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何晓清，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认同一个“崛起的中国”？海外中国学生民族主义初探》。
【何晓清】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是我正在进行的一个研究专案，就是关于 “海外中国学生民族主义初探”的一个专案。昨天大家已经对我“批判”了很多，要我一定用中文讲，所以我就尽量慢一点用中文来表达，但是有一些词可能我还是要用英文，希望你们可以帮我。
那我说的“初探”的意思，是因为这个专案还正在进行中，在这里就是所谓的“崛起的中国”(Rising China)，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定义，我就想通过这个研究看一下这个所谓“崛起的中国”的这个概念是不是赋予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一个新的身份认同，就是New National-Wide Identity。我想这个“崛起的中国”的涵义有很多，譬如说个“崛起的中国”它把中国带向了经济、军事的强国，就算它没有认同西方的一些普世价值，对人权的尊重，它还是强大的。譬如说这个“崛起的中国”它让中国走出了贫穷，然后维护主权的“完整”等等；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儒家的思想啊，让海外的中国人总算擡起了头等等。这个就是我定义的“崛起的中国”(Rising China)的涵义。
我是用定性的研究，就是生命史(Life History)这样的方法论来做研究的，而不是用定量的，或是定性的研究。我想从教育学的角度，从跟进海外的这些“后八九”一代的学生，从他们的在国内个社会政治化的经历，还有他们在海外的“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的社会政治化经历，来看这个他们的经历是怎么样跟他们的民族的认同、民族的归属感和民族身份认同产生的关系。
那我想说一下我这个研究的一些背景。我这个研究其实是从两年多以前就开始搜集材料，我想现在大家对民族主义已经不是很陌生了，因为经过今年的“挥红旗，迎圣火”啊；“迎奥运”啊，这些整个很戏剧性的场面，大家对民族主义已经不是很陌生了。但是二零零六年我刚刚开始的做这个课题研究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或者是小题大作，说有海外哪里有那麽严重的民族主义。其实他们这样的这种吃惊，我是觉得我们不应该。因为后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是经过很长时间慢慢建立起来(Build Up)的，它才会有这样的“舞红旗”等等的现象。
从二零零六年开始到现在，海外民族主义事件，在西方的校园发生过一系列的事件，可能大家都不是很了解，因为它主要是发生在校园里面，外面没有很多的报道。在这些发生在校园里面的事件中，很多学生在学术会议上，或者政治讨论上面，他们就很强烈地表达了对中国的批评声音的反对，那麽我可以大概的举一下例子。
比如在多伦多大学，我当时写过一篇报道，当时有一个学者他讲中国的贪污问题的时候，那些学生在提问的时段，就轮流上去问他同样的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中国人？他们轮番反复地提问。那个会开完了以后，他们就跟着他。而且还有些女孩子就很生气地对他说，你说中国有妓女，是污辱了我妈妈、是污辱了我、是污辱了中国人民。然后她是哭着，追着他去骂。然后他们在多伦多大学学生会的网站上，发了四百多个留言，说要干掉那个卖国贼。然后他们说这个学者的演讲是西方的一个阴谋(Conspiracy)等等。
其实，同一时间，在美国的MIT（麻省理工学院）也发生了很类似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一次不是发生在一个中国人的身上，而是发生在一位元教亚洲史的日本教授身上。这位教授用一些图画来讲日本在侵华的时候的惨酷性，那麽中国在MIT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会，就发动了一系列的E-Mail攻势（campaign），很恶意的去恐吓他。最后警察都介入进来。中国学生会要求麻省理工大学官方当局向他们道歉。他们说，你们没有资格把亚洲人民或者中国人民这一段痛苦的历史来这里曝光（exposed），暴露在世人的眼里。
还有大家知道龙应台在哈佛演讲时，也是在解答提问时候被问说：你还觉不觉得中国还是你的祖国？就是很清楚问，你还是不是中国人？他的潜台词就是，你已经背叛了中国，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谈中国，你还有什么脸谈中国。
那麽从民主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是很让人担忧的，特别是那种情绪。我们后来看到的王千源事件等等，他们已经从自卫（Defensive）变成了攻击（offensive）；从大学校园走向了社会街头。他们从一开始只是要表达自己的意见，而现在变成了对个人的攻击；变成了他们想阻碍和改变主流媒体对中国的看法。这一系列的发展变化从二零零六年到二零零八才短短两年时间里，在我看来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
其实如果我们不看这个时间、地点和人物的话，我们可能还以为这些小孩是大陆“文革”的红卫兵，但是我们要想一想他们其实都是从过去改革二、三十年成长起来的；是中国所谓的最精英的人才，因此他们可以到北美、美国、加拿大还有新西兰。其实新西兰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那为什么他们来到海外以后，他们没有受西方民主的自由理念和价值完全影响而改变呢？是什样的一个因素让他们把一个关于政权的讨论；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变成和理解成为是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的污辱呢？而且他把一个学术讨论转向要挑战这个讨论者个人对民族、祖国的忠诚呢？
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我在做“六四” 、“文革”研究的时候，特别是最近这几年我每次去开会，经常地挨骂，所以后来我看到中国学生我都是低着头走，因为他们很生我的气，然后很明显有些人根本就不理我，觉得我是卖国的同学。当然我个人觉得很难受，那我就想在我的研究里面探讨一下，为什么成千上万的学生，他们在一个异国的土地上，他们走上异国的街头，变成维护中国的卫士。我很多美国朋友他们跟我讲说，他们以前对中国那个学生的印象，就是王维林挡坦克；学生在天安门绝食。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很多当年“六四”许多学生都走上街头，所以才得到“六四绿卡” ，才有那麽多人留下来。他们当时是抗议中国政府的暴行的，然而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他们变成了去维护同样的那个政府，而且它当年的那些暴行都没有得到最后的，不是平反，就是重新的评价。如果这些学生他们回到中国，参加到政治精英阶层，这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那麽如果他们留下来，留在西方，他们对于中国这些事件在不断地发出声音，那他们对主流媒体的影响又是什么？对国际关系，对世界和平又意味着什么？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底下决定做这个研究的。
那这个研究一部分是从我的博士论文中发展而来，我不认为是在做八九天安门流亡学生他们的社会政治社会化的经历，我想从他们的流亡之前和流亡之后，的这个教育经历，其实就是从广义的对于教育的那个概念出发去研究。我认为教育不只是学校的教育，而是说你整个人生的经历，也是一个教育。那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价值，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说这些流亡海外的学生患有“流亡综合症”。他们在很多不同的价值当中挣扎；他们也在很多不同的处境里面挣扎，在他们做出人生的决定的时候，决定今后要怎样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除了需要承受这种恐惧，需要承受家人不能够见面啊，回国啊，很多人父母去世不能够回去见最后一面等等这些冲突时，以及面对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付出不被你的国人认同；你付出的时候大家觉得你是在卖国时，也就是“血泪流尽反惹笑” 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就是这个冲突里面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八九年时的学生他们是想着中国会越来越好，然后年轻人成长起来，最终就会有公义。可是事实上呢？“后八九”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跟“八九”的学生有一点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对民族的忠诚的理解很不一样。“八九”学生他们觉得他们是爱国者，所以他们走向街头，所以他们要求政治改革；而“后八九”我们都看到了他们觉得自己爱国，就是不要批评中国，不能批评中国政府。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在爱国，但是“八九”的学生就是觉得我们是爱国，然后那个对方又觉得是爱国，而且不要忘记了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制度底下教育成长起来的。我觉得对“八九”学生或者因为“八九”流亡的所有异议人士来说，每一个异议人士其实他们做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就是他们从小到大被教育的事情，就是要为这个国家付出和献身，你走上街头的时候，你要面对的就是坦克、机枪。你要面对的是监狱、恐惧，我觉得这是一种“背叛的忠诚”。这个“背叛的忠诚”在新一代的学生那里，已经完全看不到那个影子了，他们只会觉得说你批评中国，你就是不对的。这就是这两代人的区别。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呢？我大概做一下文献和研究，其实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民族主义在过去十几年已经有很多学界的讨论，但是大部分这些讨论都是限制在国内的那个情况里面，基本上是没有涉及到海外中国学生的情况的。大家基本上都同意说这个由国家发动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来源于他们对政权合法性的担心，“八九年”后，国内的思想品德教育课的课本做了很大的修改。我们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个思想品德教育课，在国内就是有它的主题，它在不停的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和政治社会的环境，他就会不停地修改，根据政权的需要来修改它的历史和政治教育。
在西方国家，在民主国家，他的思想品德教育课叫做“公民教育”。这个“公民教育”有两条最重要的内容：一个是知情权，一个是批判的能力和参与政治的能力。但是在中国的思想品德教育课，他最强调的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然后是你对他的忠诚。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区别的。譬如说，一九九四年国家中宣部就颁布了一个“爱国主义”大纲，把中学小学的教学大纲都改变了，做出这些调整，就是要强调爱国主义教育。
与此同时，非官方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发展。譬如我们知道，《中国可以说不》这些书，然后那个反日游行等等等等这些事件，当然这些所谓的非官方，所谓的民间，其实也跟官方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就是由官方来操纵的。这两条线，就是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
在现有的民族主义发展的研究里面，主要就分成两大块，一大块研究主要集中讲学校里面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怎么进行的。，譬如那个..(15:54)有一个研究，他们在一个中学里面就是专门研究这些学生他们每天是怎么接受民族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譬如说升旗仪式；譬如说老师会有什么具体的一个选择题，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外籍老师他挥动那个西藏的旗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的反应？譬如说如果在运动会上升起台湾国旗，奏起台湾国歌的时候，学生应该怎么反应？这些都是有具体的问题和答案的。一些那个很具体的这些爱国主义在学校里面怎么进行的。
另外一大块，就是主要就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制度性和现政性的政策改变人的价值观的影响。可是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都没有看到把这两方面，就说到底一个个体和一个学生他们从他们自己这个学校的教育和外界的民主教育是怎么样连起来的？对他们产生的影响？譬如对他们得到这些民族认同感啦，民族的这些价值是怎么样影响起来？这些都还没有讲过，所以我就想这个角度来讲。
我的两个大的理论框架一个就是教育和经历。我刚刚已经提到过了，就是对于杜威的那个理论，他就是说一个人不只是在学校里面受教育，你从小到大你受到的所有教育，造就了你今天的价值，你的行为，你的所有这些，其实很大程度就是跟你的个人的经历有关系。他还讲到个人跟社会关系。就是说一个个人他很大程度受制于那个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的社会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代人成长起来之后，这一代人又反过来会影响这个社会，所以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理解民族主义的这个情况是那麽重要。
我的另外一个理论就是政治社会化”。“社会政治化”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地讲就是一个人在从你从婴儿开始，到变成一个成年人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已经在不停地接受着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你生理上成长，和政治上、社会上的成长，就是社会化政治，“政治社会化”的一个经历。那这个政治社会化就是你早期的时候接触的一些价值理念，就是像你戴一个眼镜，你长大以后你就一直带着这个眼镜看这个世界。
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你会经历很多痛苦。一个就是说你小的时候，受到的一些价值观影响啊，知道的一些事情，跟你长大的时候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有很大的误差的。譬如说以前觉得共产党怎么怎么好，后来你看到他杀人了，那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的冲击，那你可能就会改变。另外一个就是在社会政治化的过程中有几个主要媒介，他们是最主要的影响。譬如说老师的影响、学校的影响、同年人的影响、家长的影响，如果两个不同的媒介说的话不同，比如，我小时候老师在学校就说共产党怎么好，毛主席怎么好。我回到家里，我爸爸就会说它是独裁政权。那我我就会想到底是谁在说的对？是老师说的对？还是家长说的对？你慢慢地就会有疑问。每一个人肯定会有这么一个阶段，慢慢地你就觉得改变了。这两个就是我说的“去政治化” 。而且这个“社会政治化”的过程不是说终结的，它是永远不停的进行的。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海外来的学生来这边以后，他们到底有没有“去政治化”就把过去的一些东西去掉了，重新来那个什么再有新的东西，那我想这个题目的话对于理解这个中国民意或者西方华人的民意，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总是要说民意、民意，好像就是说反对派总是。。。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讲，主要是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团结大多数人。那我就想就说这个底线在那里？我们是为了团结他们，是要说他们的话呢？还是说让他们有reality shock，让他们有些冲击，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我这个题目会对记忆或权利和那个集体记忆和权利的关系或有一些的启发。何一男做的历史和记忆的研究，他说在不同的国家，这个政权会通过他们想要的来解读历史，或者是那个改变和篡改历史的表述。我觉得这就是说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天讨论的这些问题，在中国都是禁区，都是不能触动的。
这些对于民族的认同还有什么样的影响？最主要就是三点：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地被放大；不鼓励批判精神；还有就是历史的事实被压制的情况下，对这个一个人民族的认同，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
另外还有那个“公民社会”。我很同意现在学界讨论很多的中国的政治改革，在中国针对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要马上就改，它不能够马上改，一改它就乱了怎么怎么办？现在的公民社会正在建立，有些人就说希望马上就改。那我觉得其实这两个是一点都不矛盾，在我看来因为它是一个发展的两个方面，如果你看一下台湾的话，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的解禁，你怎么折腾都没有用，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
现在好像都在说“公民社会”，然而公民社会最基本的一些要素，比如知情权、批判的权利都没有。你一说话它就把你关起来。你原来是体制内的，如果你过了一条线，你就变成体制外的了。这个恶性循环，你没有解禁，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你到了最后这个公民社会力量根本就没有可能壮大。就是说一个小孩你给他吃有毒的奶粉他怎么长呢？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说要有点时间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没有自由，这个民主社会、公民社会的建立如果现在还不开始的话，那就更加不可能开始了，那就会花更加多的时间了。
我的时间快到了，最后我想跟大家很快的分享一下，我们昨天晚上一起去唱卡拉OK，那个房间里面有那个“五零后” 、“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我觉得其实到最后人性里面有些东西是共通的，可是在我们所有那麽几代人的教育里面，共产党都把人性去掉了，然后让你就去牺牲、去献身。昨天晚上我们这些所谓的“八九学生”唱歌还是唱《血染的风采》；军涛还是唱他所喜欢的《出塞曲》，回不了家的；还是唱流行的时候那个“几多风雨几多愁”叫什么“少年壮志不言愁” 。你还是想着那一些。而那些后八九的学生他们唱的是更加人性化的一些的歌。可是到了最后我们这些“八九学生”都成为卖国的，人家都成为爱国者。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教育是为了权利？还是权力？是for right还是for power？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采访了很多学生。其实很多学生他们爸爸妈妈都是右派；文革时被下放；小时候他们都是一个人在家里面一个人等着爸爸妈妈回家，等了很多很多年，或者是等了十年二十年，都没有等到。我做八九年采访的时候，那些妈妈又在家里面等着他们孩子回家，还是在等，有希望的等，无希望的等，就是这种等待。那如果一个社会里面连这个最基本的亲情、友情，都可以以一个革命的名义牺牲的话，或以一个爱国名义牺牲的话，那我们这个社会还剩下什么？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指望什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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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打/洪淑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