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晚年的遭遇

【新唐人2011年3月22日讯】我,孙红筝,1950年3月28日出生,家住上海市黄浦区温州路41弄2号503室,工作单位(上海运输公司工会办事人员),1999年4月退休在家,生活安康、邻里间相处和睦、安享晚年快乐生活。

某日顶楼603室姚志良在我居室上违章搭建电器工作室,并造成了他家厕所渗漏到我的居室及厨房内,我的房内整天恶臭难闻至极,我的正常生活被彻底熏夸,每日三餐不能烧煮!为了我的生活能恢复到原有的安宁清洁中,我向物业公司、街道司法科、区信访办无数次反映情况,但始终无人管!在反应这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才得知姚志良夫妇是司法局的,市劳改局的领导!没人敢得罪!所以我反应的一切问题不仅遭到无理拒绝、更是无人敢管!在这12年的反应问题的过程中,街道办将我说成是非正常上访人员,这其中的无奈与痛苦可想而知。

更不幸的是08年奥运会开幕前夕,8月7日下午我在家准备晚餐时突然街道司法信访科付玉鸿等人及南京东路警署贺副所长带领三名警员直冲我家!不由我分辨就将我绑上警车,他们这帮恶警尽把我这个无辜老人送进了他们所管辖的《黄浦区精神卫生分中心》(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家滨路39弄5号),对我进行了长达2年零6个月的非人折磨!把我关进了精神病人的隔离室,不给我饭吃,一连六天大小便都要受限制!我脏的内衣内裤都不准替换!不仅如此他们还叫服刑的犯人和病人专门对我拳打脚踢,我被打得血流不止!这些法西斯的走狗,还耀武扬威说:“这是你们街道领导的特别关照”,之后到了冬天,我还穿着当时被关进神经病院时的二件衬衫御寒,冻得我浑身是病!所谓我的监护人是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根本不管不问,某日我实在忍不住给我的一日三餐苦饭,在院内垃圾桶内捡了个其他病员丢弃的苹果芯就咬了两口,被院内的看管医生等人毒打,并被医院内的牛皮手铐铐了一个24小时。还经常给我上神经病人的冲电麻椅,每次都被电流冲的我失声大叫!他们用尽了法西斯的手段对待我!

2009年8月31日中午11点,街道付玉鸿等四人将我押出黄浦精神病院强制送到上海市第三神经病医院,在第三精神病院门口我再三重申“我不是神经病人”,我跪在地上求他们讲点人性!他们根本就不理睬我,继续将我往死里整!付玉鸿等打手拳脚不留情将我打晕了过去!我的手臂、腿上到处都是淤血,多处皮肉被打裂,好几个月才愈合,第三神经病医院派一位姓高的主持医生 “对我实行暴治” 强迫我吃麻醉药等药物!我坚决不肯吃,他们就用绳子将我手脚绑成十字形关在禁闭室不给我喝水、不给我大小便、我失声大叫谢建金院长还我基本人权,他们竟然用凳子砸破了我的头,血流满身!头上被缝四针,每次被关禁闭后使我全身浮肿不堪、无法行走!那个姓高的医生还不解气每次监视我时有不顺心的事就将我拖到没人的地方对我毒打,简直是变态至极!更可恶的是,有次其他病人家属看我可怜就给了我几块烤鹅,被姓高的知道了就冲向我一把抓住我的头发一顿毒打,被打掉两颗牙齿!我在这帮禽兽眼里只是他们撕咬的猎物,我被释放前还被他们关了三天禁闭以示对我的警告!难道我是犯人吗?我犯了什么罪?要用这些法西斯手段往死里整我这个无辜的老人呢!回眸往事我的身心就惶惶不可终日无法入眠,每天都生活在恶梦之中 。

2010年11月19日下午,我终于熬到了重获自由那一天,“回家这事梦寐以求的事”。 当踏进家门的一瞬间,深深的感到我居然还活着回到家里,震惊之余,看着一片狼藉的家,我的心冷致冰点,一个有着法制和民主的和谐社会,居然有我这样悲惨的离奇故事发生。我一定要向这帮法西斯对我所做的暴行讨回公道。当然还要牢记权贵家丁付玉鸿的话,“你再去上访我们就继续送你去精神病院”。

以上是我自奥运前夕至释放时的非人遭遇实录。

此致

敬礼

控告人:孙红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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