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11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七章：背负重枷的练狱
第一节：栽秧和收割
过了谷雨，盐源的气温还保持在10度以下，一大早，天蒙蒙亮，我们就被赶进那彻骨冰凉的水田里扯秧，咬着牙一泡就是六个小时，直到中午才站起来舒一下快要折断的脊背，当时只觉得满眼金花四射，将卷起的裤脚放下，去裸关节上捏一把就是一个窝，这是营养不良和劳累的警告。
肚子早已空了。拖着满身泥污的身子爬上田坎，领到半罐包谷粑和一瓢没油的干白菜吃过午饭，便在队长催促下从新回到水田里。直到天黑，辨不出栽下的秧子是否插稳时，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从水田里爬起来。
晚上洗脚以后，看看满脚的伤痕，分不清是划伤还是冻伤，睡在被窝里暧和后满脚奇痒。每当此时，我常常想起我的父亲，不知他的生死下落，夜间因恶梦常常哭醒！
栽秧刚完，又奔赴五百亩麦田，枪收已黄熟的麦子。夏收时节，每天保持12小时以上的劳动，奴隶们只能用磨洋工减少体力消耗。然而，徐老大和何庆云像驱使牲畜一样，每天天色已漆黑不见五指，还要我们将收下的麦子运回山顶晒场，连夜脱粒。
收割是农活中最耗体力的一种，其实与其说这是一种最累的活，不如说徐老大一加再加的劳动定额，使体弱的囚奴难以胜任。
为鞭鞑我们按时完成“抢收、抢栽”任务，规定每天必须完成的割麦和栽插进度。将每天必须完成的田亩数摊给班组，不完成是不准收工的。
晚上九点钟天已黑净，田野里四下响起了蛙鸣，囚奴心里常说：“当人还不如小青蛙来得自由自在，叫累了就睡觉了。”
收工回来后吃过晚饭，何庆云和徐世奎将没有完成任务的班组，集合在院坝里围成一圈，召开取名为“找原因”的小组会，让劳累一天的囚犯们坐在坝子里吹冷风。
大家被磨疲了，“找原因”也习以为常，反正没法完成高定额的任务，久而久之，一到吃过晚饭，每个人都会将棉被把自已裹成一团，任坝子里冷风狂吹，直到深夜十二点钟，徐世奎从办公室走出来，围成圈子的地方已鼾声一片。
后来徐世奎改变策略，下给各组的任务划到个人身上，规定谁先完成任务谁就先回监舍休息，这么一划一时见效，身体较好手脚麻利的年轻人，果然按时完成了。
徐世奎尝到了分开干的甜头，割麦定额也随之一再增加，由开始每人每天四分地追加到一亩地，监狱的高额任务，与酷吏们的残酷压榨追相逼迫我们。
只苦了身体虚弱、手笨脚呆上了岁数的人，他们常在晚上收工时才完成全天一半任务！。
徐世奎有了口实，站在田坎上讥讽那些没完成任务的人说：“你们看看别人为什么能完成，而你们就偏要拖？这不说明你们一惯软拖硬抗？所以，今天非得完成任务，否则就在田里过夜吧！”
说完，留下徐伯威打着一个灯笼，吩咐他：“你在这里守他们，一分一厘的任务都不能少！”说完拍拍屁股走远了，交给徐老头陪着。
经常完不成任务的是身材瘦小的蔡先禄、邓小祝们。天色黑净了，田野里静悄悄的，只听见被留下的人紧一声慢一声的割麦声，他们在豆影般的灯笼光下，向着好像永不到尽头的麦茬发呆。
有一次，蔡先禄实在累得不能睁开眼，就坐在田坎上打瞌睡，这可令田坎上的徐伯威十分着急，开口道：“唉！你怎么在这湿漉漉的田坎上睡觉呢，你会得病的，我们也不能等到天亮守通宵啊？”
徐伯威是六十好几的人了，体弱多病的蔡先禄也是四十出头的人！蔡先禄站起来揉了揉眼睛，望着前方没有边际的麦子绝望的说：“这日子我怕难熬到出监狱那天的……”
留在田里的人，经常要在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在徐伯威那悠晃的马灯下回到监舍。
收割的奴隶们一上麦地便蹬开双腿，右手紧捏镰刀，集中全部注意力，运足气力，左手顺着谷杆从茬口右边那棵开始捏成一把，依茬口向左边割去，最后将已无法再增加的谷把，放到左侧身后边。
囚奴们像一头牛顺着割倒的麦杆向前冲，汗水从背脊沟里向下淌，一直淌过小腿弯再滴在自己踩过的脚印上，两腿打哆嗦，直到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才慢慢直起腰杆，扭着那几乎不听使唤的腰，缓缓地站了起来，用捏紧的拳头在背上和腿部轻轻捶击着。
待到恢复一下，不听指挥的两腿站在那里喘过大气后，抬眼看前方的终点还有多远？再回过头去看身后放倒的谷杆向前推进了几米？不敢怠慢，从新蹬开双腿，弯下腰继续着刚才的动作。
从谷杆上抖下来的像细针一般的粉尘，沾到身上与汗水沾在一起，扎进肉中会起一串串的红痱子，先前还感到又痛又痒，后来它们就随着汗水流了下来，变成一条条黑红色的汗垢。
捏着谷杆的左手和捏着镰刀的右手，经常因慌忙赶任务打架，一不小心锋利的刃口滑到手指上，在左手的指头上割出一条伤口，轻则鲜血长流，重则可以截脱一节指头。
不管出现那一种伤情，立刻用右手按着伤口，然后在伤口上撒上自己屙的尿，再从自己的破棉衣上撕下一块布包扎好，以免因感染增加新的痛苦和麻烦。
伤包扎好后，还要继续割下去，一天的任务是不能打折的，决不会因为手被镰刀割伤而休息或减少任务。
由于定额太重，割伤手是经常发生的，每收割一季度，割伤指头的总有十几个人，囚奴们出现这种伤与毒刑比较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过度疲劳和大量出汗，出现两眼发黑金星四迸的情况经常发生，轻则呕心，重则昏倒，此时脑门和背上，由原先的热汗变成冷汗，耳朵里像无数轰炸机嗡嗡作响，心里很虚。因心脏承受不了，弄不好会发生虚脱而一命鸣呼。
古柏大队就曾发生过这种事，但草芥人命的当局，照例会在死亡原因中批上“因病死亡”四个字。
蹲在田头，顶着烈日，望着头顶上的蓝天，会使人想到“白毛女”的歌词“老人折断腰，儿孙筋骨瘦”！这样的日子要到那天才到尽头？杨白劳还有一个女儿相依为命，还有一个家可归，而我们除狱吏的苛责和侮骂外，还有什么？
农忙时节送到田坎上来口口声声称之为“改善”生活，只不过平时罐子里的包谷巴加厚了两毫米，平时连油星都不见的“奈温”菜，增加了半瓢。不过，累过头的人，因汗水出得太多，反而不感到饿。
每次农忙到来，只有消耗本来极其瘦弱的身体，汗水浸湿了衣衫，冷风一吹便会立刻感冒，晚上发烧了谁管？倒在发霉的铺草上用被盖严严实实盖上，靠发一身汗减轻病痛，第二天还得照样出工。
所以，每次农忙季节一完，都会出现大量病号，许多人就因此而一病不起，到医院再也没有回来，把自己一堆白骨抛在这荒山沟了。
那些完不成任务的人唯一办法，就只有用自己的包谷巴腾出一半来请人帮忙完成。交换的条件是论田亩计值，每由别人割一分地便出一两包谷巴。
用自己的包谷巴求人完成任务的做法叫“卖血”，为几个包谷巴替人流汗的叫“卖汗”，血汗交易都是当局的重苛逼出来的，这种事在劳改队中是很平常的交易，蔡光禄，邓小祝是经常卖血的人，本来营养就缺，这样作的结果无异加速死亡而己。
记得1975年，我从菜蔬组调到大田作业组。第一天参加割麦劳动，一天只完成了定额的一半，却累得我腰杆都直不起来。晚上到了八点多钟，看看天色已完全黑尽，距离规定任务的茬口足有二十米远。
何庆云走到我面前，幸灾乐祸的嘲笑我：“怎么样，我看像你们这种臭知识份子劳动关过不了，到就业队去怎么混过劳改关的？”我没有理会他。第二天便带上棉衣作好提前准备，任务要是再完不成，就只有露宿田间的命！
上午拚命赶，使自己不掉在近旁人五米内，猛然间镰刀滑到左手的小指头上把手指砍去了一截。血像水般的渗了出来，我丢下镰刀，将割下的指头带着没有割断的骨头按在一起，鲜血一个劲往外涌。
这时正碰上值班的郭川小，他走了过来，忙将唐启容叫了过来，将我扶到溪沟对面的农场医院，下午回六队以后，便将我分派到晒场上加入脱粒组的劳动，逃过当年收割这一关。
农一队就发生过，因夏收躲避这种高定额，横下心来，用镰刀将自己左手三个指头砍掉，成了残废偏入老残队。
真是苛役猛于虎，人真是太脆弱了，冤狱中，不知有多少人为高额劳役所逼，死亡或残废的，没人统计。
第二节：挑草
收秋一过，囚奴们酸痛的筋骨，还没有来得及舒展，被汗水浸透的烂衣服还没有洗净，连日熬夜眼眶里充血的血丝，还留在眼圈里，一年一度的挑草热，又以灼人之势向苦役们卷来了。
降雨量本来就少的盐源，一年四季从五月开始到十月结束的雨季，满足不了植物生长所需的水分。大半年时间风沙满天，干渴的野草，在红土地里，窜出很长的根，从很深的地下取回雨季才降下的水，延续草原的生机。
三面红旗人为造成饥荒后，为了解决粮食的恐慌，决策者用他们的权力将黑手伸向这里。拖拉机盲目把原本缺水，艰难生成的自然草原开垦出来，草地被连根翻转，大片的原始牧场变成了大片红色土地。
垦荒不仅把山梁上的草地变成瘦脊的红土地，为了给这些红土地里种下的庒稼“施肥”，又把周边余留的草地连根铲掉，使这里光秃一片。到了冬天，生活在这里的牛羊群，就进了鬼门关，它们望着光秃秃的红土地发呆。
在这儿生活的牛羊群同备受大跃进之苦的中国百姓一样，也被强迫地接受这种“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造”。
那时间农场饲养的牛羊群，经常莫名其妙地倒在放牧途中。这些倒毙在路边的牲畜，便是给囚奴“改善”伙食的“肉”，这就是在成都初调来时，干部们许诺过的牛羊肉当小菜的依据。
盲目翻耕出来的土地，失去草层为它们保持湿润，干旱和严重缺肥，使播种在它上面的作物长不到半米高，这些土地种上一季，往往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眼巴巴看着把劳动力和机械耕种的投入无畏消耗掉。投入的无代价劳动力，抵不上这种盲目开垦造成的亏损，这种损失对于独裁者，是无动于衷的。
为解决冬季各中队的牛羊群所需的草料，各中队只能向小金河附近的公社农家收购。然而小金河稻谷区，收割的谷草却是有限的，它被农牧场周围的各个农业中队所争枪，价格便一再攀升。由最初的每斤两分钱涨到每斤五分钱，当时的大米才一角二分钱一斤，一斤稻草等于六两谷子，仅这笔开支就足以使亏损的中队负债。
国营农场的经济亏损，在毛泽东时代是很普遍的。
由于各农业中队对谷草的抢购，中队只好从遥远的河谷地带，运回各中队牛羊所需的越冬谷草，马车的运力越来越旡法胜任！于是，牲畜越冬草料的需要，便由刚刚从抢收战场上下来的囚奴们用肩头承接过来。
毎年，徐世奎都要从二十里外，垂直高差达两百米的河坝稻谷区，购回二十万斤的谷草以备冬荒！按每人每天运回一百五十斤计算，并动用全队一半劳动力出动，至少也要运半个月。于是，每当秋收完毕，又一个大量消耗我们体力的劳动——挑草，再度落到我们肩上。
从挑草那天开始，六队到河坝地区绵延二十里山间小路上，一条由一百号劳动力挑着大捆的草捆，艰难攀登上山的“壮景”便出现了。
别说挑着体积超过身体两倍的重担，迎风向上挣扎，一个人就是空着手，来回走两趟行程三十里的山路，都得汗流夹背，脚上打起血泡。这每天要完成一百五十斤草的挑运。对于体弱的劳役者，又是一场要付出拚命代价的折磨！
这时雨季刚过，爆烈的风季便接着到来。
早上五点钟，晨星还来不及收净，挑草的人就带着一根扁担两付绳子和一身的酸痛，以及永远无法恢复的疲劳，拨腿在昏暗不清的山间小道上奔跑起来。人们心里着急，因为一到下午西风骤起，挑着那大捆的草爬山就更吃力了。
早上六点钟，河谷的村落刚刚才袅起稀疏炊烟。挑草的队伍便在一片狗吠声中，进入了生产队的晒场。他们顾不上看清周围的环境，急急忙忙从草树上拖下一捆一捆的谷草，用最快的速度捆好草挑子。
赶紧挑着沉甸甸的草担，飞步在田间的石板路上。出得村寨便是曲折、上升的山路，押行的枪杆子向来只站在山颠最高处，向下监视这像蚂蚁般分散在山路上的人点，看他们向上一步步蹬，艰难向上移动无动于衷！
这是一副极其壮观的图画!艺术家也难构思出这幅褴褛衣着的苦役队伍，把它们的任一个段落，摄下来都是控诉和悲歌！
牛啊！牛！你这善良的牲畜，你可知道你咀嚼的每一根草，就是那些累死累活挣扎在半山中的苦役身上挤出的血汗么？
他们太阳穴上，突冒出筷子般粗大的青筋，额上淌下豆粒般的汗珠滴滴跟着他们脚跟，洒落在那羊肠小道上。发红两眼瞪着高高的山颠，待到爬上坳口，太阳才羞涩的露面，用他明亮的眼睛，盯着那曲折山路上，星星点点像蚂蚁向上移动的奴录们！
登呀上登，咬紧牙关，一步血一涌，一步一喘气！在肩头上一闪一闪的草挑，就像背负着的十字架。草担子在肩上从左边换到右边，又从右边换回左边。磨起血泡了，破皮处流黄水了，再疼也要忍！黄水干过就成厚厚的茧巴！
当脚步登着最陡的石坎，两腿便直打哆嗦，冷汗夹着热汗在背心里流淌，如果气力不支或一阵大风，会把你连草带人卷括下去。
此时，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巴望别人的扶助，挣扎着站起来。回头望望那山脚下，抬头望望山颠上，两头茫茫，叹口气从新收拾好草捆子，把牙关咬得更紧，吭唷！吭唷！用低沉的呻吟，唱练狱的歌。
我的手因为几次刑具摧残手指发麻，捆起草来无论如何使劲，老收不紧绳子，加上捆草技术差，碰到草捆大一点，松松的草捆几次撞在前方的坡坎上，便从绳中松脱，加上毫无定向的乱风一吹，散了架的草满山坡都是。
挑回去的草是要过秤的，秤不够任务就没有完成，麻烦事也跟着就来。被迫在路上停下草担，将散掉的草捆从新捆绑，在乱风的干扰下好不容易将草捆好，往肩上一挑，走不了几步又散了。
如此地，散了又捆捆了又散，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从我身旁过去，有人第二趟都打转身了，还看我在那老地方，同那堆存心同我过不去的乱草较劲。
气力耗尽了，我干脆停下来想恢复一下体力，再从新捆好草继续上登，但身后已没有其它人了，背后的刺刀顶着我的背，只好胡乱的捆好草捆，硬着头皮拚命追赶！
有时候我真想带一个打火机藏在身上，把那草捆连绳子一火烧掉，但前后都是人，干这样的事未免有些傻，只好将回归的时间一再后延。
下午的风势越来越狂，风吹干了我身上的汗水，刮起来的泥沙重重打在我干瘪的脚杆上，皮肤上皴出了无数细细的裂口，血从那些皴开的裂口里渗出来。
在风口上，风在我草担上增加了百余斤的副压，不但无法前进还要逼着我倒退回去。风还用它的巨掌捂住我的鼻子，压迫我的喉咙，使我张大了口也喘不过气来；风裹着我的双腿，使我无法开步。
于是在狂风中挣扎的我，使我想那越吹越猛的风将我轻飘飘的举起来，飞向云端，飘过无数的山谷，飘进白茫茫的云海，飘向那没有人烟的地方，躲在那里永远结束这练狱之苦。
这时的心情，这时的风声，会使我谱出一曲乐章，它的名字就叫“风！”
有一次上午，正当我第一趟草挑过那道最窄的隘口时，我碰上了王德。碰上他时，他身上那件破烂背心已被汗水浸透，显出斑斑迹印，面前是刚散架的草捆，他坐在地上望着散落一地的乱草发呆，我见他脸色潮红，不停喘咳，知道他肺结核发作了，出气很臭。
这些年来，六队疯狂的打人风，以及徐世奎对“狗类”的渺视冷落，使许多荣膺“狗”类称号的人都开始沉默。只有他反常的变得更“靠拢”政府，可惜何庆云也好，徐世奎也好，似乎对他平时的告密并无特殊兴趣！眼看他的肺病如此严重，也好像视而不见，照样摊派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所要完成的任务，一丝一毫都没打过折扣。
此时我见他双眼直直盯着靣前停放的草捆，便在旁边停下了我的草担，喃喃自语道：“中国人就像一堆乱草，他们是无法捆在一起的，非要一根绳子才能将他们强迫套住。”
见他注意听我讲话，脸上有一种乞援的请求，心中不免涌上了同情，暗暗叹息：“真是被练狱压扁了的人。”走到他面前，默默同他拽着绳子一人一端，不到五分钟就将那草捆从新捆好。
我跟在他的后面，想他被劳役和疾病折磨得如此，还自称“毛泽东思想的信徒，”既如此，在“普天之下莫非党臣”的中共统治时代，相同的信仰为什么没让徐世奎、何庆云对他产生一点恻隐心？却押着他完成这样的劳役？
夜里，北风掠过监舍房顶的瓦楞发出阵阵嚣叫，白天挑草早已累坏的苦囚们都已酣睡，昏暗角落里，传来王德发出阵阵猛烈咳嗽声，他今天天色黑尽了才回到监舍，大概下午的风寒使他病情加重了，他的咳声带着一种不祥之兆。
突然间，一道惨白的电筒光刷了过来，一个几乎被口罩笼住了脸的黄马褂，悄悄停在他的铺位前，王德下意识的坐起身来，却冷不防脚上挨了一棍。他唉哟一声，连忙睡下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只听见那电筒向他吼道：“这么晚不睡，看见我又不喊报告，谁知道你想干什么？”
“报告……我咳……我感冒了！”他断断续续的解释，声音非常微弱。听得出来他此刻发烧得厉害，睡在旁边的人，本想替他解释，帮忙喊唐启荣过来看一下，然而想到平时他那种可恨可恶，没人吭声。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