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武:争取以最小成本的革命结束一党专制

【新唐人2011年10月29日讯】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和中东正在发生的茉莉花革命都给中国民运人士以很大的启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可以采用不同形式的革命,来结束专制统治。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两岸的政府,乃至全世界的华人都在庆祝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这说明有一个主题是共同的,就是这一次的武装起义的暴力革命推翻了封建的清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当然,海峡两岸的纪念目的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海内外的各种媒体有很多的评论文章,我们不在这里赘述。笔者在这里要表达的是,纪念辛亥革命对于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的主要启示。

一、和平非暴力抗争的长期性和局限性

和平非暴力是我们中国当前民运的主流和方向。今后,我们海内外的民运人士,仍然是按照这个宗旨,来推行我们的民主运动,这是没有错的。但从中国上世纪90年代至今,在近20多年的民主运动中,我们看到,由于中共一党专制的本性,决定了它的镇压异议人士的坚决和残酷,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对中国当前的社会没有起到很大的效果,同时对结束中共专制制度,也没有根本性的突破。我们民运人士从事的中国民主运动,希望能带来中国国体的变革的期限太长了。当前,如果不改变策略和不适应新的形势的变化,中国大陆真正完成民主革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还将会继续走很长一段道路。而且,由于我们民运人士所固有的和平非暴力的本质,含有了它的局限性,给中共专制政权对民运的打压,带来了便利。

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民运分为两个阶段,一是89.64以前的民运,它的性质基本是在中共体制内,不反政权,只反贪官的,承认中共专制政权的合法性的前提下,提出的民主诉求。即使是这样不敢触动中共体制的和平诉求,都遭到了中共的暴力镇压,导致众多青年学生和无辜市民,血流成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二是89以后,从事民主运动的精英和民众,经过血的教训,终于看清了中共的魔鬼面目和残忍本性,懂得了向魔鬼要自由民主不可能的,必须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体制。但又无法以赤手空拳来抗争,只能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通过向全社会的人民。不断地揭露中共专制下大陆人民生活的黑暗和不公,希望有一天中国大陆的全体民众都能觉悟,共同团结起来,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体制,重新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

但这20多年来,和平非暴力抗争换来的是中共对民运及异议人士更严酷的镇压,甚至也导致很多的民主精英人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仍然没有希望,看不到胜利的曙光。而暴力革命,这个词汇又是绝大多数民运的精英人士忌谈的话题,生怕会让中共找到借口,跟国际流行的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把中国的民主运动给予彻底的否定。但事实是,中东欧的民主革命和中东正在发生的茉莉花革命都给我国民运人士以很大的启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可以采用不同形式的革命,来结束专制的统治。

二、中国民主运动的多样性

辛亥革命的经验,最值得总结和继承的就是这一点,以最小的暴力革命的成本代价,结束了一个专制王朝的统治。康有为曾吓唬革命党说:如果要革命,就要准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牺牲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颗脑袋。但武昌起义,革命党人打出第一枪,是1911年10月10日,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也就是中华民国成立,是1912年1月1日,这期间只有两个多月,就将共和制度建立起来了。既便从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算起,到中华民国成立,辛亥革命也就是17年的时间。其特点就是代价小。因为清军南下,革命党人保卫汉阳,打死了一些人。一场用枪炮打响的武装暴力革命,对一个在当时拥有4亿多人口的中国,它的成本代价在全世界的暴力革命中是最小的。

人们普遍认为,暴力革命会带给人类社会最大的灾难。中国民运如果搞暴力革命,控制不住就会向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共领导的暴力革命,会不计社会成本和人民付出血的代价,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去推翻旧政权。而建立起的新政权。这样的政权,也会是一个新的专制政权。在这种逻辑的前提下,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一直找不到突破的瓶颈。前几年,仅仅是王炳章和彭明两人,想尝试一下这种暴力革命的形式,就被中共政府诱捕,判处无期徒刑。至此之后,海外的民运人士,虽然还有袁红冰、伍凡、三妹等人,持有激进的观点,认为中共专制政权必须要用暴力革命来推翻。但这种观点在海内外的民运人士里,响应者寥寥无几。当然,这是对民运观点和认识上的不同。我认为更多的是,中国目前没有这样的客观形势条件,民运没有可操作的方法。实际上,我们海内外的民运人士都清楚地看到,中共在大陆对维权人士的暴力镇压,已激起了广大民众埋藏心底得激愤情绪,类似革命的暴力冲突时起彼落越演越烈,就差夺过那些警察和军人手中的枪,直接去消灭了他们。如果,现在有一个地区的民众这样做了,一定会启发了大陆全社会的民众,大家共同一起夺过中共的枪杆子,枪口直对专制政权,恐怕中共的江山就难保了。

而且,当今的中国形势同辛亥革命时期还不一样,海内外信息流通,人们的觉悟只是层次上的差别和认识早晚的不同。中国大陆社会制度专制,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民众都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是在于我们民运人士,要在关键的时候,敢于站出来,走到民众斗争的前列,领导民众闹革命。不要学中共的领导人,只会站在警察和军队的后边,高喊着:“给我上”,让别人去牺牲,他们最后来享受胜利成果。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民运的理论家们和各个民运的组织,要重新制定我们民运的指导理论和具体实施方针,让大陆民众在发生革命后,有明确的努力方向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办法。最后,我们还可以强调一遍,中国民运的中心指导思想,可以是和平非暴力的,但不应排斥局部的暴力革命;不排除中共高层内部发生的分裂;不排除中共军队的政变和民众进行一切形式的革命可能性。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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