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2月3日讯】2009年的新年处于一片“欢乐详和”的气氛中，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置办年货，离家再远的亲人也要在新年这个阁家团圆的日子不远千里回家与家人团聚，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关心”更是无处不在，新闻媒体每天铺天盖地的播放某某领导人在这里送温暖，在那里送关心。每年的新年似乎都洋溢着党和国家对老百姓无比的关心与问候！然而在这处处充满幸福感的表象下真的是全国人民都过上了一个温暖丰盛的欢乐年吗？2009年的新年是我家遭强迁后的第八个新年，请看看我们的新年都是如何度过的：
1、 2002年新年（2月12日是正月初一）：这是我们所属基地动迁的第一个新年，整块基地满眼望去已是狼藉一片，我们的新年是在一片恐怖气氛中度过的。基地的居民陆陆续续的都搬迁了，而我们这些还没有搬迁的居民有的被断水、有的被断电、有的被动迁组所雇打手殴打、而我家窗户被撬，恐怖气氛吓得我们晚上觉都不敢睡。
2、2003年新年（2月1日是正月初一）：2002年12月26日天气零下5º气温，我家房屋及店面遭强拆，我们全家人流浪街头整整16天，连一双袜子都没地方去洗，后多次到闸北区信访部门协调才进了一片狼藉的强迁房里，为了能尽快解决问题，新年期间我丈夫不得以到北京找建设部领导，这个年夜饭和新年我一个人蹲在一片狼藉冷清的强迁房里，心里担忧着丈夫的安危。
3、2004年新年（1月22日是正月初一）：我因家里房屋及店面遭强拆上访维权而遭诬陷，夫妻双双于2003年的十月和十一月分别被劳动教养一年及一年零三个月。所以这个新年我们是夫妻双双被关在闸北看守所度过的。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坐在看守所冰冷的地板上透过窗户看到外面雪花飘飘，想到自己原本那温暖的家，想到强迁后的临时房空无一人的住处，想到自己的丈夫心里不由在呼唤“你现在何处？是不是被送到劳教所去了？”想到这些我的心比冰雪还要寒冷。而此时我丈夫就在我所关大楼的三楼，我被关在五楼。让我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时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与董惠夫妻遭迫害时被关在同一幢房子里七年俩人俱然都不知道。看守所的饭菜很差，其他犯人都是靠家人送钱开大帐来改善生活补充营养，我们的家人却因不知我俩下落无比担心在外面几乎跑遍问遍上海所有能去的政府机构，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的是不知道，这事不属于他们管。不仅我俩的苦涩，且家人也同样承受着。
4、2005年新年（2月9日是正月初一）：2月9日是我丈夫被劳动教养释放出来的第七天。
5、2006年新年（1月30日是正月初一），为了上访维权讨回公道结婚多年未能生育，我们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团圆年，我们没有去北京，也没有去其他任何地方。但是我们还要在这仅有的收入里精打细算，承受着清苦的省吃俭用的精神压力。
6、 2007年新年（2月18日是正月初一）：2006年6月2日我和丈夫均被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我被劳教一年半，我丈夫被判刑两年半。2007年1月 3日我因在劳教所抗议劳教违法被恶警们关禁闭，当时天气是零下5度。禁闭间长约2米，宽约1∙5米，屋顶装有监控摄像头（外边也装有监控摄像，用来监控看管我的吸毒人员）。里面除了一只便盆，其它什么都没有。门是从外面锁上的，只在一日三顿饭时打开。铁门上方有两只像眼睛一样大小的圆孔时刻关闭着，只在每过10分钟左右由监管我的人黄庆（曾三次劳教）、王海凤（曾三次劳教）打开监视我坐姿站姿以外，就是大小便时开一开塞草纸进来，其它时间都是关闭的。早晨 5点起来，晚上10：30才塞进来两条被子，地是塑料纸铺的，席子都不准铺，因湿气太重铺在地上的棉花胎早晨起来全部湿掉。早晨5点起来倒便桶、刷牙、洗脸只给3分钟，晚上洗用水5分钟。没有吃过一顿热饭，没有吃过一顿荤菜（劳教所违反一切所规所纪一律不准吃荤，严重的至少一个月）。开始每天要求我立正姿势静站，后早晨塞进一个凳子，每天三顿饭后静站六个钟头，其余就静坐，黄明（大队长）、梅蓉（中队长）二个恶警对我说：“什么时候同意参加生产劳动什么时候放你出来，不劳动叫什么劳教所？”我说：“劳教本身就违法，我是因维权遭诬陷”。黄明恶警说：“你懂什么法，劳教有劳教法，有冤出去申，这里只有队规队纪。”19天才让我洗一次澡和头。两次共被关禁闭33天。在我不屈服的情况下，2月6日把我从禁闭间退回到一大队“新收整训”中队的单独一间房间里，派吴玲燕（曾因吸毒被劳教三次）、季冬霞（因吸毒被劳教二次）监管我，每天脸对着墙壁静坐，直到新年来临也没能结束。一个新年只吃过二顿荤菜，所谓的荤菜其实就只有二小块牛肉，其余就是青菜和萝卜，这样的日子直至2月25日。
2月26日清早也就是新年过后的第一天上班，有恶警李卓林（原法轮功大队长，现“新收整训”队长），以我坐的不标准为由，向恶警姚雪梅（一大队大队长、后升所长）反应，然后带恶警翟海梅（党员、先进个人、后升中队长）等十几人把我两手脚吊拷在两头床头铁架上，人体被拉得笔直，小便时让看管我的祝佳（吸毒、三次劳教、民管）用塑料盆塞在屁股下边，被拉紧张得根本无法解下来。我只好一直憋着直到晚上才放我下来。憋了一天的小便整整解了5分钟（这是秦队长看手表时说的）。小便完后继续按原样把我吊拷起来，吊到第二天胳膊就已经完全没有了知觉，两只手胳膊疼痛得大脑已经不能支配，上厕所拉裤子要把胳膊靠在墙壁上才能把裤子拉起来。虽然这样我仍没有屈服，于是祝佳在恶警姚雪梅的指使下开始打我、骂我。我说：“劳教是违法的，我们都要抗议废除劳教”，她们就打我的嘴巴，用毛巾塞在我嘴里，整天把口罩带在我嘴巴上。咳嗽的痰和鼻涕全被咽到肚子里。到了第三天姚雪梅、翟海梅等说：“什么时候承认错误什么时候放你下来”。此时我的全身已经完全麻木无法动弹生活更无法自理，我的精神和心理已快接近崩溃的边缘！然而更令我恐惧的是因生活不能自理而遭遇被那些吸毒的人推推、骂骂的侮辱情景，毫无尊严，让我感觉生不如死！
再说我丈夫，我们俩是在2006年6月2日在上海即将召开“六国蜂会”前夕同一天被抓进看守所的，我因被关后限制与外界一切联系使我对他后来的情况一无所知，直到2007年12月1日劳教释放后才知道，他在2007年2月9日被判刑二年半于2月13日被送到上海市新收犯监狱，在此之前一直被关在闸北看守所，当时我们俩人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7、2008年新年（2月7日是正月初一）：我丈夫仍被关在上海市青浦男子监狱，而我一年半的劳教刚释放二个月，仅靠每月350元的低保生活，我一个人在住处，心里五味杂陈，心底充满着对丈夫的思念，和对自己孤独过年心酸，而这难言的滋味和欲哭已无泪的心情被完全淹没在屋外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此时有多少个家庭都在团团圆圆开开心心的过着团圆年，吃着团圆饭呀，而我们的这个家呢？过得又是怎样的团圆年呢？
8、2009年新年（1月26日是正月初一）：这又是一个让我们倍感凄凉的新年。我丈夫于2006年6月2日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这项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两年半，2009年12月1日释放，出狱后才知道原来所在的单位在他被判刑后已将他开除，无任何补偿。经过辗转多次往北站街道交涉才勉强得到每月400元的低保。每月400元是我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我和丈夫两人共800元，因新年来临另外居委会给我们一张价值 150元的“节日临时补助券”，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任何补助。这样算一算账950元是我们全家09年新年包括当月一个月生活费的所有费用。我们除了经济上十分拮据生活困难，仅够勉强维持温饱之外，还要承受丈夫被单位开除夫妻二人生活面临绝境的精神压力，这对我们来说是怎样的一个新年呀！
一个又一个新年在全国人民辟辟啪啪热热闹闹的鞭炮声中，在无数个家庭幸福的团圆饭中，在国家领导人一个又一个新年期间的送温暖送关心中落下了帷幕，而这些似乎都不属于我们，我们被关在了幸福之外！我搞不懂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了这个我们夫妻俩已付出了太多太多，这其中的辛酸和泪水只有与我们同样受过迫害的人才能够体会到？我曾为了可怜的400元低保辗转于街道和信访办，以至于脚被捽成了骨折；还要忍受一次又一次要被断绝最低生活保障的屈辱。七年上访其中三个新年我们夫妻是一个在围墙内一个在围墙外度过的，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2004年的新年我们夫妻二人被关在同一幢楼的上下楼却不知对方究竟身在何处，还互相在为对方的安危担心不已。即使夫妻在一起过的新年也是凄凉不已。我们所过的新年跟大家所看到的新年和国家所宣扬的新年形成了多么鲜明地对比！！！
张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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