校的一路上，头脑里不断发生奇怪的问题……
笫一节：回校
从北碚坐车到沙坪坝，下车后步行向重庆大学走去，二十三年前的街道依然如旧。记得刚刚入学时，我在这条街道上买过文具、参考书、理过发、吃过饭。
还记得离大校门不远，有一家餐馆，做的麻婆豆腐辣得令我叫绝。我那时觉得这是我吃过的做得最棒、价格也最便宜的菜了！经过那里，我有意觅寻，却不见了当年那餐馆，沿街的理发店文具店也改作其它店铺了。
当我走到那两块刻着“重庆大学”四个红字的石柱碑前，二十三年前我离开它的那一幕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二十三年前我们从这个地方，被押上大卡车送到南桐矿区去“强制劳动改造”，那一天在风雨和太阳交叉作用下，风雨操场锣鼓喧天“欢送上山下乡干部”。
全校游行队伍，使我们这几十个被“开除”的异类，徒添了歧视。
今天，二十三年过去了，我刚从地狱里走出来，满脸带着过早刻下的皱纹走进校门，循着回忆的引导先去沿江马路，当年那儿曾是我被斗得昏头转向后常去的地方，我在那里呼天喊地，在绝望中希望有人救救我…….
商学院的石头房子还是老样子，它能抗住日本鬼子的炸弹，同样也抗住了“文革”的枪炮！再往前走，化学实验大楼还是那庙宇式构造，只在那辽阔的中间地带，添了几座楼房。
在当年饶家院古老的建筑前面，我看见门口悬挂着：“重庆大学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牌子。不过，此时，我不想马上就进去，因为我还没有弄明白，在经历了这‘脱胎换骨’后，来这里干什么？
是向他们去诉说自己想都没想到的灾难，给我安抚么？是拾掇那些被破坏的幻梦，向人们呈诉满腹的忧伤？还是去见一个连一无所有的穷犯人都想再榨点油水的郑树勋？是去认错、求饶，以可怜来换取下半生的安稳？
为弄清楚今天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我还需要思考，更需要走遍当年在这里曾留下记忆的每一个角落。弄清楚“反右”是一场我个人的灾难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是母校的过失，还是当年被整的同学、教师的过错？是我们的过错还是专制主义不可饶恕的罪恶？
我在饶家院旁徘徊后，便向着松林坡大礼堂方向走去。二十三年过去，原先就已破旧的礼堂还在那里，只是当年挂在那些松树干上满贴的大字报，交心书和血书却无影无踪了。
追溯这儿的狂热，便能了解学生是一个可塑性多么巨大的群体。
由于他们的幼稚无知，他们具有何等可爱而又何等可怕的双重性。
他们可以呼喊民主的声音；又可被独裁野心家所利用。
创造美好未来，同毁灭正义和科学，同时都可以为之！就看谁在操纵他们。所以这是好事坏事都可做出来的群体，当年共产党对学生的操纵使校园里陷阱满布，现在想来还使我不寒而悚！
再往前走便是学生食堂了，我们当年在这里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传达时，却不知道“阳谋”的含意！那些当年张贴大鸣大放的专栏早已不知何处？而今只留得一片荒凉，隐约可听见当年在这里的争论和叹息。
转过弯道便是我们当年的宿舍。我在当年住过的地方呆呆站了好了一会儿，仰头上望，还清楚的记得曹英们是在那一间屋子里组织的轮番批斗会，将被划成右派的人斗得昏头转向、精神失常。
当年曹英威逼我的声音犹存耳际，我就是在这里掉进了“阳谋”的陷阱。掉进了‘伟大’中国共产党所布下的阶级斗争的天罗地网，我就在这里把自己痴迷的个人幻想，变成一场二十三年地狱里的练狱。
转过身去，便是图书馆后背山底一角，我们当年这群心灵惶恐的孩子们，曾拖着犁耙挣扎在刚刚被新鲜粪水泡灌的水田里，干牛的活，脱人的皮，从此，地狱的烈火就在我身边燃烧起来。
就这样的一路寻来，！当年在我求学的这个摇篮里，除了歧视虐待什么也没有！同学间的那种天伦的感情，全被当年乱舞的群魔扼杀了。
现在，我要从新认识这个曾生活过的地方，从新了解那个时代校园里的主人，再认识这个始作俑者的中共集团，除整人和对社会的破坏，它有光明的一面吗？
如果说我在这故地重游，拾到了当年没有发生，现今已改变了的东西，又产生一个最大的疑问：当年整我们的人现今有几分省悟？他们怎么就全消失了，像鬼一样？毛泽东还没倒，围着他的猢孙们就散了？
重大保卫处仍在原来的老地方。不知为什么，一进入那保卫处的小院我就感到压抑。说实话，若不是为了将来的工作和“平反”，我是绝不会主动去跨这个门槛的。
走进大门，在过道上，我向一个穿中山服的中年人询问郑树勋是哪个办公室？他指了指走廊尽头倒数过来的第二间屋子。我整理了一下思路，准备好了几种不同情况的应对，便走了上去敲了一下门。
门打开了，开门的正是四个月前在盐源“提讯”我的人。不过此时白胖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一改一年前“审案”的凶像。
一见是我，他很客气地请我进去入座，还谦礼地倒了一杯茶，一面寒喧一路辛苦之类的客套话，他的这种态度反而使我警觉起来，一面小心地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心里却在惴度对方要耍什么花招？
此刻我忽然对空手而来感到难堪。倘若今天我提的是一个沉甸甸的大手提包，一进门就打开提包，按照三个月前他开出的那张货单，将“贿物”一点点地数给他，恐怕对方会关上房门，在喜形于色的同时，会对我的安置有一场讨价还价的口舌。
他一定会说出几个紧缺人才的单位，说那里的规模如何，工作条件如何，工资待遇如何，建议我到那里去上班。我也会提出诸如住房，奖金等等的要求，甚至还会请他帮忙，回重大工作。
虽然这是我花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对方所说的也弄不清是真是假，但我想我也许就有了一个可以摸进去的后门。
但是，一旦我进了他的圈套，今后还会不会没完没了发生新的勒索？现在我偏偏不肖此举，采取了马大炮的建议，此刻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只听凭命运安排了。
在他指定的坐位入坐以后，我便从帆布挎包里，将盐源农场加刑的平反判决和介绍信取了出来，我留意到他紧盯着那挎包，从他的眼神中我明白他在想什么？一种不能明言的难堪掠过了他的嘴唇，他接过信看了两遍，想开口问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
过了一阵，他绕着弯子问道：“我这次到盐源专门为办你的案子出差时，走得匆忙，有些想在盐源顺便办的事忘记了，就连自己的路费都没有带够，多亏你们那个队的马司务长照顾，临行时，还给我补足了买飞机票的钱。回来后，我给他寄去了，你回来时，他没有向你说什么吗？”
我看了看他那狡猾的脸，心中暗暗佩服他的脸厚功底，便立即按马大炮的嘱咐，很诚恳的傻乎乎地摇着头。
到此时，他才明白，过去在其它人身上使用揍效，并得到好处的手段，却在我这里放了瞎炮。面不改色的对我宣布：“关于你的右派问题，是由我校落实政策办公室来办的，至于你60年所判的反革命一案，要经过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了，我已将调查材料和结论转给了他们，你只能去找他们！”
如此看来，要我到这里来，纯属是这郑树勋的三十斤索取的需要。因为无论去落实政策办公室或去中级人民法院，都无需来这里转一个弯！而平反以后工作的具体安排，恐怕更不是重大保卫处所能决定得了的。
于是我心里暗自庆幸，幸好没有按他开出的三十斤见面清单，费尽心机去一一备齐，再路远迢迢的带到这里来当面交给他。
但是，转而一想，重大保卫处必竟是我平反的第一个环节，也是具体的落实者。其它环节，还不都要根据郑老头的最先意见办理？这个意见有多大份量我一无所知，所以，我在他面前怎样做才不失误，我还没有主见。
“诺，现在我就带你到学校落实政策办公室去。下面的事是他们负责的。”沉默几分钟以后，郑老头一面把我刚才交给他的材料还给了我，我下意识的看了看他的表情，心里想着，我的到来肯定让他大失所望，便跟着他走出了保卫处，向饶家院走去。
党委办公楼，学生时代一向被我们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机关，它决定着我们今后的政治命运，实际上也就决定着今后一生的命运。入学三年，我就从来没有到这里来过，生怕在这里被问住，节外生枝的自找麻烦。
我被郑老头带上了二楼，走进了一个宽敞的屋子里，进了屋，按照室内的办公桌判断，在这个办公室里办公的人员足有二十余人。
每一个办公桌之间间隔的地方放着凳子，大概专供来访者和正在等待结论人的座位，所有办公桌上都堆满了各种卷宗。
听说自去年开始，这儿每天都要接待上百人次的来访者，他们都是等待或办理各种甄别手续的人。所以，这两年来，这儿成了重庆大学最忙碌的地方。
后来重大党委书记高书记告诉我：“解放三十年来，这么一个总员工不到四千人的学校，就有四千人先后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运动、社教、文革运动中挨整，现在平反了，问题一下子全都摆了出来，党委的压力一下了增加了几倍！”
我不禁想到，运动一来，为了政治的需要，把学校这种培养人才的摇篮，变成了按政治需要制造人整人的监牢，现在，又因新的需要将抓进来的“鬼”放出来。这忙碌的党委在做什么不是很清楚吗？说中共对文化的摧残，对教育的亵渎，在这里证据齐备。
郑树勋把我引到办公室中间的一张桌前，那桌后坐着的是一位年纪大约四十多岁戴眼镜的女士，像是从系里抽出来的老师，交待了几句便独自离开办公室下楼去了。
从她年龄上判断，当年也是一个与我年龄相同的学生，她知道中共捉鬼放鬼的内幕，完成“纠错”吗。
等我坐下后，她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式两份登记表来，在上面填写上编号后递给我，一面向我发问道：“你就是机造六零七班的学生孔令平吗？”我确认以后，她便吩咐我用钢笔公正地把表格填好。
我接过那表一看，表的名称是“重庆大学落实政策人员申请表”。心中对这“申请”一词颇反感，暗想道：把我们这些无辜的学生当年捉弄够了的中共，而今又因政治需求予以平反，怎么会要我们填上“申请”的字样？好像是因受害人主动“申请”，才有今天的“平反”。
尤其在该表首栏中，首先要填写：“当年划右的主要依据”？
二十多年间，我的申诉不下百次，却没有人理会我，反而在各种场合下威胁我，说我在为反革命言行狡辩，该罪加一等。想到这里，我望了一下面前这位女士，心中的气想借此向她发泄。
想起当年曹英们组织的批斗小组，对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普通学生，使出那么卑鄙手段，按他们事前编好的罪名，不惜四天四夜不准我睡觉，捏造马开先与我见不得人的“丑闻”，并要我在精神错乱时认招；把“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诬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种种屎盆子统统扣在我头上。
现在，是要我将这些完全莫须有的罪名从新罗列一遍？还是恢复这段被中共的暴力扭曲了整整二十三年的往事真像？
痛斥纵然可以使我所受到的怨气得以释放，但自我接触郑树勋以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在给平反留下被称作“反右是必要”的尾巴，反而要求我将当年扣在我头上的屎盆子，从新认可并对冤屈制造的元凶表示“谢恩”，我岂能就范？
过去旡缘旡故，而遭迫害的无辜者何止千万，但有志以自已遭遇的冤害留下亲身经历，告诫后来者的却不多了。
我想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溅始作俑者一抹污渍。我要作专制暴政的见证人，犯不着为一栏的填写感到困惑。
想到这里，我便在这一栏中写下了两个字“出身”。这样，既如实地反映了我的遭遇，也说明当年相当多的人仅因家庭出身被划成“右派”的，这既吻合毛氏初衷。同时执行平反者也较易接受。
她看了我填的表，目光长时间的停在“当年划右的主要依据”这一栏内。
正好，邻近办公桌上几个廿多岁的年轻人围了过来，他们多少带着点好奇心向我询问二十三年前发生的事，从年龄上判断，当年他们还没有出生！看看他们脸上挂着天真，想到告诉他们当年发生的“反右”经过，兴许会有利于他们手头正在办理的案件尽快落实。
我在追述往事时特别提到了马开先，讲完了这些过程，我希望他们能帮助我找到马开先，因为重大党委一直拒绝告诉她的下落。
正在这个时候郑树勋回到了办公室来，他吩咐戴眼镜的女教师，取出预先早已列印好的“重庆大学机械系党委办公室”签发的“红头文件”，郑重其事地向我宣布：“经校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反复查核，报经党委批准，现在对你在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的处理作出了改正，这是改正通知书。”
我从她手上接过那份“红头文件”那上面这么写着：
“查1960届，机造七班学生孔令平在五七年整风期间，曾出于帮助党进行整风的动机，对党的政策提出过一些意见和看法，在这些意见中由于受当时社会右派思潮的影响说过一些错话。但仍属于教育问题，不应当以此作为向党猖狂进攻的依据划为右派分子，现在为纠正反右扩大化的错误，特予以改正，对他本人恢复被开除的学藉”。
所有“改正”通知书都千篇一律这样写的。
中共用这轻描淡写的套话了结“冤案”怪轻松的！！西方人讲人权，中共视为无稽之谈。！既然当时是我“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当受教育！怎么处置都说得过去，充其量是“处置”不当，中共何错之有？
只可惜，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明明对无辜者屈打成冤、偏要打着“平反冤假错案”招牌：拿到世界上去诳骗人，我怎会同意？
不料那郑树勋却从一旁插上话来：“你看，你还有什么意见？”他那胖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诡秘。他也许真以为，二十三年的炼狱已把我们全都变成了随人戏捏的火巴蛋，今天面对这样的“改正结论”会感激零涕！
但他看出了我的反感，心中已明白，便把脸一沉，煽风点火的说：“你这个人认识上就是爱钻牛角尖，吃了几十年的亏还不见大改，你想想这次平反，校党委下了多大的决心，排除了多少干扰？既体现了党的政策光明磊落有错必纠，又体现了对犯错误同学极大关怀和人道主义，来之不易啊！你还不快向系的党组织表示感谢吗？”
他一面说着，一面向那戴眼镜的女士送去谄媚的一眼！
我狠狠的白了他一下，冷笑着说道：“这二十多年多亏我年轻命大，还没有被整死！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不过，今天我是来拿平反通知书的，你们不是‘纠错’么？如果我还保持着人的羞耻心，我为什么下溅到向害我的人认错的地步？”
由于激动，我猛然的站了起来。
此时我的脸一定是铁青的，捏着：“恢复学藉通知书”的手颤抖着。
那戴眼镜的女士看见我那可怕的神情，怕我一怒之下将它撕掉，连忙从我的手里将“通知书”夺了过去，连连说“现在这通知书还不能发给你，只给你看看并让你签上意见的，等到你的原案平反后我们才能给你。”
还告诉我，重大经过一年的调集档案，核实材料工作已结束，现在已申报重庆中级人民法院，今后要催就催法院了。
第一次回校‘落实政策’只好空手而归了，我站起来看到郑树勋正在那里赫赫奸笑。由于我缺乏冷静没能按捺对他的憎恨，不顾一切同这“恶棍”撕破了脸！提着手提包，出门下楼，愤愤的走出那圆形的石拱门！走出党委办公楼，忘了怎么走出校门赶公共汽车了。
在车上，满脑子还在翻腾在落实政策办公室里的那一幕。
回到蔡家医院整整两个小时后，心中仍未平静。钻进了楼下我那间停尸房前的临时住处，往床上一躺，什么话也不想说。
母亲见我从重大回来情绪非常不好，到我的房间里，轻轻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我只是摇头，并没有回答她。那晚上，我连饭都没吃就睡觉了。
笫二节：衙门口前的‘上访者’
经重大以及那汪秃子的“教育”，令我更加明白：
对落实政策不可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奢望，反而还要提防着这些心存诡意的鬼蜮，玩弄各种伎俩、设下种种圈套！中共的政策，是统治者任意揉捏的面团，我们这些初生之犊，糊里糊涂坐监，现在又被莫明其妙平反，各级衙门在捏这个面团时，是决不会考虑受害人二十多年伤害的。
我忽然想到了自卫，便从我的行李中，将马大炮转交给我的，郑树勋那封勒索信翻了出来，就灯下写了一封给孙起孟的信，告诉他承蒙他的关照，我才得已回到母亲身边。并且把郑树勋这封信一并寄去！
过了几天，情绪慢慢隐定，重大方面既已答复我以后去催促重庆法院，只有了结我1960年“反革命”一案，我才可能得到一份工作，并得到至今还押在蔡家派出所的户口薄，也才可能得到我因生活需要的粮票、布票、油票。我还要继续活下去！我还有未完成的事业！一切都还刚刚开始。
十二月二十日，我去了在下半城的重庆中级人民法院。
这一天十点钟，我才到了位于南纪门的重庆法院门口，如果我不是必须从这里领到我今后的“活口”。我是宁死也不愿上这阎王殿来的。
它高高耸立在半山之上，俨然以掌握生杀大权藐视着在他下面的重庆老百姓！我走到门房门口，一个披绿色军大衣的值班民警，向我索要介绍信，我说：“我是来催办落实政策的事，也需要介绍信吗”？
他回答说：“我怎么知道你是谁？这是对犯人进行审理宣判的机关，不允许谁向里面乱窜，如果你因催促案件而来，那也应当持你们单位开具的介绍信，说明你的身份以及事由。你一无所有的往里面钻，找哪一个处室，找谁都不告诉我，我也没有办法向里面通报啊！”
此话有理，上次在重大，我为什么就没有想起开一张介绍信？
在学校和法院两个机关，如何呈递公文，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回想当初南桐法院由谁审理我的案子，我就一直没有弄明白，也从来没有人向我明示过。
糊里糊涂的在供辞上签字划押，被办案人当成面团，捏出了十八年徒刑，我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这几乎要了我的“命”，到现在，我那十八年徒刑由谁判的我都不知道。
唉，年轻时代的我简直是一个迷路羔羊。向预审人员预先放置的阳谋套子里钻，等到残酷的监牢使我猛省时，我已经被关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笼中了。二十年里我想从这个阳谋的圈套里退出来，是多么不容易！
想到这里，我便把我的名字以及学校和原来的案情，向那守门人作了一个简单介绍。他听后拿起电话筒一连拨打了几个部门，回答都说，对我的案件他们不知道。我无可奈何的向那高耸在几十个石梯上的“阎王殿”望了一眼。
他见我一脸的焦虑，便建议我最好到市委办公大楼的信访办公室去了解一下，看看像我这种案件该通过什么渠道来问？
我就这样，在这道衙门面前，被守门人理直气壮的踢了出来。
也罢，去市委见识见识，看看落实政策的门坎里大小衙门水有多么深？
当我到达七星岗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我在附近的小面馆里胡乱地吃了一碗面，就来到了市委正门。两个全付武装的军警把我拦住，我心中暗忖：这里才是重庆老百姓的真正阎王府。
我还是二十三年前来过，二十三年前，为了向当时的市委呈诉情况，便将我在大鸣大放期间，与母亲的全部通信，送到这里来。
我哪里知道，这对于阳谋来说，划成右派本不需要什么证据，只需家庭出身就可以了，二十三年后，我再次来到这里，深深痛悔当年我的天真和糊途！。
两个兵将我挡在传达室里，那里面值班的老头告诉我，专管平反冤假错案，是统战部下设的“信访”办公室。并指着那距正门两百公尺的一个小巷，说沿小巷进去便是信访接待办公室，我便向那小巷走去。
还好，这一次总算没有碰到什么盘查和障碍，进了里面，办公大楼的门却紧闭着，它的面前一条大约五十米长的走廊中，长条凳子上早已排坐着二十多个人，一看就明白，他们是在等待那两扇紧闭的大门打开。
我看了看手表，时间还不到一点钟，按照机关办公在下午两点钟的常规，还足有一个多小时，便问起那排坐在最前面的女人，她说她是今天早晨七点钟就来了，一上午才接待了十几个人，等轮到她，已经到下班时间，只好继续再等两个钟头，等到下午再说。
我望着这些候在走廊里，排着轮子等候接待的人，他们大多上了年纪，为了“信访”不惜饿着肚子在等。
看着长长的队列我开始踌躇起来，要是按照最前面那人所说的，上午才接待了十几个人，那末，下午未必能将排在这里的人全都接待完，白等一下午，空手而归，不如趁早离开。
但是路远迢迢从北碚到这里，空手而归未免遗憾。既然来了，且看看情况再作决定吧！
坐在我前面的两位老人，一位白发苍苍，看上去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再前面的便是一位满脸皱纹年过六旬的独臂老头子，从他们满脸的愁容和疲倦神态看，像经过一场战争后，等候在市政厅门外，排着长队等着抚恤的死难者家属。我听见那独臂老人正在向老太太倾诉他的遭遇：
“解放前，我是水上派出所的警察，干我们这一行的，兵荒马乱年代为一家人生活，谁又完全没一点靠山？那段历史我早就在解放初就交待了。那时我只是个小小水上警察，无非是干了点水上揖私，船到码头作些检查之类的事。凭我熟悉水路、精通技术，当了几十年的水手！那算什么特务？”
“文革一来，新来的革委会主任，把我当警察的事重新翻出来，逼我承认解放前当过特务，把我送到学习班里关局子，唆使我的老婆和儿子不认我。”
“我说：‘你们对我的历史已经查了多次，现在还要我无中生有乱招一通，是什么居心？’那当官的说我顽抗，开除了我的工职，把我送去劳教。”
“在劳教所里，一面对我用刑，一面逼我承认当过特务，左手被打成骨折，又不给我医，直到我的伤口化脓烂了长了蛆，才送劳改医院。医生说：‘送来晚了，只有截肢还可以保我的命。’我的手就这样废了一只。”
走廊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他说着将那空荡荡的左手袖管，用右手拣了起来让大家看，继续说道：
“上个月航运办公室的人跑到劳教场，说要落实我的政策，现在查明我确实没参加过特务组织，所以要恢复我的政治名誉。但这十年来家没了，老婆嫁人了，我已是残废人，儿子也不愿收留我，我到哪去安身？所以我向他们说，我不能空得个平反的名分等死，给我一间房子吧。
可那整我的局长说：‘你已经退休，给你退休工资就够了，你一定要回长航现在能干什么，何况现职的人都还没有房住，我又拿什么给你？’他们打残了我，就这样撒手不管了，谁来服侍我的下半生呀！”
说到这里他呜咽着哭了起来。
大家听着，没有人开腔。在座的人哪一个都有一本心酸账，像他这样的受害者在中国这个年代处处都是。有谁来管这些被历次运动弄残了的老年人？
当年因执行单位对各种受害人草率处理，今天，这些受冤者，不辞万里行乞，赴北京上访，死在路途上的人多的是。没有人去统计这个冤孽深重的数字！……
看着他那样子，我又联想到我的母亲，她也同样因为年事已高，被整她的单位所抛弃。至今还留在蔡家医院，受那里欺侮过他的人呵斥，虐待。
心中还在翻腾，又听见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接着开始口念叨起来：
“我就这么一个独儿啊……”
她第一句话，便使我联想到鲁迅笔下，“故乡”中的主人公祥林嫂。那是她刚满五岁的儿子被山里的狼叨去以后，逢人便要诉说的话！虽然面前的她，比之祥林嫂苍老得多。而且从她那身打满补丁的棉衣看，她比祥林嫂的遭遇更惨。
且听她说道：“文化大革命中，我儿单位，八一五的头头！硬说他是‘老保’，还捏造说他过去还参加过啥子七星党，便把他抓起来关进黑屋子里！我听到后，人都吓傻了。我就这么一个儿啦，我跪在那个姓曹的面前，请他看在我这孤老太婆份上，高抬贵手，饶他一码！没想到，我那脾气刚烈的儿子却从关他的黑屋子里逃了出来，唉！”
老太太陷入了沉思，停了一下继续说：“我看到他，叫他赶快跑，哪里晓得，他却去找那个姓曹的“算账”。当场还打了起来。那姓曹的当下便叫派出所把我儿抓了起来，硬把他说成反革命行凶报复，抓进了监狱判了十年徒刑，把他送到新疆劳改。从此以后，我儿就再没有回来过…..”
“现在，托邓爷爷的福，我儿写信回来说他的案子平反了。既然平反了，那就该回来呀！我都已快八十的人了，身边又没得其它人，跑这个地方都跑四次了，每次都喊我等！可是，我们这些老人能等多久呀？我的儿呀！你又为啥呀？真的老娘有个三长两短，连个收尸的都没得……”
边说她嘤嘤的哭出声来。然而在场的人没有任何反应，好像麻木一般。人间的涂毒，有时比野兽更残暴，夺去她儿子的不是狼，而是与儿子共事的人。
那些主持平反冤案的官僚们，从没想过，二十多年那么多冤案牵及到多少个家庭？这成了久积的社会肿瘤，平反多成过场，使这肿瘤越来越大！
今天坐在长廊里的二十几个“代表”，就同全国千千万万的冤狱受害者一样，好像是一些奉了特大赦令的“罪犯”亲属，彼此间除了陌生竟找不到相互安慰的话，当然更谈不上同仇敌忾了。
若以个人身份，跑到共产党本市的最高衙门来求解脱和赦免，‘平反’必定流产，路遥远兮，前程漫漫。
我正思考着，长廊里一阵骚动，看我的手表已是下午两点半了，“唔！迟到了”我下意识的喊了出来。可那两个年轻人却丝毫没有显露出一点内疚，而是一脸的傲慢，大摇大摆地从这二十几个上了年纪人面前穿过。
偏偏求访者中有几个低三下四，向两个从他们面前过去的人点头哈腰。好像自己原是来乞讨似的，那两个年轻人却像来施舍什么一样。
当办公室的大门打开后，长廊里等候了几小时的人群全都向门边涌去，只听见那排在前面的人不断地嚷道：“喂！排轮子，不要乱，按次序，不要乱。”好一阵子的推推搡搡排成了队，不过已不是坐着而是站立着。
我看见刚来办公的年轻人不紧不慢的放下公文包，取过了自己的茶杯，走到里面泡了茶才坐下，从为首大约五十岁的女人手中接过递过去的材料。
那女人叨叨的叙说自己的丈夫、儿子和被抄家的经历。好像一个溺水已久的人几经沉浮后，才抓着一根救命稻草。
不料，还没等她叙说完毕，那年轻人便显得不耐烦了，不屑的说：“后面的人还多！你把话说简短一点”。一面打开材料，没去听她的哀哀呈诉。看完材料，拿出登记表，截断了对方的述说，一问一答的在那上面填写了信访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及事由等等。
写完后便向求访者说：“你这个案子应去找××法院”。那女人马上说：“我已经跑了十几次了，每次都叫我等，落实政策以来我等了两年了，这案子拖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啊”？那接待人并不理她，拖长了嗓音喊道：“下一个！”
我看见她那带着深深不满的表情，迟迟不愿从座位上站起来，等到这个时候，今天她整整等了七个小时了，中午还没有吃饭，原想有一个积极的结果，可惜这里仍把她当成皮球，踢回她不愿再去的法院衙门。
我深深同情她的饥饿疲惫，只见她在那里闷了几分钟，无奈的站起来。那一瞬间，她刚刚的座位便被排在她后面的上访者占据了。于是，又一串新的急促的叙诉，将女人送出了办公室的大门。
第二个上访者，几乎重复着他前面那人的过程：唠叨，填表，接待人向他说应当去找××机关，所不同的，这个上访者提出请信访办开一张“介绍信！”
可接待人以讥嘲的口吻回答他：“我凭什么给你开介绍信？凭你的材料，凭你的口述？我们信访办公室对你的情况在没有确证时，根本无法下结论，所以你只能找基层，他们既负责你的案子，他们才了解你的情况。”
结果，在求访者反复要求下，那接待人才写了一个曾于某年某月某日，来过市委信访办的证明，塞在信访人的手中。
看到这里，我已经完全明白，连这种重庆市最高的衙门，依然的同其它单位一样，将这些可怜的上访者当成皮球，从这里踢出去！
明白这种结局，我便不想再在这里挨那年青人一脚，便提着我的帆布书包，决然出列，向那圆形的石门走去，自动的被“踢”了出来！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