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反右派運動由此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啟動，言者有罪，大批知識分子因言獲罪，被打成了右派。
據《陽謀》一書記載，7月初，毛澤東在上海號召：對右派，要挖，現在還要挖，不能鬆勁。這個時候的右派，哪裡有一根草他都想抓了，因為他要沉下去了。
幾天後在青島對各省、市黨委書記談話時，毛又強調說：還需要幾個月深入挖掘的時間，取得全勝，決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這一仗不打勝，社會主義是沒有希望的。
於是人民日報發布社論，批評「部分單位對右派分子的挖掘、揭露和批判還很不夠，既不廣，也不深。」隨後，全國上下在「挖」字上大做文章，將更多的無辜者投入了冤獄。
例如甘肅通渭縣，縣委號召用「挖洋芋」的辦法，對「既不鳴又不放的右派分子，進行檢舉、揭發。」遼寧省當局宣布，銅鉛鋅礦務局工程師潘寶信是「深掘深挖」、從「地洞」裡抓出來的右派。因為他「過去是個『先進工作者』，大鳴大放也沒有發什麼言，已被揭露，原來他是個陰毒的傢伙。」
廣東省委書記區夢覺在《南方日報》上發文，號召採用廣東農民冬天從地洞裡挖田雞的辦法，挖掘潛藏的右派。黨組織根據各人的家庭出身、向黨靠攏的程度，判斷其是否右派，有無「反黨言論」已不重要。廣東「錯劃右派分子三萬餘人」，許多是這樣挖掘出來的「田雞」。
河南商城縣黃柏山林場的張培從大學畢業，還是地主家庭出身，縣裡指定他和另一名也出身地主的會計到縣城去參加鳴放。領導對他說：「你是俺縣裡的大知識，高材生。你得帶頭幫助黨整風。」張遂寫了一張「縣長不重視專家的意見」的大字報。夠了，領導立即宣布：「經數月苦戰，隱藏得很深的右派分子張培從終於被挖出來了！」張成了「右派勞改隊」的一員。
8月8日，新華社報導說：右派正「一個一個地從各行各業中搜索出來」。這「搜索」二字真是形象而又準確。
首先被搜索的是報刊雜誌。凡近年發表的文章都在搜索之列。
半年多前，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青年教師劉施任和學生蔣祖馨、汪立三合作寫了篇批評音樂家冼星海某部交響樂作品的學術論文，寄給《人民音樂》雜誌。文章發表與否一直沒有消息，反右中文稿突然被搜索出來，成為他們的罪證。蔣祖馨因剛在國際上獲獎而受寬大，劉、汪二人則都被打成右派，送到北大荒勞改農場去了。
反右前，瀋陽市民政局幹部陳以強針對有些幹部進城後拋棄糟糠之妻另覓新歡的現象，曾寫過一篇小品文《變心》，交給黨支部書記，請其審閱並決定是否投寄給報刊。而今那從未投寄的文稿成了黨支書的武器：「從《變心》看陳以強的黑心。」陳自然成了右派。
1957年1月號《人民文學》刊登的小說《明鏡台》，以批判的口氣講述一個幹部對待家中小保姆的態度。講的是家庭瑣事，卻頗引人深思，《文藝報》等報刊對其思想、藝術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如今小說被指為「攻擊黨的幹部」，作者耿龍祥成了右派。
全國的報紙、期刊一齊搜索來稿，效率極高。鳴放時，武漢海軍第一預備學校教員毛西旁曾給文匯報社寫過一封信，表示贊成「自由辦報」。文匯報將其稿件轉給武漢海校，他便被揪出來，送到北大荒農場去了。
《甘肅日報》社記者王景超，寫了本長篇小說。審稿的領導只看了提綱目錄，就認定小說「反黨、反社會主義」，將他打成了右派。王景超被送夾邊溝勞改農場，兩年後死在那裡。
詩人王昌耀，十四歲時參軍，在部隊文工團拉二胡。在朝鮮戰場受重傷後作為殘廢軍人歸國。他報名去西北，在青海省文聯做專業作家。反右時，他的詩集《花兒與少女》即將出版。可是，詩集中有兩首詩突然被查出「有毒」，詩集即被扼殺。他憤而向文聯辭職。次日，其辭職書被附以「向黨要挾，氣焰囂張」的評語，抄成大字報貼出。他成了右派，送到高原勞動改造，旋因與青海日報社的右派難友交談，被視為違反勞改規定，由監管民兵綁送湟源縣公安局，判處勞動教養三年。
1949年後，詩人公劉從香港回國參軍。肅反時，被關押審查期間，他曾把腰帶勒在脖子上，企圖自殺，幸被奉命看守他的作家黃宗江救下。如今搜索右派，肅反對象首當其衝。他一年前寫的《懷古》詩被搜索出來。詩本為宋代詩人陸游之遭遇感嘆，但其中有「昏庸當道，戕盡了男兒志氣」這樣的文字。黨認為他想「用這一類惡毒字眼來發洩他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仇恨」，一封電報將他從西北戈壁灘召回北京，將右派帽子扣在他頭上，送到山西省一個水庫工地服苦役去了。
與公劉同在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創作室的徐光耀正也沒有反黨言論。但肅反中審查「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時，他曾應黨組織要求寫過一份有關丁玲情況的材料，屬「替丁玲翻案」；再是一位老同學曾對他說陳企霞被隔離審查近一年，家庭生活很困難。陳是他們在華北大學文學系學習時的系主任，徐便拿出幾百元錢支援陳。這就決定了徐的身分：右派。
用筆名寫文章的也難逃羅網。有一天，四川自貢市川劇團黨組織接到了上海一家報紙退回的為詩人流沙河鳴不平的兩篇稿子。於是黨組織著手在劇團內部追查。結果查出用筆名投稿的是九歲登台演戲，十三歲開始發表作品，頗有些天才的魏明倫。本應給他一頂右派帽子。但他才十六歲，未成年，於是黨決定：不戴帽子，批判後下放農村。
天津作家何遲寫過一個相聲段子《統一病》，批評什麼都要一刀切，連賣早點、夜宵的鋪子，營業時間也得統一。稿子投到《曲藝》雜誌，雜誌社將稿子寄給中宣部，請黨審查。審查結果是：「對於我們社會主義改造和城市工作的嚴重誹謗。」何遲成了右派。
四川醫學院學生會主席宋乃湘兼任校刊編輯，手頭有十餘份鳴放期間的同學來稿。都是因版面擠而未及刊登的。那是搜索右派分子的最好材料。可是宋乃湘拒絕交出。他毅然將那批稿件燒毀，保護了那十幾個同學，自己則被扣上右派帽，勞改去了。
不過，將稿件退回作者的工作部門，供黨委去「搜索」，這並不是報紙、期刊的編輯、記者們做的事，因為他們本人就是被「搜索」的對象。《旅行家》雜誌社審查已發表的文章的原稿，發現主編彭子岡「常常在原稿上刪減歌頌黨、歌頌社會主義的字句或段落」，「特別強調反映社會的陰暗面」，「毀謗祖國」，「向讀者灌輸反黨毒素」。所以她成了右派。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