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7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三章：监狱归宿
1960年1月26日下午两点钟，鲁召叫我将行李收拾好，同他一起坐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来不及同朝夕相处的伙伴告别，他们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目送我上车，也不知该向我作怎样的表态，因为实在不知道，这是临时的调动或是分批离开南桐。他们不知道，我就此与他们分别了。
车刚开动，我便怯生生地向鲁召问道：“把我调到哪里去？”他看着我淡淡一笑，从那笑里分明泛出了一丝可怜，只说了声：“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我在晃动中昏昏睡去，不知走了多久，只听见车窗外面有人在喊：“万盛到了。”
万盛的市容于我已无任何兴趣，我拎起背包和行李，跟着他就像一只拖着去屠宰的羔羊。当时，我根本没有被逮捕的预兆，我想知道的是，我究竟调到什么地方去。鲁召看着我天真的模样，好像是跟着老师去上学一般，所以一路上对我非常放心。
我跟着他来到一处绿茵覆盖的土墙门口。
鲁召独自走进了办公室，将我一个人留在哪里。我将自己破烂的衣物和“行李”放在墙边，呆呆地站在那里等候了足足半个小时。
突然，监狱的边门打开了。两名警察吆喝着从门边涌出来的十几名光头囚犯，他们一律穿青色囚衣。我猛然想到七年前，我在北碚看守所远远看见那坝子里也是这般模样的人。一个信号才迅速地闪过了我的大脑：“我被关进监狱中了。”由是我想到在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人，就这么轻而易举地下狱了！
倘若在两年前我会惊得全身颤抖，但经过这两年的磨难，似乎有一种久临其间而不觉其险的感觉，脑子里还浮动着大炼钢铁时种种恐惧，而今脱离那里反而感到轻松，认为随便往哪儿送，都比丛林的炼焦场好。
第一节：我被糊里糊途带入看守所
大约半小时以后，鲁召从办公室走了出来，并不与我“告别”，便径直从我们刚进来的那个门走了出去。
到了此时，我才有一种被人抛弃的感觉，心中再次泛起一阵悲哀，又过了二十分钟，我曾在逮捕杨治邦的大会上认识的丁户籍，把我叫到办公室门口，对我全身上下来了个彻底搜查。他脱下了我的棉衣，仔细摸完了棉衣上的每一处缝线和疙瘩，并将它同我的破皮箱打成一捆，丢进了一个标着“保管室”的小屋。然后，有人给我送来了同老犯人们完全一样的青色棉衣，穿上后叫我进到办公室，坐在一张小板凳上，询问了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进来前的“工作单位。”
当问到我因何故被押到这里时，我自己都不知该如何回答，我莫名其妙的按了手印。接着，那位自称姓王的干事，带我走进了阴森的监舍巷道。那巷道均布着两排铁门，每一道的门上留有一个可以左右滑动的小窗口。他将我带到巷道右侧尽头的一道铁门旁，拉开了那道门上滑动的风窗口向里张望。
王干事用命令的口气向我交待：“今后你就住在这间舍房，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在他们中谈监外的事，也不能用你自己的姓名，只可以用自己的代号，你的代号是419，除了反省交待等候提讯，你不能同他们谈论与之无关的事。”
交待完毕，打开铁门，我低着头跨了进去，迎面扑来一股霉味和汗臭夹杂的浊气。身后哐当一声，铁门关上了。室内很暗，除背墙上两米高的地方，有一个10厘米见方的窗口投进一束光能依稀看到室内的概况，还看不清里面住着几个人。
我站在那里，闭眼定了定神，大约两分钟后，我看清这是一间大约15平米的桶子屋，没有床，门口的进口左侧放着一个马桶，从进门的左墙角开始，地上垫了一圈大约有两米进深的稻草，一直铺到靠门右边马桶边。对着门的地方中间地带留着一条长约两米、宽不到一米的空地面，上面放着鞋。
从右边墙角开始，依次排坐着五个人，都盘腿而坐，每人的身后都垫着一床破烂被子。我呆站在那里，五个人用一种新鲜而警觉的目光打量我。
过了一会儿，地铺中间位置上，一个人从铺位上慢慢站立起来，缓缓向我靠近，发话问：“哪来的？”我因为陌生而防备着，加之两分钟前刚进来时王管教的交待，所以没有回答。
冷不防对方伸出一记快掌，重重打在我胸口上，我毫无防备，一个踉跄，顺着那拳风的方向跌倒在马桶边。我正要从地上爬起来反抗，其余四个人一起吆喝起来。
打我的那人紧逼一步，捏紧着拳头在我的眼前晃了晃，恶狠狠吼道：“既然进来就得懂规矩，从现在开始，你就睡在这个位置，没有我的同意不得移到任何其它位置上。”我只好就地坐下，一声也没吭。
我默默地坐了几分钟，忽然觉得脚上坠涨得难受，关节酸软，便在自己的踝关节上面的“穷骨头”捏了一把，却是软绵绵的再也弹不回去了。
自从炼焦碳以后，我就开始患水肿病。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回想那些晚上抬着一筐煤上跳板心惊肉跳的景象，事后感到害怕。
也罢，总算离开了那要命的炼焦场，躲开了那道鬼门关，可以在这儿睡上几天，恢复一下几天几夜没合上眼的极度疲劳。我闭上了眼睛，听五个老犯人说些什么。
其中一个说道：“明天就过大年了，家里人怎么还没来接见？”另一个答道：“这年头家里人都没得吃的，哪里还有东西往这里头送。”再一个接着说，“再怎么说，我工作的单位也要发两把挂面吧。”
听他们对话知道五个人基本上都是附近的农民或工人，他们也许还不知道监墙之外，公社的农民每天只分给六两黄谷，工人和城乡居民每月十八斤的口粮中，还要抠一斤出来“备荒”。
经他们提醒，我才恍然想起，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还真没想到，1960年春节我要在铁窗里度过了。自从下乡改造以来，我的脑子里常处于空白状态，有时连自己的年龄和出生年月都记不起来，最开始在学校里受到的强烈刺激，被繁重的体力劳动消磨，使受到重创的大脑处于休克状态，忘记了一切。
这种忘掉过去的自我休克，使我整个神经处于麻醉状态，无论别人怎样吆喝、斥骂、公开的撒谎、肉麻的吹捧、黑白颠倒、对弱者的欺凌等等，全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就连什么时候过年，这种儿时从腊月初八就掰着指头算的日子，都忘得一干二净。
当我突然孤零零地置身在这阴森、陌生、四面铁桶般的牢房中，我那幅久未拉动的记忆屏幕便开始晃动起来。
白发苍苍佝偻着腰的老外婆，又仿佛在抚摸我的头颅，长呼着我的小名；可怜的弟弟算来已十七岁了，他的爸、妈和哥哥真对不起他，留给他那么深重的“阶级烙印”，使他怎么在这社会中生活啊。他现在是在上学呢，还是在社会上流荡，甚至被关进“少年管教所”之类的地方？
还有，爸，您此刻在哪里？我们一直都害怕来看您，您能原谅我吗？我现在也同您一样来到这个地方，在这里我能与您相见吗？
自从我被划右以后，就一直没有再往家里写信，开始是因为我真不知怎么下笔，我被弄成这样，错在哪里？是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呀。至于今天为什么会被抓进这儿来，今后又怎样，我就更说不清了。
如实地告诉他们说我是冤屈的，不是反而徒增了他们精神的压力么？如实告诉他们我已被关进了监狱，那不是在逼老外婆么？上了年纪的人可经受不起这等打击的啊。
倒不如不给他们写信，隐去了我现在的处境，兴许对他们免去了无尽的牵挂。
母亲一定去重大打听我的下落了，当她知道我还保留着学籍，保存着一丝希望的幻觉，觉得“我会那天奇迹般的从学校归来，从新回到他们身边”，这样不是好得多么?而现在我进到这里了，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
（一）看守所里的年夜饭
突然一声铁门的响动，幻影立即消逝。监房尽头的大门打开了，整个过道里顿时躁动起来，过道两旁的监舍里传出像一群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发出的蹿动声，我们监舍的五个犯人也一齐站了起来。啪的一声，铁门上的风窗口打开了，那个刚才出手打我的人，趴在刚刚打开的窗口上向外张望，室内昏黄的灯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亮的，后墙那窗口已是一个黑洞，无法判断此时已是晚上几点了，现在真的是饥肠辘辘，饿得难受极了。
过道里响起了一个长声吆吆的喊声：“大家听着，大年卅的年夜饭提前吃了，等会每个房出来领饭的人多派两个，有菜，还有汤。”
两分钟以后，我们监舍的房门打开了，三个头剃得发亮的犯人，一个挑着箩筐，里面盛的是容量两升的黑色盅子，里面盛的是一盅子饭，另一个端着一个大盆，里面是白菜烩着点点的肉丁；最后的一个挑着桶，一桶里面装的是汤，面上有油星，另一桶装的是空盅子。
我从打开的门中向外张望了一眼，与对面监房趴在窗口边的饥饿眼光碰了一个正着。大家几乎没有过年的欢悦，目光中透出渴望，这顿盼望已久的“年饭”，能否填够一回从未满足过的饥肠？
此时领来的饭菜已排成两排，整齐的放在那“铺”围起来的中间地带。我本能的伸手去领靠我最近的那罐，手还没有伸拢，便被303一掌打回。正要向他理论，五个人又一齐向我吆喝起来，我只好垂手等着。
只见303对每一个罐子都仔细的掂在手里，看了又看，然后不慌不忙的将这些饭菜端给了其它四名老犯人。剩下最后一罐，他取过那个要来的空盅子，取出准备好的一块竹片，用迅速的动作将那罐饭分划成两半，一半倒进那空盅子，将剩下的另一半和那盅汤端给了我。
不明狱中牢霸规矩的我，无法忍受这种公开的欺侮。这年头饭菜就是命，这监牢中每天名分上的八两囚粮，摊掉吏耗、鼠耗、炊事员的消耗，落在这罐子里头每顿有三两就算很不错了。每天两顿、每顿三两、油荤全无，每顿吃喝完，对罐子里的饭迹都要用舌头舔了又舔，名曰舌洗。那时节，水肿病在狱中猖獗，几乎每隔两天，就有人被抬往监狱中专备的“太平间”。
我盯着他端过来的半盅饭菜，又看到他眼里一股凶光紧紧逼着我，我顾不得力量的对比，一股必欲拚命的力量，集聚在我的拳上，便出其不意的打在对方的胸上，并顺手去夺刚才被擀出来的那一半饭。就在那一瞬间，五个人一齐向我扑来。
303喊道：“把他按倒角落去，免得弄脏了饭菜。”于是四人一齐动手，将我按在左边那墙角里，铺天盖地的拳头向我身上雨点般落下。另一个人已将摆在地上的饭盅子挪到了303铺位上。此时，我已完全失去控制，不顾一切的挥拳踢脚。没有目标的回击。
正此时，监舍的门忽然打开，押送饭菜的王干事已经走了进来，叉着腰站在那里厉声喝道：“要造反不成？”
我此时已失去了理智，翻身站起来，也不向这王干事诉说起因，便猛地向那303扑去。303连忙应战，从他刚才的位置上抢步上前，两个人扭成一团。等到室内的人将我们拉开，我才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特别是鼻孔湿漉漉的，用手一摸，满手血迹。
王干事冲着我吼道：“鸡巴个大学生，狗屎不如的大学生。”
好在监狱中关久了的人已被磨得十分虚弱，经过刚才这番搏斗，双方都受了点皮肉伤。屋里暂时平静以后大家才发现，中间的那一小块空地上已水迹一片，空气里充满了臭味，不知什么时候，那门边左侧角落里的马桶被掀翻了，王干事捂着鼻子走了出去，五个老犯人连忙在门外过道里找到了一件破棉衣，便一齐动手将撒在地上的尿水拈干净。
幸好，盛饭菜的盅子安全地放置在303铺位上。
大家端起了各自的那份饭菜默默无声地吃着，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我也顾不上去擦脸上的鼻血和手上的污泥，捧着自己的那份东西狼吞虎咽的吞下了，并且一如往常地把饭罐和菜碗底舔得干干净净。
此时，大家才平心静气相对而视，其实，谁都不是鬼，鬼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哪会抢人吃食？缺了牢食，关在这里面的人便不能活下去。正因为都不想变鬼，就只好为生存而争了，不知中国历史上监狱中曾有过多少这种记载。
像这种和平年代的大饥饿，滥及全国，因抢夺食物而发生的杀人事件甚至吃人的事，有史以来闻所罕闻。鲁迅先生若能活到今日，他的狂人日记所撰写的人肉筵席必会重新改写。
以后的日子里。我才知道，新来监舍的人，头两顿只吃一半的罐罐饭已成不成文的“监规”。本来，任何朝代中新到监中的人，由于狱中的牢饭本来就粗糙难咽，加上初涉讼狱，难免心情难受，在开头的几天不想进食的并不是什么怪事。偏逢这“大跃进”搞出来的饥荒，加上刑狱滥施，每次运动后，监狱人满为患，原先只关一个人或两三个人的房舍，现在竟关上许多人。初来者，被牢头们吓服，牢饭减半，睡在马桶边闻臭气，又是新形势下的新情况。
没有进过监的人，被中共当局严密封锁了监内情况，不知道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监狱原来如此。
“团年饭”吃完，我在暗淡的灯光下，开始抚摸方才格斗时所留下的伤痕，轻轻将我的脸上和手上已结出的血痂抠下，因为没有水，肮脏的手脚只有对搓擦一下便可睡觉，只是那被打泼的尿水浸透了稻草的地方，可正是该我今天安息的地方，加上还没有领棉被，这隆冬季节的夜就难熬了。我忽然想到，一个人倘若遭逢我现在的处境，说不定会冻死或饿死，心中不禁哆嗦起来。
我对着门外的走廊呼喊着：“报告。”还好，没过一会儿，炊事犯人依次挨着监舍来收吃过的空饭盅，我把浸湿的稻草抱到过道里，又在那里找到一些破布，烂絮从新铺好，领了一床被子，便将就着那还在散发臭气的地方躺下。
不知道因为刚才流血太多身体虚弱，还是因为天气太冷铺垫太薄，我刚睡下，全身一阵阵发冷，不停的打抖。便从新坐起身来，将被统里的棉絮翻出来看，那中间有一个盆口般大小的洞，只好从新穿上棉衣，裹着那被子睡下。
渐渐地，一切安静下来，我听见监舍外呼呼吼叫的寒风中，隐约夹着远方传来的鞭炮和锣鼓声，想到这国度中的公民们，哪一个都是在鬼门关下忍受饥寒的煎熬，谁还有钱去买鞭炮礼花？
那一定是哪一个单位，哪一级政府正在欢庆“大跃进”的辉煌“业绩”：人说鞭炮能镇妖除魔，驱晦气。
然而这年头怎么这么多倒霉事？而且每逢怪事便鞭炮大作，人民公社成立界牌的鞭炮不断；小高炉建成的第一炉又是鞭炮大作；粮食高产放卫星又是鞭炮不断，这是哪门子邪门呀？
（二）看守所见闻
第二天，王管教特别的把监规印成了许多份，每一个监舍一张，贴在监舍的门上，规定吃完早饭以后，由组长领读三遍。对那些繁冗的条款我已经忘记，唯独其中两条至今还记得：一条是不准谈监外的事，一条是不准相互交谈案情。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快弄清楚了这五个老犯人各自的情况，这些人同那刚进来的农民一样，身世实在太简单了。紧挨着303的那一个，年纪三十岁上下，原来是万盛公社某大队的仓库保管员，因为从种子库清理大春备耕的谷种中私自挪下了两口袋，被人发现，便以破坏大跃进的罪名下到狱中，等候判处。
第三名是某大队的牲畜饲养员，他告诉我说，公社的牛马饲养从去年国庆节以后就没有配粮食了，他负责喂养的两头耕牛整个冬天就靠发了霉的谷草和盐水维持生命。年老的那头水牛已经骨瘦如柴连站都站不起来，哪能再下水田迎春耕？而他的一家五口人中，老娘和两个儿子得了严重的“水肿病”。妻子也久病不起，眼看一家人都要饿死，于是在一个晚上他宰了一头耕牛……
第四名则是为了殴打公社的民兵队长抓来的，他当时已全身浮肿，他说：“我们那个生产队连田坎上栽的芭蕉头都挖来吃完了，队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患水肿病。”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楚。“民兵队长却在寒冬逼我们到试验田去挖田。我说：‘我都已水肿到肚子了，要我的命么？我不去。’那民兵队长提着绳子气势汹汹要捆我去，还动手把我从床上拖下来，我想绝了，反正是死，便从床头抽出扁担向他头上砍去。”他就这样被抓进来，好在他出身贫农，不会沾着“阶级报复”与反革命挂边。
第五名是南桐矿区的一个井下工人，在六个人中他的个头最大，他为保命而逃，逃亡中砍伤了追捕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曾在丛林煤矿劳动过，他向我坦言说：“你是知道的，我们那点定量上半个月吃了就缺下半个月。”
至于那303，他一直对同监的人绝口不提他本人的案情和身份。给人一种假象，好像真的最听“政府”的话，但只要联想他对新来犯人扣吊命粮的那种残忍，便可知他对政府其实是阳奉阴违，虽然他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经过几次家属探亲，我们弄明白，他是万盛公社一个生产大队的书记，因逼公社的社员们出工和以旷工为由，克扣社员的口粮，酿成三条人命案，被公社社员告上法院。
看守所每天生活极单调，早上七点钟，过道里便响起了那个王管教的皮靴声，然后起床依次到院子里的水池漱洗，然后读监规，每天重复。
大约三月中旬的一个早上，我们监舍关进来了一个上着脚镣手铐的年青人，也许这里面关的这几个，还没有见过这种戴全刑具进来的犯人，我猜想，这大概是负有命债，足可以处以死刑的人。那人被关进来以后，303被王干事叫到办公室，耽误了一个多小时。
上午九点钟开饭以后，王干事煞有介事的来了，宣布对新来的犯人进行“帮助”。这种取名“帮助”的会，同我在这两年里经历的斗争会完全一样，不过手段更为残忍。多半是让被帮助者在暴打中精疲力竭时，按官方认定的罪名在招供上画押。表面重证据，禁止“刑讯逼供”，其实是利用犯人“以毒攻毒”。
王干事并没有宣布那人为何被捕，又为什么上了刑具，只宣布了他的代号叫319，并反复交待了共产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随即要大家帮助被斗人认清形势，将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
我望着他脸上四、五处青包，以及满身泥垢，那被脚镣铁匝擦伤后凝结的血痂，知道他在逮捕时，己挨过一顿毒打。
现在319站在监舎中间，颈项己经挂上一对早已准备好的铁桶,每个桶里装着四块砖头,铁桶一挂上,年轻人的背立刻弯下。303走上去捏了一下他手上的铐子喝道：“进到这里就别再想耍花招，要想不再受皮肉苦，就乖乖的招来，免得爷爷动手”年轻人迟疑了一下说：“我叫刘青平……”
话刚开始，他背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掌，他一个踉跄几乎跌倒。303厉声喝道：“谁叫你说名字，你叫319。”周围响起了一阵呐喊。319继续说下去：“我是工人，收听敌台是事实，但我没有投敌叛国。”不等他说下去，背上又挨了重重一拳，又是303喝道：“谁要你交待案情，你要交待就向政府交待去，不准你在这里乱说。”
由于水桶的阻碍，319艰难的侧过头去，惶恐地看着站在他背后的303。在这种会上，他除了任打是没有一丁点自卫能力的，他确实弄不清楚他在这里“交待”什么？便怯生生问道：“那我该说什么？”颈上的重物使他身形扭曲，额上冒着冷汗。
“要你交待为什么要狡辩，是想赖？推卸责任，蒙混过关？”303吼道。看来，王干事对他交待的就是这些了。
“唔，我没有蒙混，我没有抗拒，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投敌叛国，那是周书记强加在我头上的。”319涨红了脸，努力的把头向上抬，作出挣扎的姿势，所有的人马上站立起来，将319围在中间，你一拳，我一掌，像打排球似的。只听见铁镣在地上发出急速的金属撞击声，以及拳头落在319身上沉闷的回应。水桶猛然晃动，319终于站立不住，连同他身上的所有附加物，砰然的跌倒在铁门边！
大家住了手，303走近一步，看了看满身伤痕，直喘着气的319，那水桶仍套在他的颈上，样子很像古时候套着刑枷，脸上黔字的死囚犯。那杀耕牛的走上前，替他取下了水桶后，303便又将他拎了起来，又是一阵吆喝声，第二次站稳以后，又重复着刚才的那一过程，从新套上水桶，喝令交待……站起……打倒，一直重复了四次。
最后，我再打量这年青人，血顺着颈项向下流着，手、脚到处是血。这才将他颈上的水桶拿掉，让他站在中间反省，其余的人再不理会他，按照老样子扯开了各自的龙门阵。
使我感到不解的是,这些本身已十分不幸的老犯人，他们还患着水肿病，除开那工人外，无一例外的都对那319下着拳头，这些同319素昧平生、无怨无仇，怎么忍心对这么一个遍体鳞伤的人下手？难道中国人真有那种从别人的痛苦中寻找释放自身的怪僻么？
319的“帮助会”一直开了三天，直到303将他从地上再也拉不起来，瘫倒在地上为止。319度过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三天。最后王干事再次提审319。这个遍体鳞伤的年青人终于在“投敌叛国”的供词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明白，如果不签字，等待着他的将是前三天的继续。
签字后，319回到他所睡的那个马桶边位置，再也没有人去理他。两天后，他被调出。我们谁也不知道他被转移到了哪里。唯独我却始终没有忘记过这个不幸的年轻人，担心他是不是会被处决。
两个月中除303和我以外，大都已调出，同时又陆续地抓进了不少新来者，他们大部分都是附近公社的农民，绝大多数都因饥寒所迫，有为抢一小袋苞谷而杀人，甚至为抢一碗粥而酿出人命来的，更多的是因为水肿而抗工发生的各种情节的斗殴、杀人，从他们口中知道，农村中饥荒越来越严重，水肿病越来越烈了，用他们的话说：“曾祖父的那一辈，从湖广遭水灾逃荒来此，便以为这是天府之国，逃荒来时也吃过观音土，但还从未听说这天府之国有遍地饥荒的事，这是什么“灾”啊？
公共食堂再也无法维持下去悄然解散了，许多人家因为锅中无炊，懒得去找回一年前被砸碎的锅盆碗盏。自留地重新退归农家了，但面对着这荒芜的土地，上哪去找菜秧、种子来“生产自救”？观音土成了普遍的“食物”，有的农家整户整户地死于无法救治的“水肿”病，真的是“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绝境。
到了五月份，南桐看守所已从巷道里抬出了十来具饿殍。不过，进来的人反倒说：“这儿比农村好多了！这儿好歹每天还有两顿吊命饭，农村里芭蕉头都挖来吃完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