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4日訊】中國共產黨自建黨起迄今，整整90年來，作惡累累，罪行滔天，殺人如麻，罄竹難書。為此必然遭到全世界正義人士的嚴厲批判，今天我們正是要做這件事。
2011年6月28日下午，中國民主黨全委會與《北京之春》編輯部二家民運組織相聯合，在喬遷新址的民主黨全委會總部會議室，舉行批判中共暴政90年的研討會，會議由民主黨全委會共同主席王軍濤主持。
王軍濤首先開場白：“在座的諸位朋友們，今天我們要進行演講，在中共奪取政權的60多年來，它殺死了許多中國人，我們將要討論，怎麼去看待中共的執政，如何看待中共的歷史，如何看待中共的未來。”
《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先生演講：“今年的七月一日，將是中共建黨90週年。回顧中共90年的歷史，好比一把雙韌的劍，你握住哪一邊都要割你的手。中共所作所為，歸納為，一邊是革命，另一邊就是改革，那麼改革是改的什麼呢？實質上就是改共產黨自己以前做過的革命。在改革開放之初，按照中共說法，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也算是一場革命，一位敏感的中共高級官員說道：’辛辛苦苦革命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也就是說，以前的革命全白費勁了。我們說，要么革命對，改革錯，要么二者相反的情況，或者很可能是二者全錯，即改革錯了，革命也錯了，總之二者不可能都正確，因為不符合形式邏輯的不矛盾律。
由於一黨專政，中共統治下的社會現在越來越像黑社會性質，共產黨執政者成為黑社會的後台總老闆，所以，儘管中共高層大喊’反腐敗’，但是想像會怎麼去執行的呢？總是官官相護，黑黑相關。越是反腐，腐敗越是猖獗。就是因為共產黨太壞了，所以共產黨能那麼頑固地掌權，就是因為共產黨太壞，我們要堅決地反對它。
台灣的國民黨執政，由此受到民主政體的製約，它需要自我革新，自我完善，它也不怕選舉失敗，即使下台還有機會東山再起；而共產黨國家，就是不行，不光是中國的共產黨執政，就以前的蘇聯東歐國家而言，總是與專制和腐敗相隨一起，如影附身。
市場經濟的創建，其基礎是須將公有製改變為私有製，共產黨宣稱要’經濟改革’，那麼怎麼去評介中國共產黨當初的’鬧革命’，剷除私有製？中共當今的’私有化’，其實是將全民所有的財產掠奪為共產黨私家的財產，這就是整個國家最大的腐敗。
中共採取的掠奪式發展，先以革命的名義搶劫，變為所謂的公共財產，然後以改革的名義將全民共有的財產強行變為黨的私有財產。
所以中共越來越變得敵視民主，因為他們非常清楚，一旦中國實現了民主政治，那麼他們都將受到法律的嚴厲懲罰。也許中共這樣頑固會對當今中國的民主事業帶來些難度，但也正是這樣，我們反對中共統治就越來越重要。 ”
接著，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講演：“共產黨繼續在執政，這並非表明它有什麼的好。倘若你提問說，你明明是說你對的，共產黨是錯的，那麼為什麼共產黨還能繼續穩固地執政呢？我明確地說，共產黨就是壞，壞到根子裡。現在的中國人民感到共產黨爛透了，看不到好的政治前景，失去了希望，於是有些老百姓只得採用’腳投票’，消極地走掉了之。我們的民運人士就是要努力讓人民看到中國的希望所在，推翻中共暴政，結束一黨專政。
我們搞民主就是要告訴人民什麼是民主，用胡平先生一句精彩的話來說，民主是數選票的，即用數人頭的方式來代替共產黨的砍人頭的方式進行。共產黨怎樣執政，怎樣掌握政權？用砍人頭的方式！你有什麼不滿，共產黨就是要砍掉你的腦袋，沒有什麼人性可言。
中共建黨以來，暴政整整90年，它的執政60多年，可以歸納為’二場大搶劫’，史無前例。第一次搶劫，搞什麼三大改造，公私合營，將地主、富農、資本家的財產變成名義上的’國有資產’，實質上是共產黨私自佔有；第二次搶劫，以經濟體制改革的名義，將國有資產轉化成中共太子黨劫有，以及特權官僚階級的私有財產，現在0.4%的中國人佔有了全中國財富的71%，其中90%以上都是中共高官子弟及其親屬。 ”
原北京大學法學系講師、全委會執行長王天成：“回顧中共的90年，可以粗粗地區分為三個30年，前一個30年，是中共與國民黨打內戰的歷史，當然在這期間又有共產黨宣傳的抗戰歷史，但是歷史的實際情況是，共產黨軍隊打仗’遊而不擊’，以圖保存實力，最後共產黨通過內戰奪取了政權。接下來的30年，是全國人民被剝奪了自由，其達到的高潮，就是文化大革命，最後30年啊，是維權主義統治，也就是，人民在經濟和社會活動中，還有少許些自由，但是在政治領域，極度推行專制，人民完全失去了自由。
我手頭掌握的資料，世界自由之家將全世界獨立國家分為“自由民主國家”、“選舉民主國家”、“部分自由國家”和“不自由國家”4類。在“自由之家”2010年1月發布的《世界自由報告》中，中國在政治權利狀況上屬於最低的第7級，沒有自由；在公民自由狀況上的級別是6，只有非常有限的自由；所以，中國的綜合評級為倒數第二的6.5。處於這一級組的共有8個國家，除中國外，還有老撾、古巴、津巴布韋、敘利亞、沙特阿拉伯等。第7級組即沒有任何自由的國家有9個，包括緬甸、北朝鮮、索馬里、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 6.5級組雖然只比7級組高0.5級，但自由度要顯著高於後者。不過，這兩個級組都屬於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國家——共17個國家，中國是其中之一。
這恰是說明了，中國的政治形勢迫切須要革命，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漸進式的改良，從最近的幾十年來，中國國內的政治改革的呼聲向來不斷，但是共產黨政權始終無動於衷，為此，我們的民運就要起來抗爭，抗爭只能是和平非暴力的方式進行，為此需要有計劃、有策略地，我們需要深入研究。
中國民主黨美東地位主席助理張健提問：“我們搞民運人士的已經經歷了許多年月了，從目前的狀態來看，還不是很成氣候。關於海外民運界的情況，在國內除了少數成年人對此有一定的了解之外，還是很少為80’或90’後的一代人所熟知。今天對於共產黨深入骨髓的腐敗早已為中國人民所悟透，那麼我們民運界怎麼能夠去調動海內外華人這些積極的因素，去開拓中國民主運動的新境界呢？”
胡平答道：“從八九民運的情景來看，當時的國內外民心所向，非常的一致，至少在海外的華僑各界，不管是左中右各派，都是一邊倒地支持民主事業。89年六四屠殺之後，江澤民執政，採取經濟收買的政策，先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那麼有一些精英分子就這樣被收買了。當然我們海外的民運組織自身也有不少問題，造成了民運事業停滯不前的局面。
我們這些為民運事業奮鬥的人士，需要堅持下去，持之以恆。再說，事業往往有高潮和低潮的周期，當我們的事情還處於低潮的時候，只要能夠堅持住，那麼等待事情發展到高潮來臨時候，就能夠順水推舟，要不然，就成不了大事。
倘若問起，為什麼共產黨那麼殘忍，那麼專制，卻能使得經濟高速發展？這問題有些複雜，但是我們必須回答的。 ”
民主黨黨員李國威提問：“我們民主黨怎麼推行在中國的憲政民主政治？如何進行非暴力抗爭，倘若我們的對手共產黨一貫施行暴力手段鎮壓民運的話？”
最後，負責黨部宣傳報導的施衛江陷於沉思之中：“在中國實行憲政民主，是一件任重道遠的事情，需要有耐心，做好長期工作的思想準備。
中國民運人士從事民運的思路，總是將問題聚焦在於共產黨專制獨裁這個點上。上網谷歌，將中文’一黨專制’作為關鍵詞去搜索，可以得到二百多萬條的結果，可見中國民運界的習慣性思維套路，從而將復雜的問題失偏於簡單。因為社會是非常複雜的系統，社會中的成員多種多樣，對於社會中的功能也各有不等同，儘管有些人作用大些，有些人小些，但是多多少少總是有著作用，尤其是將一組人群作為一個較大的社會成員組成部分，如社會下層的特大人群，儘管無甚權力憑靠，但是當統一起來予以考量的時候，其作用必定是顯著的，因為一個社會能夠起著功能的總是與各個成員一起’協同’（synchronization）有關，即一個系統內部的各個因素都是在相互牽涉著，在信息論上，各個元素都是在相互之間交流與反饋的。正確地理解社會，應將社會所有人群團體，在相互的作用之中一併予以考察，而不應是將少數人群，特意劃分出來，經典的如中國民運界做法是，將佔據全中國大陸人口約十七分子一的中共黨徒作為特別關注群，從而將其餘的人群擱置一旁，似乎他們是’與世無涉’，這樣就成了’少數人創造歷史’的觀點。
當然，痛罵共產黨是贏得人民群眾贊同的好辦法，一場痛批共產黨的演講肯定能獲得大量的掌聲。但是，正如佛∙培根在《論稱讚》中講道：“最廉價的美德最容易得到庸人們的稱讚。’現今的痛批共產黨，對於中國社會的進步作用，尤其是對於中國思想的進步，意義並不怎麼大，就是因為其廉價。譬如，中國足球水平不行，在國際比賽中老是輸球，在思想淺薄的中國人看來。老是責罵中國足球隊的教練不行，多多責備教練對於中國足球無益。交響樂在西語中，原意為’一齊響’，一支樂隊的演奏水平如何，重要的是看’一齊響’如何，但是你若想要在中國人群中成為音樂發燒友的粉絲，重要的是多多批評樂隊指揮。
人之所以比動物高級，在於頭腦，在於思維，而不是四肢發達。人類的進化、文明的進步，人種素質的提高是有著民族/種族差別的，有些進步快，有些則慢些。進步快的民族，就會將人的頭腦特徵顯著起來，也就是強調思想的價值，誠如巴斯卡所云：’人是有思想的蘆薈。
反之亦然，墮落的中國人卻極少會為思想去關注，難怪在當今中國的民運界，許多重量級的大牌民運人士，也會提出’理論太多了’，重要的是行動。但是現今中國的民運形勢再也清楚不過地展示了，’行動’已經寸步難行了，這情景難道還不值得民運界去深刻地去反省、去思考嗎？可是現今的研討會，又恰是在展現，太多的’廉價貨’，這樣又引起了相當多的人士的厭倦，從而引起了一個較為糟糕的負反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