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报导）三鹿牌毒奶粉丑闻由上海记者简光洲在报上点名曝光之后，一些中国媒体却在相关报导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不少媒体丧失嫉恶如仇的勇气，有些媒体甚至为非法企业打马虎眼。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决定这是一个特别关爱儿童的国家，即使在当代社会，中国一直还在对自己的儿童使用“祖国的花朵”这样诗一般的语言。那么，在儿童的生命健康遭受非法企业残忍侵害的时候，媒体应当为谁说话，这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最近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全国媒体都在讲毒奶粉事件中有22家企业涉案，然而在烟台晚报报导中，22家成了20家，漏掉的两家“澳美多”和“磊磊”──恰好就是烟台的两家企业。在烟台晚报看来，“澳美多”和“磊磊”两家企业的利益比广大受害儿童的生命健康更值得保护。
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专栏作家、评论家孟玄表示，中国媒体一方面要受政府控制，另一方面也受利益的驱使：
“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当然不应该隐瞒，官方把这个事情查出来然后追究，这是应该的。并不是一定是政府因为政治的因素来压下来的，而是因为媒体的商业利益的关系和地方保护主义这类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状态有很大部分实际上是商业造成的问题在里头。媒体当然有一部分是作为政府控制的一种工具，就是党的喉舌，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在媒体市场上讲是进入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所以，广告类的压力对于媒体来讲，它的感受性其实不下于中宣部。当然我们把它理想化，说它必须要为公共利益什么的，这个意识他是有的。可是面临到自己的生存，比如说广告一下断掉一半或者说什么，他是不是就不愿意报了？或者是报的时候遮遮掩掩？”
中国旅美政治评论家李洪宽表示，中国也有懂得利用互联网自由的勇敢的媒体和记者，但是中国的主流媒体却是必须服从党的意志：
“这还得分两个层面，一个是一些很小的媒体、甚至一些勇敢的有良知的记者把它捅出来，因为互联网时代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很多事件都是这么报出来的。但是，从另外一个层次，真正能够影响大众的媒体就是这些中央的部委级控制的大媒体，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他们一发现问题就会第一时间得到这些消息源。有的时候，大众还不知道时候，他们的内参就已经报了。所以，他们都知道，他们决定报不报的时候，要先听中央的意见，可能是要问中宣部，中宣部要问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可能就问质量检测局。检测局为了保护自己，当然那就说看下面怎么报上来的，一级一级报上来。所以，权力机关一级一级报上来的质量检测都是合格的，所以这就是中共的政治结构决定的。”
李洪宽说，中国的媒体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有些媒体则成了社会转型期权钱转换的获益者：
“中国转型最大的实质，最大的鲜明特色就是把权力跟金钱相互转换，比如说我批个条子拿块儿地，一转手就是钱，我有权力经营中央电视台，我可以播牛奶广告，我说它好就是好。中央台电视台的广告一方面赚了大量的金钱，从牛奶公司，另一方面它播了很多假的报导、骗人报导，比如说‘三鹿有一千多道检测手段’。你想一千多道技术检测手段的话，怎么可能能放毒呢？这就给消费者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所以说中央电视台和骗人的商人现在结成了利益共犯。”
香港大公报称，当今中国社会的良心正在经受种种诱惑和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