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4日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起迄今，整整90年来，作恶累累，罪行滔天，杀人如麻，罄竹难书。为此必然遭到全世界正义人士的严厉批判，今天我们正是要做这件事。
2011年6月28日下午，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与《北京之春》编辑部二家民运组织相联合，在乔迁新址的民主党全委会总部会议室，举行批判中共暴政90年的研讨会，会议由民主党全委会共同主席王军涛主持。
王军涛首先开场白：“在座的诸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进行演讲，在中共夺取政权的60多年来，它杀死了许多中国人，我们将要讨论，怎么去看待中共的执政，如何看待中共的历史，如何看待中共的未来。”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演讲：“今年的七月一日，将是中共建党90周年。回顾中共90年的历史，好比一把双韧的剑，你握住哪一边都要割你的手。中共所作所为，归纳为，一边是革命，另一边就是改革，那么改革是改的什么呢？实质上就是改共产党自己以前做过的革命。在改革开放之初，按照中共说法，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也算是一场革命，一位敏感的中共高级官员说道：’辛辛苦苦革命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也就是说，以前的革命全白费劲了。我们说，要么革命对，改革错，要么二者相反的情况，或者很可能是二者全错，即改革错了，革命也错了，总之二者不可能都正确，因为不符合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
由于一党专政，中共统治下的社会现在越来越像黑社会性质，共产党执政者成为黑社会的后台总老板，所以，尽管中共高层大喊’反腐败’，但是想像会怎么去执行的呢？总是官官相护，黑黑相关。越是反腐，腐败越是猖獗。就是因为共产党太坏了，所以共产党能那么顽固地掌权，就是因为共产党太坏，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它。
台湾的国民党执政，由此受到民主政体的制约，它需要自我革新，自我完善，它也不怕选举失败，即使下台还有机会东山再起；而共产党国家，就是不行，不光是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就以前的苏联东欧国家而言，总是与专制和腐败相随一起，如影附身。
市场经济的创建，其基础是须将公有制改变为私有制，共产党宣称要’经济改革’，那么怎么去评介中国共产党当初的’闹革命’，铲除私有制？中共当今的’私有化’，其实是将全民所有的财产掠夺为共产党私家的财产，这就是整个国家最大的腐败。
中共采取的掠夺式发展，先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变为所谓的公共财产，然后以改革的名义将全民共有的财产强行变为党的私有财产。
所以中共越来越变得敌视民主，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一旦中国实现了民主政治，那么他们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也许中共这样顽固会对当今中国的民主事业带来些难度，但也正是这样，我们反对中共统治就越来越重要。 ”
接着，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讲演：“共产党继续在执政，这并非表明它有什么的好。倘若你提问说，你明明是说你对的，共产党是错的，那么为什么共产党还能继续稳固地执政呢？我明确地说，共产党就是坏，坏到根子里。现在的中国人民感到共产党烂透了，看不到好的政治前景，失去了希望，于是有些老百姓只得采用’脚投票’，消极地走掉了之。我们的民运人士就是要努力让人民看到中国的希望所在，推翻中共暴政，结束一党专政。
我们搞民主就是要告诉人民什么是民主，用胡平先生一句精彩的话来说，民主是数选票的，即用数人头的方式来代替共产党的砍人头的方式进行。共产党怎样执政，怎样掌握政权？用砍人头的方式！你有什么不满，共产党就是要砍掉你的脑袋，没有什么人性可言。
中共建党以来，暴政整整90年，它的执政60多年，可以归纳为’二场大抢劫’，史无前例。第一次抢劫，搞什么三大改造，公私合营，将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财产变成名义上的’国有资产’，实质上是共产党私自占有；第二次抢劫，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将国有资产转化成中共太子党劫有，以及特权官僚阶级的私有财产，现在0.4%的中国人占有了全中国财富的71%，其中90%以上都是中共高官子弟及其亲属。 ”
原北京大学法学系讲师、全委会执行长王天成：“回顾中共的90年，可以粗粗地区分为三个30年，前一个30年，是中共与国民党打内战的历史，当然在这期间又有共产党宣传的抗战历史，但是历史的实际情况是，共产党军队打仗’游而不击’，以图保存实力，最后共产党通过内战夺取了政权。接下来的30年，是全国人民被剥夺了自由，其达到的高潮，就是文化大革命，最后30年啊，是维权主义统治，也就是，人民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还有少许些自由，但是在政治领域，极度推行专制，人民完全失去了自由。
我手头掌握的资料，世界自由之家将全世界独立国家分为“自由民主国家”、“选举民主国家”、“部分自由国家”和“不自由国家”4类。在“自由之家”2010年1月发布的《世界自由报告》中，中国在政治权利状况上属于最低的第7级，没有自由；在公民自由状况上的级别是6，只有非常有限的自由；所以，中国的综合评级为倒数第二的6.5。处于这一级组的共有8个国家，除中国外，还有老挝、古巴、津巴布韦、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第7级组即没有任何自由的国家有9个，包括缅甸、北朝鲜、索马里、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 6.5级组虽然只比7级组高0.5级，但自由度要显着高于后者。不过，这两个级组都属于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共17个国家，中国是其中之一。
这恰是说明了，中国的政治形势迫切须要革命，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渐进式的改良，从最近的几十年来，中国国内的政治改革的呼声向来不断，但是共产党政权始终无动于衷，为此，我们的民运就要起来抗争，抗争只能是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进行，为此需要有计划、有策略地，我们需要深入研究。
中国民主党美东地位主席助理张健提问：“我们搞民运人士的已经经历了许多年月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还不是很成气候。关于海外民运界的情况，在国内除了少数成年人对此有一定的了解之外，还是很少为80’或90’后的一代人所熟知。今天对于共产党深入骨髓的腐败早已为中国人民所悟透，那么我们民运界怎么能够去调动海内外华人这些积极的因素，去开拓中国民主运动的新境界呢？”
胡平答道：“从八九民运的情景来看，当时的国内外民心所向，非常的一致，至少在海外的华侨各界，不管是左中右各派，都是一边倒地支持民主事业。89年六四屠杀之后，江泽民执政，采取经济收买的政策，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那么有一些精英分子就这样被收买了。当然我们海外的民运组织自身也有不少问题，造成了民运事业停滞不前的局面。
我们这些为民运事业奋斗的人士，需要坚持下去，持之以恒。再说，事业往往有高潮和低潮的周期，当我们的事情还处于低潮的时候，只要能够坚持住，那么等待事情发展到高潮来临时候，就能够顺水推舟，要不然，就成不了大事。
倘若问起，为什么共产党那么残忍，那么专制，却能使得经济高速发展？这问题有些复杂，但是我们必须回答的。 ”
民主党党员李国威提问：“我们民主党怎么推行在中国的宪政民主政治？如何进行非暴力抗争，倘若我们的对手共产党一贯施行暴力手段镇压民运的话？”
最后，负责党部宣传报导的施卫江陷于沉思之中：“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需要有耐心，做好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
中国民运人士从事民运的思路，总是将问题聚焦在于共产党专制独裁这个点上。上网谷歌，将中文’一党专制’作为关键词去搜索，可以得到二百多万条的结果，可见中国民运界的习惯性思维套路，从而将复杂的问题失偏于简单。因为社会是非常复杂的系统，社会中的成员多种多样，对于社会中的功能也各有不等同，尽管有些人作用大些，有些人小些，但是多多少少总是有著作用，尤其是将一组人群作为一个较大的社会成员组成部分，如社会下层的特大人群，尽管无甚权力凭靠，但是当统一起来予以考量的时候，其作用必定是显着的，因为一个社会能够起着功能的总是与各个成员一起’协同’（synchronization）有关，即一个系统内部的各个因素都是在相互牵涉着，在信息论上，各个元素都是在相互之间交流与反馈的。正确地理解社会，应将社会所有人群团体，在相互的作用之中一并予以考察，而不应是将少数人群，特意划分出来，经典的如中国民运界做法是，将占据全中国大陆人口约十七分子一的中共党徒作为特别关注群，从而将其余的人群搁置一旁，似乎他们是’与世无涉’，这样就成了’少数人创造历史’的观点。
当然，痛骂共产党是赢得人民群众赞同的好办法，一场痛批共产党的演讲肯定能获得大量的掌声。但是，正如佛∙培根在《论称赞》中讲道：“最廉价的美德最容易得到庸人们的称赞。’现今的痛批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作用，尤其是对于中国思想的进步，意义并不怎么大，就是因为其廉价。譬如，中国足球水平不行，在国际比赛中老是输球，在思想浅薄的中国人看来。老是责骂中国足球队的教练不行，多多责备教练对于中国足球无益。交响乐在西语中，原意为’一齐响’，一支乐队的演奏水平如何，重要的是看’一齐响’如何，但是你若想要在中国人群中成为音乐发烧友的粉丝，重要的是多多批评乐队指挥。
人之所以比动物高级，在于头脑，在于思维，而不是四肢发达。人类的进化、文明的进步，人种素质的提高是有着民族/种族差别的，有些进步快，有些则慢些。进步快的民族，就会将人的头脑特征显着起来，也就是强调思想的价值，诚如巴斯卡所云：’人是有思想的芦荟。
反之亦然，堕落的中国人却极少会为思想去关注，难怪在当今中国的民运界，许多重量级的大牌民运人士，也会提出’理论太多了’，重要的是行动。但是现今中国的民运形势再也清楚不过地展示了，’行动’已经寸步难行了，这情景难道还不值得民运界去深刻地去反省、去思考吗？可是现今的研讨会，又恰是在展现，太多的’廉价货’，这样又引起了相当多的人士的厌倦，从而引起了一个较为糟糕的负反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