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澳大利亞走向覺醒 重擊中共

9月15日,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報導稱澳大利亞警方獲取了數名中共高級外交官的通信,並在一起針對政治干預的調查中將一名中共領事官員(孫彥濤)定為授權搜查對象。此事件使中澳關係一時成為輿論焦點。

而7月19日至23日,美日澳在南海與西太平洋聯合軍演;期間,澳大利亞艦隊遭遇中共海軍,雙方一度對峙,則更可被視為現階段澳中關係的一個象徵。

此前,7月1日,澳大利亞政府發布《2020年國防戰略修訂》和《2020年部隊結構計劃》,宣布未來10年將投入2700億澳元加強國防能力建設(約合1.3萬億元人民幣,比2016年的預算計劃增加40%),並將印度洋東北部到西太平洋的印太地區視為澳直接戰略利益區,側重提升海洋封鎖能力、海上控制能力和海上兵力投送能力。澳總理莫里森在新聞發布會上稱:後疫情時代「在澳大利亞國土爆發一場熱戰的可能性是自上世紀40年代以來最大的,當時日本轟炸了達爾文,並將小型潛艇派到了悉尼港。」普遍認為,澳新版國防戰略的主要目的是「抵禦中國(中共)」。

此後,7月28日,為期2天的美澳兩國外長、防長「2+2」磋商結束(這是疫情暴發後澳大利亞的首次部長級出訪,而且是前往全球疫情「震中」美國),決定建立一個針對中共的「絕密防禦合作框架」,並加強在南海的聯合軍事演習及在導彈和超高音速防禦技術的合作。

9月4日,美國空軍聲明,B-2和B-1B轟炸機參加了北澳的美澳聯合演習,並與美國海軍陸戰隊輪駐達爾文部隊(Marine Rotational Force – Darwin,MAF-D)、澳大利亞國防軍組成聯合特遣隊,進行遠距離空襲。

這些動向表明,儘管這個2500萬人口的國家在印太地區無法與其敵手——中共相匹敵,但莫里森政府仍將澳定義為一個致力於「不接受脅迫和霸權的印太地區強國」。

莫里森政府的抉擇是不容易的,尤其當考慮到中共對澳大利亞長達近20年的全方位滲透和澳大利亞經濟對中國經濟已有一定依賴性。

中共對澳的全面滲透

早在2005年,時任中共駐澳洲悉尼總領館一等祕書的陳用林成功出走,披露了中共對澳的兩大戰略目標:第一,澳洲的資源、能源是中共今後二十幾年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是穩定的供應基地;第二,在台灣海峽發生戰爭時,澳不跟美國走,不啟動美澳安保條約。為此,在中共的「大周邊外交」中,2004年8月就確定要把澳洲作為一個重要對象進行戰略部署。例如,陳用林說「中共在澳洲的專業特務大約有三百到五百人左右」,「還有五百到七百人是相對比較穩定的資源,半職業特工」,「一般線人,數不勝數」;對澳洲三級政府全面滲透,致使民主制度出現問題;對澳洲政客私下賄賂比政治捐款數量大得多,等等。

雖然陳用林的爆料轟動一時,也逐漸被證實(2019年王立強投誠事件,在澳洲又颳起一股颶風);但是,瀰漫澳大利亞和整個西方國家的對中共的幻想和綏靖政策正當盛時,結果也就不了了之了。

中共滲透過程和具體操作手法,可以參見今年6月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發表的題為《共產黨為你發聲》的報告,今年7月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發布的《對抗中國的影響力活動:澳大利亞的經驗教訓》報告,以及澳洲學者Clive Hamilton 幾經曲折於2018出版的專著作《無聲的入侵》,本文就不贅述了。

其進展之順利,在陳用林看來,「儘管中共和很多的國家都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但很多西方國家都沒有真正跟中共達成實際意義上的戰略合作,最多就是一個形式上的所謂戰略對話,而在澳洲這裡中共取得的成果就非常顯著。」就官方語言來說, 2014年以來澳中兩國建立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建立的基礎就是澳外交部所稱的雙方具有「強大的經貿互補性、全面的高層互訪和廣泛合作計劃」。

這裡僅舉兩個標誌性事件。其一,中共企業租借達爾文港99年(2015年)。達爾文港、凱恩斯是澳洲北邊兩個最重要的軍事基地,澳洲聯邦政府和國防部居然很輕易的就同意了租借,民間一片譁然。同時,澳政府也放任中國主權資本對澳洲戰略性產業和脆弱的農牧業的巨額投資。其二,從2002 年3月16日起(中共外長來澳訪問的前一天),唐納濫用外長的特權限制法輪功學員在中共駐堪培拉大使館前的和平抗議活動,竟長達4年(2006年12月14日,澳法庭判唐納敗訴)。

在全面滲透的同時,中澳經貿關係飛躍發展,自2007年起中國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2015年雙方正式簽署《中澳自貿協定》。據澳方統計,2019年中澳雙邊貿易額為1589.7億美元,同比增長11%。中國為澳大利亞第一大貿易夥伴、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地。澳是中國第八大貿易夥伴。澳對華貿易順差占其全部順差的80%以上。

此外,中國已在澳開設14家孔子學院、76所孔子課堂。截至2018年底,中國在澳留學生總數約24.7萬人,是澳最大的海外留學生群體。據中方統計,2018年,中國公民訪澳158.97萬人次,同比增長5.1%。澳公民訪華75.19萬人次,同比增長2.5%。截至2020年5月,兩國已建立109對友好省州和城市關係。

澳大利亞開始覺醒

雖然,中共提供的經濟利益和金錢誘惑如此巨大,但從2017年起,中澳關係卻發生了巨大的轉折。我們知道,就在這一年,川普就任美國總統,一年後發動了中美貿易戰,今年以來,更開打了中美新冷戰,領導國際社會圍剿中共。中澳關係卻是先於中美關係發生巨變,澳洲成為全球抗擊中共的第一個國家。

常言道「物極必反」。中共暗喜對澳戰略目標將要達成之際,卻沒想到,澳大利亞竟開始覺醒了。

2016年,為紀念毛澤東逝世40周年,中共竟荒唐到派出演出團體要在澳大利亞兩個最負盛名的場所舉行系列音樂會。這個計劃在最後時刻因為澳大利亞價值觀聯盟(Australian Values Alliance)——一小群批評中共的澳大利亞華人——的出現而緊急取消。

在這件很小的事情之後,澳政府對華政策開始了逆轉。路透社採訪了19位現任和前任澳大利亞政府官員以及兩位前總理,研究與中共的關係是如何變化的。採訪顯示,澳大利亞對中共立場的轉變始於2017年,在北京和華盛頓關係急劇惡化之前。這種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澳大利亞的一些官員主導的,其中有的官員具有安全和情報背景,他們對中共國領導層及其全球野心持有深深的懷疑態度。這個劃時代的標誌是,澳大利亞議會兩黨形成了一個反共鷹派團體,他們自稱 「金剛狼」。

2017年6月5日,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時事調查節目《四角方圓》(Four Corners)以《實力與影響力(Power and Influence)》為題,報導了中共對澳大利亞政治、教育以及華人社區的影響力,引起社會各界關注。時任總理特恩布爾宣布對澳大利亞情報與間諜法律進行史上最大規模的修改,並對中共影響澳大利亞國內政治表示擔憂。針對中共的警告,特恩布爾英文夾雜著中文說,「我們也站起來了,所以我們要說,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 2018年年6月28日,分別通過《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法案》,以及《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案》,劍指中共。

2018年1月25日,黃向墨事件導致工黨參議員Sam Dastyari辭職。黃向墨是中國億萬富翁,2011年移居澳大利亞,此後他通過公司向澳大利亞各政黨捐贈了至少200萬澳元。 Sam Dastyari被指接受黃的大筆政治獻金,在2016年大選之前,Sam Dastyari曾出言違背了澳大利亞在南海爭端上的政治立場。2019年2月,澳大利亞剝奪了黃向墨的永久居留權,並駁回了他的入籍申請。

2018年8月23日,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稱出於對國家安全的考慮,將禁止中共科技巨頭華為參與5G移動基礎設施的鋪設工作。這是全球首次。

2018年底,澳外交部長Marise Payne在訪華期間與中共外長王毅就新疆人權問題進行討論。ABC新聞部通過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智庫整理的新近研究開展了一項調查,確定並記錄了新疆境內的28個拘留營的擴建情況。

2019年,王立強投誠澳洲事件,一時引起軒然大波。

2020年,澳大利亞頻繁向中共開火

2019年年末以來,中共的別有用心和隱瞞、造假,致使中共病毒(武漢瘟疫)肆虐全球,澳大利亞深受其害,其持續長達29年的經濟增長(世界發達經濟體中獨一家)就此結束。

今年4月,澳大利亞外長Marise Payne表示,澳大利亞將推動對新冠疫情的起源及中共政府的早期應對展開獨立國際調查。此舉獲得各國廣泛、一致地呼應。隨著美國對世衛組織(WHO)批評的升級,5月19日,該組織成員國達成一致,同意就這一聯合國機構對新冠疫情的應對措施進行獨立調查。

中共對此恨之入骨,開始「懲罰」澳大利亞,例如:5月12日,對四家澳大利亞屠宰企業實施進口禁令;5月19日,宣布對澳大利亞大麥徵收80%關稅;6月6日, 文化和旅遊部發布「切勿前往澳大利亞」的警告,稱澳大利亞針對「華人和亞裔」的種族主義暴力行為「明顯上升」;6月9日,教育部發布2020年第一號留學預警稱:疫情期間,澳大利亞發生多起針對亞裔的歧視性事件,並提醒留學人員謹慎選擇赴澳或返澳學習;8月,商務部先後宣布開展針對澳洲葡萄酒的反傾銷調查和反補貼調查,等等。此外, 6月10日,澳大利亞籍男子Karm Gilespie因走私毒品罪在中國被判處死刑。

面對中共制裁,澳總理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亞不會因中共的「脅迫」而妥協自己的價值觀。反而,勇敢的向中共開火:

——4月就開始推動所謂「新冠溯源調查」。

——多次反對中共在南海的主權聲索,其軍艦亦多次跟隨美國軍艦在南海爭議海域演習。7月中旬,澳洲艦隊一度在南海爭議海域與中共軍艦對峙。7月24日,澳洲駐聯合國代表團向聯合國提交聲明,表示中共對南海有爭議領土的主張非法。

——嚴格華為禁令。6月,華為正式宣布退出澳洲市場。

——針對香港國安法,澳洲批評中國「損害民主」,並暫停與香港之間的引渡條例。去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澳洲也支持港人的和平抗爭。

——抓間諜,反擊中共滲透。2019年底,澳洲總理莫里森宣布斥資8800萬澳元,成立反間諜小組;今年8月,議會又提出要嚴查「外國勢力干預公立大學」。6月,新南威爾士州工黨議員莫斯爾曼突遭澳洲聯邦警察「抄家」,並被開除黨籍。澳大利亞聯邦警察的一份搜查令中鎖定了中共駐悉尼總領事館的僑務領事孫彥濤。

結語:澳大利亞為什麼能夠率先覺醒?

論實力,澳大利亞和中共不是一個等級的;論利害,澳洲經濟對中國已有一定依賴性;論中共影響力,澳洲已被全面滲透;那麼,為什麼澳大利亞能夠率先覺醒呢?

表面原因,是中共滲透所必然產生的反作用力,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澳大利亞作為一個發達的西方國家,自由、多元、開放,中共固然可以鑽空子搞滲透,但「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孟子·萬章上》),把戲一旦穿幫了,中共滲透越大,反擊就越大。

中層原因,是澳大利亞強烈的「中等強國」意識。澳大利亞自認是中等強國。所謂中等強國,在澳大利亞看來,即:善於把握時機;有一定的外交地位規模,能夠應對小國所不能為、大國又不能同時關注的且具有現實解決必要性的重大國際問題;即使在解決某些問題沒有權威,但要有理智的想像及創造性以打破僵局,至少也要有挑頭提出設想,形成解決問題的觀點及構想的能力。

澳大利亞身處南太平洋,是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樞紐,戰略地位重要,戰略敏感性也強,因其與中共異質,所以對中共勢力擴張的感覺也極靈敏。

深層原因,則是澳大利亞對普世價值的固守。二戰期間,澳美結盟。冷戰期間,澳美協調,不像其它盟國那樣與美國有那麼多的摩擦,多次參加美國在亞洲的重要軍事行動,堅定反蘇。冷戰結束後,澳美同盟不僅沒有像人們想像地逐步弱化,反而不斷鞏固和強化。人們很奇怪,澳大利亞在冷戰後並沒有明顯的安全威脅,其安全環境甚至得到顯著改善,為何仍然維持和強化澳美同盟關係、緊密追隨美國?原因很多,說法很多。固然,冷戰後澳大利亞追隨美國有提升地位之意,但最根本的一條,還是在於價值觀。

澳大利亞曾是英國的殖民地和自治領,是一個有著西方傳統價值觀念的國家,被視為「移植到南方這片遼闊大地的歐洲文明的一部分」。由於地處亞洲,與歐美國家產生認同的澳大利亞顯得格外脆弱,以至於急需與一個歐美大國結盟以實現國家安全和穩定。澳、美兩國分享共同的歷史,對國際法、人權、民主等基本信條有相同的認識。美國大使稱澳大利亞為「太平洋上的英國」,這強烈地暗示了兩國之間的密切關係。

2009年澳大利亞國防部頒布的《澳大利亞的作戰方式》白皮書中,強調「澳大利亞對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外交、軍事規範有著強烈的歸屬感,一百年來,澳之所以能夠保持一個穩定的政府,安寧的國家,都歸因於其對西方自由民主價值理念的堅持。」

有學者指出,隨著冷戰結束,在走向全球化的世界中,山脈、海洋以及其他的自然邊界已經不是國家間的真正邊界,國與國之間仍然被語言、風俗、法律體系、宗教以及各國所堅定篤信的價值觀所分隔。

因此,正是首先基於價值觀,所以澳美同盟能在冷戰後繼續發展;也正是因為固守普世價值,因緣聚會,所以澳大利亞能率先覺醒,重擊中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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