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風」，按毛澤東的說法，是「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2]]共產黨自稱代表工人階級領導國家，既然要整頓黨的作風，而且要「開門整風」，邀請「領導階級」工人和農民提意見才是正途。可是被邀請批評共產黨的，恰恰不包括工人、農民。被邀請「幫助黨整風」的僅限知識份子、民主黨派。為什麼這樣安排？為什麼毛澤東對工人、農民的批評不感興趣？
按毛澤東對中國社會階級的劃分，知識份子屬於剝削階級：
(中國有兩個剝削階級)第一個剝削階級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殘餘……第二個剝削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
第一個已被消滅，對第二個怎麼處理？在決定整風後的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上，毛澤東是「出這麼一點錢買了這麼一個階級(包括它的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共約八百萬人)。他們是知識比較高的階級，要把它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辦法一是出錢贖買，二是出位子安排。共產黨加左派佔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舉手不可，不舉手就沒有飯吃。他們的子弟要學匈牙利，挪到他父親哪裡就要打屁股。」
原來，被邀請幫助共產黨「整風」，給共產黨提意見的，正是「不舉手就沒有飯吃」、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的「第二個剝削階級」！
那麼，毛澤東這麼做的個中奧妙是什麼呢？他所說的「他們的子弟要學匈牙利」，指的又是什麼呢？
一九五六年七月，一度被稱為「匈牙利的斯大林」的原匈共第一書記拉科西下臺。十月，匈牙利首都大專院校的學生湧上街頭，散發傳單和演說，要求進行政治和經濟體制的改革，要求「俄國人滾回俄國去！」幾十萬人聚集國會廣場，並拆除了廣場上的斯大林塑像。
開到國家廣播大樓前的摩托部隊被示威群眾繳械後，廣播大樓、國際電信局、匈共中央機關報《自由人民報》編輯部和印刷廠相繼被示威者攻佔。匈共中央緊急改組，一年多前被罷免的總理納吉重新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政府總理。
蘇聯坦克部隊開進布達佩斯後，納吉主持的匈牙利政府與蘇共代表談判。匈牙利共產黨解散，重建「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蘇軍撤出後，群眾對共產黨和保安警察展開報復，殺了兩千多人。納吉給聯合國秘書長寫信，宣布匈牙利中立，並希望聯合國干預匈牙利事務。蘇軍坦克再次攻入布達佩斯。納吉被稱為「社會主義的叛徒」和「西方帝國主義的走卒」關押處死。大逮捕席捲匈牙利。這就是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1989年，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場人民起義。]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初，佔據毛澤東頭腦的是階級鬥爭、鞏固政權的問題。在十一月間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3]]在一九五七年一月間的各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開始和結束時，毛都作了長篇講話，要瞭解為什麼會出現反右鬥爭，不可不讀此一講話：
「思想動向的問題：黨內思想動向、社會思想動向應該抓住。」
「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後……中國也有少數螞蟻想出洞活動。現在赫魯曉夫改變了[丁註：指赫鎮壓了匈牙利事件，又回到馬列主義了]，螞蟻也縮回去了。」
「去年下半年以來，有一股右傾機會主義的風，在地面之上雲層之下流動，黨內外有一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4]]
「準備出大事，我們從延安來，準備再回延安。過去沒有看過梅蘭芳的戲，現再看了七年，第八年準備回延安。無非是打原子彈，打世界大戰，犯錯誤，出匈牙利事件。」[[5]]
「要不犯路線錯誤，(就)不(會)出全國性亂子。即使犯了路線錯誤，全國大亂，佔了幾省幾縣，甚至打到北京西長安街，只要軍隊鞏固，我們也不會亡國，國家會更鞏固。」
「小資產階級專政，把你搞下來他專政。想搞匈牙利的，要整一、二十年。各省要開群眾大會、演講會、辯論會，展開爭論，看誰勝利。……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辦。有屁讓它放，不放對我不利，放出來讓大家鑒別香臭。社會發生分化，我們爭取大家，大家認為臭，他就被孤立了。」
這裡所謂的「他」，正是五個月後被從六億人中孤立出來的右派。多少人是右派？就像「三反」時他坐在中南海閉門造車，指定全國「每一個小省應有大小老虎幾百隻，每一個中等省和大省應有大小老虎一二千隻至三千隻」一樣，毛澤東又事先設定了指標：
「不要怕鬧，鬧的越大越長越好。……哪裡有膿包，有細菌，總是要爆發的。大省五萬，中省三萬，小省一萬。準備鬧事，年終結賬。」[
大省五萬，中省三萬，小省一萬。全國二十餘省市，大中小合起來近一百萬。後來被定為「極右派」、「右派」、「中右分子」的，果然有一百萬。而且沒等到年終，在年中六月就「結賬」了。
當時，毛澤東連什麼人將是右派也已經有點譜了。他提到了蕭軍、丁玲：「對於蕭軍、丁玲之類的人，殺、關、管都不好，要抓他許多小辮子，在社會上把他搞臭。」[[6]]半年後反右，蕭、丁二人都是「大右派」。
由此可知，從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到五七年一月，佔據毛的頭腦、使他不安的就是中國「黨內外」那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對毛來說，那些「縮回去的螞蟻」是潛在的威脅，不清除它們，他在紫禁城那個黃圈圈裡就睡不安穩。波蘭、匈牙利不久前的人民暴動告訴他，知識份子鼓動工農造反，推翻一個昨日還貌似強大的共產黨政權不是不可能的。要不是毛澤東派劉少奇、鄧小平等去蘇聯，指示他們「勸說蘇聯同志」出兵鎮壓匈牙利人民[[7]]，匈牙利共產黨政權早就不存在了。
毛需要把那些「螞蟻」們請出來，然後聚而殲之。問題是怎樣才能把它們請出來。他決定利用「雙百方針」。他告訴各省、市委書記們：
「百家爭鳴有好處，讓那些牛頭蛇身鬼子王八都出來。」
此時，他所謂的「爭鳴」不是學派間的爭論，而是鬼子、王八的聒噪。他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的「鳴」、「放」二字抽出，移植到政治層面，成了「鳴放」。所以，在反右後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他不無得意地說：
「鳴放是我們發明的。」
「鳴、放」二字取自學術、文藝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本與政治不相干。而一九五七年五月初至六月初的「鳴放」，卻是給共產黨提意見，已與學術、文藝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無關。這純是毛澤東引導的結果。
他自然明白如果他的講話傳播出去，這政治上的「鳴放」是搞不起來的。所以，在對中、下級幹部講話時，上面那些殺氣騰騰的言詞都不見了：
「有選舉權的，憲法就規定他有言論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現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應該再放。」[[8]]「不讓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那就會使我們的民族不活潑、簡單化、不講理；……至於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評？共產黨可不可以批評？老幹部可不可以批評？我看沒一樣不可以批評的。」[[9]]「現在階級鬥爭不鬥了，階級鬥爭停止了。現在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毛澤東得心應手地推動這個政治上的鳴放。通過各級黨組織的層層傳達，告訴全國：毛主席說了，「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三月二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他對黨外人士談吐溫和地說：
「批評對了當然很好，批評不對當然沒有事，言者無罪嘛！」
「人民是有批評的權利的。」
「憲法是應該實行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言論出版。」
「蔣介石他講了很多東西……我就贊成出全集。」
他將全國文化界、知識界知名人士請到北京，聽取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的錄音，聽他說：
「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的時代已過去了，黨內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門主義還很嚴重，希望黨外朋友幫助。」
「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和風細雨。」[[10]]
三月十日召見新聞出版界代表時，他的態度特別謙遜：「各位在宣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究竟還有什麼困難沒有？」當黨外人士、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試探地問：「我體會『雙百』方針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說，是徵求高價的批評，讓人民暢所欲言……」毛答：「你的意見很對、很好。」[[11]]
那時，毛澤東只要提及「雙百」，就一定與政治上的鳴放聯繫起來。而且僅限於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對中共的鳴放。他說：
「民主黨派——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學社、農工民主黨，都是一些知識份子。所以，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應該堅持下去，應該『放』，不是『收』。……毒素怎麼辦？百花齊放這一來，放出許多毒素，蛇口裡吐出一朵花來……百花齊放，會放出一些很不好看的花。有些什麼罷工、罷課、請願、遊行示威。」[[12]]
從他把罷工、罷課、請願、遊行示威當做「很不好看的花」可以看出，他所說的「百花齊放」與文藝、學術毫不相干。但是反右以後，他不僅矢口否認，且倒打一耙說：
「我們去年五月在這裡講百花齊放……是限於文學藝術上的百花齊放，學術上是百家爭鳴，就不涉及政治。後頭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就是什麼問題都叫鳴放，叫做鳴放時期，而且要大鳴大放。」[[13]]
「我們說鳴放，右派說大鳴大放，我們說鳴放是指學術上的，他們要用於政治。」[[14]]
「我們講鳴放，右派(也有中派)加了個「大」字，大鳴大放，從藝術科學轉到政治方面來。」[[15]]
在將其講話收入《毛澤東選集》時，他乾脆刪去「鳴放是我們發明的」這句關鍵的話，否認了「鳴放」是他一手策動的。
毛澤東在黨的高級會議上的講話不會傳播到徐鑄成們的耳朵裡，說話不必忌諱，無需文質彬彬。所以，在四月上海局杭州會議上，殺氣騰騰的言詞又回來了：
「鳴好鳴壞由他們自己負責。反正總有一天要整到自己頭上來的。」「我們要放，要硬著頭皮，讓他們攻﹗攻一年。……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共產黨要讓罵一下子，讓他們罵幾個月。」「有些知識份子還怕放長線釣大魚。……有人說放長線釣大魚，也有一些道理。」
「我們主張放，最大壞處無非是亂一陣。……一家獨鳴了多少年，讓他亂一下子看看。」「不管任何人都可以批評……反對肅反、反對合作化的文章，可以駁一駁。這不叫誘敵深入，叫自投羅網。」[[16]]
在杭州開會時，浙江省委問毛澤東：「最高國策、最高領袖可以不可以批評？」毛回答「不能答不能批評」，但接著就以農業合作化問題為例，說：「合作化能不能批評？要批評可以登一篇，然後來一個反駁。一駁就臭了。他反對合作化就有證據，等於照了相。這不是誘敵深入，而是他自己鑽進來的。」[[17]]顯然，毛澤東和他制訂的國策不可以批評，誰批評誰就是「自投羅網」。
這種話當然不會透露給公眾。而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卻看透了毛指令黨的宣傳喉舌為鳴放推波助瀾的用心。據副總編輯胡績偉說：
「(鄧拓)比我們更有遠見，更瞭解這位偉大領袖。他不僅看出毛主席這番話很快會變，而且還很可能潛伏著一場「引蛇出洞」的災難。因而，他當時用自己的腦子進行了一些獨立思考。」「他的政治經驗比我們豐富，政治警覺性也高。鄧拓可以稱得上是對「引蛇出洞」的「陰謀」有預見的人物之一。」[[18]]
三月十九日，從天津、濟南到達南京的毛澤東自稱「我變成了一個遊說先生，一路來到處講一點話。」[[19]]但毛南下未予公開，人民日報對他的一路遊說也就沒予報導。鄧拓警告部屬「不要鑼鼓一響就出來」。代表毛澤東領導人民日報的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也支持鄧，不刊登毛澤東遊說期間的講話。為此毛澤東大為憤怒，四月十日，他將鄧拓、胡績偉、王若水等人召到自己的臥室裡訓話。他躺在床上，「像訓斥孫子似地」[胡績偉語]訓道：「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過去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牴觸、反對中央的方針，不贊成中央的方針。」[[20]]他又罵鄧拓「佔著茅坑不拉屎」，「我看你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同時，還斥責幾位副總編輯「不敢起來革鄧拓的命。」[[21]]
起先，對於要不要刊登批評共產黨的言論，人民日報編輯李莊拿不準。請示鄧拓，他也不敢擅自作主。過了幾天，他突然對李莊說：「登，登，一字不改都登。把記者都派出去，這一段就寫這種稿子。」從來沒見過黨報發表「反動言論」的李莊不明白對為什麼這樣做，卻也「預感到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22]]
解決了人民日報對「放」的顧忌，還得解除知識份子的疑慮。毛知道知識份子被「階級鬥爭」搞怕了，於四月十一日將北京大學馮友蘭、賀麟，復旦大學周谷城，中央民族學院費孝通等十多人請到中南海他的住處，說：「我感覺你們這些當教授的被搞苦了。」「我們現在要整風。我們黨對整教條主義是有經驗的，你們有什麼意見儘管說出來，不會對你們怎麼樣的。」[[23]]
在場者沒一個知道毛正在謀劃「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更不知道二十天前毛澤東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的演說中把他們比喻成了狗：「知識份子有一條尾巴，要潑它一瓢冷水。狗，潑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夾起來了。」[[24]]
四月三十日，毛澤東又約集各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知名人士上天安門城樓，說：
「民主人士只有職而無權無責……確是不好當……黨內外應改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兩個組織，一個校務委員會管行政，一個教授會議管教學。」
「黨章有一條規定工廠、農村、部隊、學校要實行黨委制，現在看來，黨委制恐怕不合適，要改一下。(職權)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和教授會，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有什麼辦法和意見都到那兒去講，人家[指教授──丁注]贊成的就作，不贊成的就不作。」[[25]]
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根據毛的意見寫成的社論《為什麼要整風》，表示中共決心「使全體人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覺」，令許多人耳目一新，以為從此百無禁忌，「不平則鳴」、「有氣則放」就是了。
當時，有些黨內的高級幹部也被迷惑，以為毛澤東要搞「改革開放」了。善於觀風、跟風的馬上做出反應，表示支持。副總理譚震林聽到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說「我看每省辦兩個報紙比較好，一個黨外辦，唱對臺戲」[[26]]，以為開放報禁、允許黨外人士辦報將成為黨的政策。他跑到湖南，學毛澤東罵人民日報是「死人辦報」的腔調，罵新湖南報是「死人辦死報」，說每省可以辦兩份報紙，一個由黨外辦，唱對臺戲。
高教部部長楊秀峰見毛澤東說「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合適」，也以為要改革了。他跑到清華大學，與校長蔣南翔討論「教授治校」的問題。五月初蔣南翔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對校黨委傳達：「教授治校問題可能要考慮，黨委制是否可行，請(鄧)小平同志考慮。」十一日，蔣南翔與陸定一談話時，也談了「在高等院校是否實行黨委制應該緩行」[[27]]的意見。
其實，毛澤東關於學校黨委制和「每省辦兩個報紙」的講話全是哄騙。不久，他就轉了個一百八十度，說：「章伯鈞、羅隆基等……他們要取消學校黨委制，要同共產黨輪流坐莊。」[[28]]于是，對學校黨委制發過議論的人，統統是右派。譬如北京政法學院院長錢端升。因為他說過「學校可以不要黨委領導，而由校務委員會領導，這樣省事得多。」[[29]]西南農學院教授蔣同慶不贊成「教授治校」而主張「教授治學」，也是右派！
而那些請中共允許各黨派自己辦報、辦通訊社的人，一個也沒逃脫右派帽子。楊秀峰、蔣南翔、譚震林只是虛驚一場，白忙一陣。
毛澤東從未打算「改一下」學校黨委制，這是顯然的。他若真認為每省黨內黨外各一個報紙好，反右後完全可以辦。可是以後的二十年間他再也沒議過此事。
毛在施政大事上絕不容他人置喙。在一九五三年的一次會議上，與毛同齡、常被毛請去作客的學者梁漱溟對中共靠剝奪農民積累資金搞重工業的辦法提出異議，毛當場翻臉，將粱臭罵一頓，用詞不堪入耳。隨後發動了「向粱漱溟的反動思想展開鬥爭」的運動。
毛澤東罵粱漱溟時，曾承認自己「沒有雅量」接納意見。如今突然禮賢下士，對於知識界和民主黨派人士實在是新鮮。過去幾年，他們只是改造對像，自我批判，互相揭發，台上鬥爭，台下檢討，早不敢想像自己有資格批評共產黨。如今共產黨突然邀請他們批評，第一個反應就是：背後是不是有什麼文章？
費孝通教授寫了一篇《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請女作家冰心等修改之後，發表於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報。文中點明瞭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心理狀況：「心裏熱，嘴卻還很緊……怕(百家爭鳴)是個圈套，蒐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
四月裡，北大教授翦伯讚寫了篇短文，談到知識份子「還在揣測，這是真放還是假放。如果是放，放多少，放了以後還收不收。放是手段還是目的，是為了繁榮文化學術還是挖思想、整人，以及哪些問題能爭鳴，哪些問題不能爭鳴等等。」[[30]]
在知識份子集中的大城市上海，「人們注意著一些黨內負責幹部的動向，現在的印象是：他們參加會，不說話，沒表情，也不知打的什麼主意。」因此，「許多人還不肯說話，有人儘管說了幾次仍未暢所欲言，怕『釣魚』、怕匯報、怕檢討是主要原因……這種顧慮與過去黨的領導某些反覆無常表現是分不開的。」[[31]]
五月五日，光明日報編輯部在上海召開座談會，復旦大學教授潘世茲也表示有顧慮：「今天我把什麼話都講出來，過一個時期，一年或許兩年，我講過的話是不是要算賬？」「現在整風是整黨內，過一個時期，是否要輪到我們？」該校一位教授乾脆問校黨委書記楊西光：「將來會不會再來一個思想改造運動，再來整我們一下？」[[32]]
在上海市委統戰部的座談會上，民盟副主任陳仁炳將人們的擔憂、顧慮歸納為「六怕」：「一怕報復打擊；二怕黨和政府沒有決心糾正錯誤、改正缺點，反而因提意見而開罪於人；三怕所批評的對像是不倒翁；四怕所提意見不全面，反被領導拿『兩點論』來加以駁斥；五怕被領導認為是否定成績；六怕領導上批評你是在算舊賬。」[[33]]
復旦教授王造時說：「今天的官僚主義，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普遍存在著；不是剛剛萌芽，而是發展到了相當惡劣的程度。一般來說，越往下層，越是專橫，違法亂紀的事情也越多。……今天我們可以摸出這麼一個鳴放情況的規律，就是越到下面，越不敢鳴放……越到鄉村，越不敢鳴放；也就是說，哪裡最沉寂沒有聲音，哪裡的官僚主義就可能最瀰漫。」[[34]]他建議中共採取實際措施保證言者無罪：「發表一個比較具體的聲明：保證除現行反革命分子外，一切思想問題都不在追究之列。」[[35]]
在中國人民銀行非黨幹部座談會上，朱紹文說：「這幾年來知識份子受到了損傷和壓抑，他們的心情深處已經已經像是一潭積水，欲鳴無力，欲放無膽了。」[[36]]
對人們為什麼欲放無膽，東北工學院教授許冶同在校黨委邀請的座談會上作了一番解釋：「過去向領導提出批評者就被認為對黨不滿和扣上『反動分子』的帽子，平素交往較密者被認為「反動小集團」，在肅反時都成為鬥爭的對像，肅反後都成了驚弓之鳥，甚至六親不認，相對無言。所以在此次會上，不願發言，恐自取其咎。因為有了過去沉痛的教訓，免致重蹈覆轍。」[[37]]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穆木天說：「教師還是顧慮重重，不敢大膽提意見，怕再遭一次無妄之災。因為在師大，教師被發配、降級等等之類的陰謀報復，是早有前例的。」「聞者不戒，言者有罪，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是師大幾年來一貫的傳統。」[[38]]
有人不相信共產黨會真正實行「言者無罪」。有的人甚至明說：「要我發言，先要給我一張鐵券。」鐵券是過去皇上保證不對功臣加罪的誓言。[[39]]所以，說話者只是表示怕被加罪，並不真的企求一張鐵券。
河南信陽地區計委幹部劉鐵華認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個幌子，實際上是言者有罪，聞者不戒」。「共產黨是聞到批評，面紅耳赤，居高臨下，棍帽齊來，泰山壓頂，借端報復。」「不如武則天，倒像隋煬帝。」「破格用己，妒賢忌能，以順為貴，以直為仇。」[[40]]
「含情慾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廣州《工商週刊》編輯樊建華在談論人們為何不願鳴放的文章中引了這兩句唐詩，道出了多數知識份子的心聲。
中央民族學院教授潘光旦對於自己在「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中檢討十二次尚不得過關的經歷記憶猶新，面對幫共產黨整風的「邀請」，聲明堅決「不跳」。有位教授在家裡貼了副對聯：「守口如瓶，身心安寧」。重慶一位老教授過去愛對不合理的現象發表議論，吃夠苦頭後學乖了，私下對朋友說：「主人翁感萬萬感不得。天下無不是父母，只有聽說聽教罷了。」有的教授牢記「禍從口出」的古訓，悄悄勸人道：「要多學薛寶釵，乃至王熙鳳；那林妹妹的性格，千萬不能學。」[[41]]
西南師範學院教授吳宓也認為情況異常：下個文件，表一下態就夠了，何必盛詞大噪，千呼萬喚？為何其鼓動對像都是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他疑心「毛公將有事於天下書生矣！」不過，對於不少人採取的「三緘其口」的作法，他也擔心未必是萬全之策：「被秦始皇坑掉的數百儒生，誰出過一言半語呢？」[[42]]
在五月九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集的整風座談會上，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鬍子昂說：「工商界有人……懷疑『放』、『鳴』與『整』是三部曲，『放』、『鳴』以後有被整的危險。」但是，大多數民主黨派的頭目卻相信了毛澤東和中共的誠意。他們積極出面鼓勵各界「幫助黨整風」。五月十二日，國務院糧食部部長、民建副主任委員章乃器帶頭鼓動工商界鳴放：「工商業者應積極參加爭鳴……提意見不要轉彎抹角，不要客客氣氣，不要怕戴帽子，不要怕打擊報復。」[[43]]
二十二日，在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主持召開的整風座談會上，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副主席龍雲說：「現在是不是共產黨想測驗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後整人？」「共產黨是執政黨，怎會出爾反爾，開這樣的大玩笑，讓大家把思想暴露出來，以後再整？」[[44]]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副主席羅隆基說：「有人提出要黨保證，在他們對黨進行批評以後，不致在將來受到打擊報復。……要毛主席出來講話保證，那是笑話。」他提議在全國各級政府設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麼委屈都來申訴。」他還主張這個委員會除共產黨外，也讓黨外人士參加。[[45]]
其實，早在龍雲說共產黨不會「開這樣大的玩笑」之前一個星期，鳴放才剛開始，絕大多數人還沒開口，大字報還沒出現，毛澤東就已經在部署全國範圍內的抓右派運動了。
五月十四日，毛澤東發出《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說：
「最近各地黨外人士正在展開對於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這是很好的現象……對黨外人士的錯誤的批評，特別是對右傾分子的言論，不要反駁，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46]]
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下了《事情正在起變化》，說明報紙發表鳴放言論是其「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安排：「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除掉它、滅掉它。」「民主黨派中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學藝術界的右派，新聞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大約佔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他們不過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
「右派有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47]]
五月十六日，毛澤東又起草了一個名為《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的文件，說：
「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48]]
五月二十日，中央又發出《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要點是：
「有些人的反動面目還沒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夠……在一短期內，黨員仍以暫不發言為好，但是各省市黨委必須指導宣傳部門和黨報立即著手分類研究右翼的反動言論和其他資產階級觀點，準備在適當時機(中央屆時通知)發表一批論文和社論，予以反駁和批判。」[[49]]
據當時的副總理薄一波回憶，「從五月中旬到六月初，中央接連發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多次開會，制定反擊右派鬥爭的策略；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讓右派進一步暴露……『愈囂張愈好』」[[50]]鄧小平在書記處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指示各省市委書記：「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你們要趕快回去收集右派們的言論，否則時間晚了，就收集不到了。」[[51]]
「反右派的信號」[[52]]至遲是在五月十八日發出的。那天晚上，《文藝學習》編輯黃秋耘到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家中聊天。邵正鼓勵他「大膽地放」時，周揚來了電話。聽了電話，邵登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沉，放下話筒對黃說道：「唔，轉了！」並囑咐道：「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你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53]]
周揚是中共意識形態的主管之一。可以推斷：周揚絕無斗膽破壞毛的部署，他一定是從毛處或其他最高領導人處得到了指示或暗示。
五月十八、九日，黨委書記們或者獲得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內容，或者收到了《中共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或二者都收到。據當時中國作家協會的伍宇回憶，作協在「五月十八、十九日之際，或稍後幾天」，將《事情正在起變化》「對黨內少數積極份子進行了傳達。」伍宇是聽到傳達的少數人之一。[[54]]
除了報紙，全國的廣播電臺也在為「秋後算賬」準備材料。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在局黨組會議上傳達中央指示，說：「對右派的言論可以照登，過一個時期，等中央有通知再來個反擊。」[[55]]
李維漢身為中共中央統戰部長，自然知道《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內容。他後來也說：「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56]]當然，他沒有將一個字透露給與會者。座談會還是每兩天開一次，一直開到六月三日才中止。
龍雲、羅隆基們在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立即見了報，惟獨文化部部長瀋雁冰的發言未被報紙刊出。他表示不解。上面暗示他：「你那個發言有錯誤，現在不公開發表是對你的愛護。你要汲取教訓。」他才弄清座談會背後的玄機。
知道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內容後，許多原先消極應付中央「鳴放」指示的幹部一下子放了心，積極領導起「鳴放」來。他們甚至逼迫群眾鳴放：「誰不參加鳴放，誰就是對黨不關心、不愛護，不愛社會主義……」
哈爾濱市委書記任仲夷是個例外。他未報告省委即擅自把《事情正在起變化》向市委、市政府中的黨員副局長以上幹部作了傳達，後來，那些聽了傳達的幹部沒一個成右派。[[57]]當然，對黨外幹部和副局長以下的黨員幹部他就沒有膽子透露一個字了。
五月十九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到中山大學與教授們座談了六個小時。會上，當中文系董每戡說到學校大部分黨員「封建時代的寡婦面孔，不苟言笑」時，陶鑄插話道：「是冷若冰霜。」董接著說這些黨員「運動一來拚命動員人家提意見，遇到另一種場合就報復人家。」陶鑄表示，黨組織是不會報復誰的，要大家不要怕。[[58]]
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是得知《事情正在起變化》內容後立即轉向的幹部之一。五月二十一日，他給全校作報告，鼓勵大鳴大放。二十四日上午，學生貼出第一張大字報。中午，蔣發表廣播演說，鼓動學生用各種形式鳴放：大字報、辯論會、自由論壇、演講、訪問教授均可。校青年團委及學生會表示馬上開闢「民主牆」，供同學張貼大字報。二十七日，蔣南翔出席物理教研組的鳴放座談會。教員何玉騏不知道蔣已經轉向，會間指著他說：「黨中央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同意放，你就是其中一個。」會後，蔣指示教研組黨支部書記陳綱，把會議報導送校刊發表，稱鳴放會「烏煙瘴氣」。教員們指斥陳綱，陳供出了奉蔣指示炮製該文的背景。不久反右，不僅鳴放的教員都是右派，連陳綱也因「出賣了領導同志，出賣革命機密，泄漏了黨委『暴露右派』的作戰方針」，成為右派。[[59]]
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連續兩天，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把清華大學黨委、團委、各系的負責人召去，佈置繼續鳴放。[[60]]他還將清華、北大、師大和北農大的黨委書記去談話，要他們用各種辦法，製造氣氛，引蛇出洞。要他們示弱，使右派們盡情鳴放，無所顧忌。並說：「時間不多了，很快就要發動全面反擊，反擊開始後就沒有人鳴放了。」[[61]]
新華通訊社社長吳冷西在社內號召「四完」：「有意見提完，有批評提完，有氣出完，有冤伸完。」[[62]]遼寧省委主管文教的書記李荒在遼寧日報上發表《有話放出來最好》，鼓勵人們「大膽放，大膽鳴」。吉林省委將一所大學的禮堂改名為「鳴放宮」，鄭重其事地請書法家題了匾額。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針對有人說中共是
「先放後收再整」，向大家保證：「今天放，明天放，後天還是放，永遠是放。更不會被整。」[[63]]
五月二十五日，周揚在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說：「希望大家意見提得尖銳一點。你們太客氣了，你們的批評只是一分，可是我體會到我們的缺點有十分。」[[64]]陸定一在中宣部的大會上帶頭鳴放：「黨沒群眾路線，就像國民黨。名為共產黨，實際是國民黨。以黨治國，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府。」
基於「暴露右派」的謀略，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幾乎天天給文匯報髮指示，要該報為鳴放加溫再加溫。五月二十五日，不明底細的總總編輯徐鑄成召集報社編輯部全體大會，傳達柯的指示，說：「體會柯老的話的精神，現在仍然是要鳴要放，而不是收。」[[65]]
春風吹到玉門關。中共的誠懇態度終於收效，人們解除了戒心。
中共似乎已經改弦更張，真的要傾聽人民的聲音了。名畫家林風眠寫了一篇文章，稱毛澤東的講話，「好像度過了漫長的冬季，送來了第一陣春風。」一位教授萬分感動地說：「爭鳴這個方針的提出，只有在優越的社會主義社會才有可能。黨和毛主席真是偉大﹗」
人們都忘了「雙百」，只記得「鳴放」了。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人人說鳴放，家家談鳴放，說的談的都是政治上的話題。
五月三十一日，周揚、陽翰笙邀請劇作家吳祖光出席一個小型鳴放座談會，而且特地派人派車去接他。汽車在大門外撳喇叭，接他的人在一旁催，一向溫順的妻子新鳳霞卻憂心忡忡，不肯放行。她不讓吳祖光去會上提意見。吳祖光說：「這回是共產黨要大家提意見的，為了改進工作，又是毛主席讓提的。」新鳳霞叉著腰站在門口：「那也不許你提﹗」
事後，吳祖光不無後悔地回憶道：「我狠狠勁一把把妻子推開就走了。聽見妻子哭了，我頭也沒回，跑出院子，出了大門，上了車。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對女人這麼粗暴，真夠我一生後悔的。但那時我想的只是：為了黨的事業。」「從後果來說，妻子的攔阻是對的。那天的與會者只有馬思聰、金山等五六個人，我的發言後來被前輩田漢先生加了一個標題：《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在報上公開發表，成為反黨的鐵證。」[[66]]
北京電影製片廠在全廠大會上宣布：吳祖光不僅是右派，而且還是個「反革命右派份子」。
但那是反右運動開展以後的事了。而在五月那春光明媚的日子裡，許多人都像吳祖光一樣，相信了毛澤東說的話。
上海電影女演員吳茵到北京聆聽過毛澤東的報告。她對毛的誠意深信不疑，對還打算看看風向的夥伴說：「怕什麼？什麼都可以說，什麼都可以寫，有毛主席給我們撐腰。」[[67]]她哪會知道，她也是個小螞蟻。不久她就成為上海的一名「大右派」，被送到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去了。
在循循善誘的氣氛中，人們嘴上的閘門終於打開了。閘門一旦打開，心中不滿淤積已久的人民就不那麼溫文爾雅了。「鳴」成了「鳴鼓而攻之」的「鳴」，「放」字成了「大放厥詞」的「放」。
五月四日國家計委學習人民日報社論《為什麼要整風》時，四十年後成為中共總理的青年幹部朱鎔基說：「大家還等什麼，還怕什麼？……還不相信黨嗎？我就什麼都不怕，就要講真話、講心裏話，給黨掃掃灰塵。不然灰塵積了太多、太厚，要用鐵鏟、鏟車來清除。」[[68]]
這是絕大多數鳴放者的心聲。從一九五七年五月初至六月初，人民就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是非廣泛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規模空前。不過這局面僅維持了一個月，之後就是同樣規模空前的反右運動。當毛下令「反右」時，他們夾緊尾巴也來不及了。鳴放者幾乎都成了「右派份子」，朱鎔基只是其中之一。
註釋
剝削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69]]
第一個已被消滅，對第二個怎麼處理？在決定整風後的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上，毛澤東是這麼說的：
「出這麼一點錢買了這麼一個階級(包括它的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共約八百萬人)。他們是知識比較高的階級，要把它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辦法一是出錢贖買，二是出位子安排。共產黨加左派佔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舉手不可，不舉手就沒有飯吃。他們的子弟要學匈牙利，挪到他父親哪裡就要打屁股。」[[70]]
原來，被邀請幫助共產黨「整風」，給共產黨提意見的，正是「不舉手就沒有飯吃」、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的「第二個剝削階級」！
那麼，毛澤東這麼做的個中奧妙是什麼呢？他所說的「他們的子弟要學匈牙利」，指的又是什麼呢？
一九五六年七月，一度被稱為「匈牙利的斯大林」的原匈共第一書記拉科西下臺。十月，匈牙利首都大專院校的學生湧上街頭，散發傳單和演說，要求進行政治和經濟體制的改革，要求「俄國人滾回俄國去！」幾十萬人聚集國會廣場，並拆除了廣場上的斯大林塑像。
開到國家廣播大樓前的摩托部隊被示威群眾繳械後，廣播大樓、國際電信局、匈共中央機關報《自由人民報》編輯部和印刷廠相繼被示威者攻佔。匈共中央緊急改組，一年多前被罷免的總理納吉重新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政府總理。
蘇聯坦克部隊開進布達佩斯後，納吉主持的匈牙利政府與蘇共代表談判。匈牙利共產黨解散，重建「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蘇軍撤出後，群眾對共產黨和保安警察展開報復，殺了兩千多人。納吉給聯合國秘書長寫信，宣布匈牙利中立，並希望聯合國干預匈牙利事務。蘇軍坦克再次攻入布達佩斯。納吉被稱為「社會主義的叛徒」和「西方帝國主義的走卒」關押處死。大逮捕席捲匈牙利。這就是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1989年，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場人民起義。]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初，佔據毛澤東頭腦的是階級鬥爭、鞏固政權的問題。在十一月間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71]]在一九五七年一月間的各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開始和結束時，毛都作了長篇講話，要瞭解為什麼會出現反右鬥爭，不可不讀此一講話：
「思想動向的問題：黨內思想動向、社會思想動向應該抓住。」
「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後……中國也有少數螞蟻想出洞活動。現在赫魯曉夫改變了[丁註：指赫鎮壓了匈牙利事件，又回到馬列主義了]，螞蟻也縮回去了。」[[72]]
「去年下半年以來，有一股右傾機會主義的風，在地面之上雲層之下流動，黨內外有一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73]]
「準備出大事，我們從延安來，準備再回延安。過去沒有看過梅蘭芳的戲，現再看了七年，第八年準備回延安。無非是打原子彈，打世界大戰，犯錯誤，出匈牙利事件。」[[74]]
「只要不犯路線錯誤，(就)不(會)出全國性亂子。即使犯了路線錯誤，全國大亂，佔了幾省幾縣，甚至打到北京西長安街，只要軍隊鞏固，我們也不會亡國，國家會更鞏固。」[[75]]
「小資產階級專政，把你搞下來他專政。想搞匈牙利的，要整一、二十年。各省要開群眾大會、演講會、辯論會，展開爭論，看誰勝利。……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辦。有屁讓它放，不放對我不利，放出來讓大家鑒別香臭。社會發生分化，我們爭取大家，大家認為臭，他就被孤立了。」[[76]]
這裡所謂的「他」，正是五個月後被從六億人中孤立出來的右派。多少人是右派？就像「三反」時他坐在中南海閉門造車，指定全國「每一個小省應有大小老虎幾百隻，每一個中等省和大省應有大小老虎一二千隻至三千隻」一樣，毛澤東又事先設定了指標：
「不要怕鬧，鬧的越大越長越好。……哪裡有膿包，有細菌，總是要爆發的。大省五萬，中省三萬，小省一萬。準備鬧事，年終結賬。」[[77]]
大省五萬，中省三萬，小省一萬。全國二十餘省市，大中小合起來近一百萬。後來被定為「極右派」、「右派」、「中右分子」的，果然有一百萬。而且沒等到年終，在年中六月就「結賬」了。
當時，毛澤東連什麼人將是右派也已經有點譜了。他提到了蕭軍、丁玲：「對於蕭軍、丁玲之類的人，殺、關、管都不好，要抓他許多小辮子，在社會上把他搞臭。」[[78]]半年後反右，蕭、丁二人都是「大右派」。
由此可知，從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到五七年一月，佔據毛的頭腦、使他不安的就是中國「黨內外」那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對毛來說，那些「縮回去的螞蟻」是潛在的威脅，不清除它們，他在紫禁城那個黃圈圈裡就睡不安穩。波蘭、匈牙利不久前的人民暴動告訴他，知識份子鼓動工農造反，推翻一個昨日還貌似強大的共產黨政權不是不可能的。要不是毛澤東派劉少奇、鄧小平等去蘇聯，指示他們「勸說蘇聯同志」出兵鎮壓匈牙利人民[[79]]，匈牙利共產黨政權早就不存在了。
毛需要把那些「螞蟻」們請出來，然後聚而殲之。問題是怎樣才能把它們請出來。他決定利用「雙百方針」。他告訴各省、市委書記們：
「百家爭鳴有好處，讓那些牛頭蛇身鬼子王八都出來。」[[80]]
此時，他所謂的「爭鳴」不是學派間的爭論，而是鬼子、王八的聒噪。他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的「鳴」、「放」二字抽出，移植到政治層面，成了「鳴放」。所以，在反右後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他不無得意地說：
「鳴放是我們發明的。」[[81]]
「鳴、放」二字取自學術、文藝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本與政治不相干。而一九五七年五月初至六月初的「鳴放」，卻是給共產黨提意見，已與學術、文藝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無關。這純是毛澤東引導的結果。
他自然明白如果他的講話傳播出去，這政治上的「鳴放」是搞不起來的。所以，在對中、下級幹部講話時，上面那些殺氣騰騰的言詞都不見了：
「有選舉權的，憲法就規定他有言論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現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應該再放。」[[82]]「不讓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那就會使我們的民族不活潑、簡單化、不講理；……至於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評？共產黨可不可以批評？老幹部可不可以批評？我看沒一樣不可以批評的。」[[83]]「現在階級鬥爭不鬥了，階級鬥爭停止了。現在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84]]
毛澤東得心應手地推動這個政治上的鳴放。通過各級黨組織的層層傳達，告訴全國：毛主席說了，「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三月二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他對黨外人士談吐溫和地說：
「批評對了當然很好，批評不對當然沒有事，言者無罪嘛！」
「人民是有批評的權利的。」
「憲法是應該實行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言論出版。」
「蔣介石他講了很多東西……我就贊成出全集。」[[85]]
他將全國文化界、知識界知名人士請到北京，聽取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的錄音，聽他說：
「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的時代已過去了，黨內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門主義還很嚴重，希望黨外朋友幫助。」
「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和風細雨。」[[86]]
三月十日召見新聞出版界代表時，他的態度特別謙遜：「各位在宣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究竟還有什麼困難沒有？」當黨外人士、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試探地問：「我體會『雙百』方針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說，是徵求高價的批評，讓人民暢所欲言……」毛答：「你的意見很對、很好。」[[87]]
那時，毛澤東只要提及「雙百」，就一定與政治上的鳴放聯繫起來。而且僅限於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對中共的鳴放。他說：
「民主黨派——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學社、農工民主黨，都是一些知識份子。所以，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應該堅持下去，應該『放』，不是『收』。……毒素怎麼辦？百花齊放這一來，放出許多毒素，蛇口裡吐出一朵花來……百花齊放，會放出一些很不好看的花。有些什麼罷工、罷課、請願、遊行示威。」[[88]]
從他把罷工、罷課、請願、遊行示威當做「很不好看的花」可以看出，他所說的「百花齊放」與文藝、學術毫不相干。但是反右以後，他不僅矢口否認，且倒打一耙說：
「我們去年五月在這裡講百花齊放……是限於文學藝術上的百花齊放，學術上是百家爭鳴，就不涉及政治。後頭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就是什麼問題都叫鳴放，叫做鳴放時期，而且要大鳴大放。」[[89]]
「我們說鳴放，右派說大鳴大放，我們說鳴放是指學術上的，他們要用於政治。」[[90]]
「我們講鳴放，右派(也有中派)加了個「大」字，大鳴大放，從藝術科學轉到政治方面來。」[[91]]
在將其講話收入《毛澤東選集》時，他乾脆刪去「鳴放是我們發明的」這句關鍵的話，否認了「鳴放」是他一手策動的。[[92]]
毛澤東在黨的高級會議上的講話不會傳播到徐鑄成們的耳朵裡，說話不必忌諱，無需文質彬彬。所以，在四月上海局杭州會議上，殺氣騰騰的言詞又回來了：
「鳴好鳴壞由他們自己負責。反正總有一天要整到自己頭上來的。」「我們要放，要硬著頭皮，讓他們攻﹗攻一年。……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共產黨要讓罵一下子，讓他們罵幾個月。」「有些知識份子還怕放長線釣大魚。……有人說放長線釣大魚，也有一些道理。」
「我們主張放，最大壞處無非是亂一陣。……一家獨鳴了多少年，讓他亂一下子看看。」「不管任何人都可以批評……反對肅反、反對合作化的文章，可以駁一駁。這不叫誘敵深入，叫自投羅網。」[[93]]
在杭州開會時，浙江省委問毛澤東：「最高國策、最高領袖可以不可以批評？」毛回答「不能答不能批評」，但接著就以農業合作化問題為例，說：「合作化能不能批評？要批評可以登一篇，然後來一個反駁。一駁就臭了。他反對合作化就有證據，等於照了相。這不是誘敵深入，而是他自己鑽進來的。」[[94]]顯然，毛澤東和他制訂的國策不可以批評，誰批評誰就是「自投羅網」。
這種話當然不會透露給公眾。而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卻看透了毛指令黨的宣傳喉舌為鳴放推波助瀾的用心。據副總編輯胡績偉說：
「(鄧拓)比我們更有遠見，更瞭解這位偉大領袖。他不僅看出毛主席這番話很快會變，而且還很可能潛伏著一場「引蛇出洞」的災難。因而，他當時用自己的腦子進行了一些獨立思考。」「他的政治經驗比我們豐富，政治警覺性也高。鄧拓可以稱得上是對「引蛇出洞」的「陰謀」有預見的人物之一。」[[95]]
三月十九日，從天津、濟南到達南京的毛澤東自稱「我變成了一個遊說先生，一路來到處講一點話。」[[96]]但毛南下未予公開，人民日報對他的一路遊說也就沒予報導。鄧拓警告部屬「不要鑼鼓一響就出來」。代表毛澤東領導人民日報的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也支持鄧，不刊登毛澤東遊說期間的講話。為此毛澤東大為憤怒，四月十日，他將鄧拓、胡績偉、王若水等人召到自己的臥室裡訓話。他躺在床上，「像訓斥孫子似地」[胡績偉語]訓道：「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過去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牴觸、反對中央的方針，不贊成中央的方針。」[[97]]他又罵鄧拓「佔著茅坑不拉屎」，「我看你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同時，還斥責幾位副總編輯「不敢起來革鄧拓的命。」[[98]]
起先，對於要不要刊登批評共產黨的言論，人民日報編輯李莊拿不準。請示鄧拓，他也不敢擅自作主。過了幾天，他突然對李莊說：「登，登，一字不改都登。把記者都派出去，這一段就寫這種稿子。」從來沒見過黨報發表「反動言論」的李莊不明白對為什麼這樣做，卻也「預感到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99]]
解決了人民日報對「放」的顧忌，還得解除知識份子的疑慮。毛知道知識份子被「階級鬥爭」搞怕了，於四月十一日將北京大學馮友蘭、賀麟，復旦大學周谷城，中央民族學院費孝通等十多人請到中南海他的住處，說：「我感覺你們這些當教授的被搞苦了。」「我們現在要整風。我們黨對整教條主義是有經驗的，你們有什麼意見儘管說出來，不會對你們怎麼樣的。」[[100]]
在場者沒一個知道毛正在謀劃「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更不知道二十天前毛澤東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的演說中把他們比喻成了狗：「知識份子有一條尾巴，要潑它一瓢冷水。狗，潑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夾起來了。」[[101]]
四月三十日，毛澤東又約集各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知名人士上天安門城樓，說：
「民主人士只有職而無權無責……確是不好當……黨內外應改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兩個組織，一個校務委員會管行政，一個教授會議管教學。」
「黨章有一條規定工廠、農村、部隊、學校要實行黨委制，現在看來，黨委制恐怕不合適，要改一下。(職權)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和教授會，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有什麼辦法和意見都到那兒去講，人家[指教授──丁注]贊成的就作，不贊成的就不作。」[[102]]
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根據毛的意見寫成的社論《為什麼要整風》，表示中共決心「使全體人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覺」，令許多人耳目一新，以為從此百無禁忌，「不平則鳴」、「有氣則放」就是了。
當時，有些黨內的高級幹部也被迷惑，以為毛澤東要搞「改革開放」了。善於觀風、跟風的馬上做出反應，表示支持。副總理譚震林聽到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說「我看每省辦兩個報紙比較好，一個黨外辦，唱對臺戲」[[103]]，以為開放報禁、允許黨外人士辦報將成為黨的政策。他跑到湖南，學毛澤東罵人民日報是「死人辦報」的腔調，罵新湖南報是「死人辦死報」，說每個省可以辦兩份報紙，一個由黨外辦，唱對臺戲。[[104]]
高教部部長楊秀峰見毛澤東說「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合適」，也以為要改革了。他跑到清華大學，與校長蔣南翔討論「教授治校」的問題。五月初蔣南翔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對校黨委傳達：「教授治校問題可能要考慮，黨委制是否可行，請(鄧)小平同志考慮。」十一日，蔣南翔與陸定一談話時，也談了「在高等院校是否實行黨委制應該緩行」[[105]]的意見。
其實，毛澤東關於學校黨委制和「每省辦兩個報紙」的講話全是哄騙。不久，他就轉了個一百八十度，說：「章伯鈞、羅隆基等……他們要取消學校黨委制，要同共產黨輪流坐莊。」[[106]]于是，對學校黨委制發過議論的人，統統是右派。譬如北京政法學院院長錢端升。因為他說過「學校可以不要黨委領導，而由校務委員會領導，這樣省事得多。」[[107]]西南農學院教授蔣同慶不贊成「教授治校」而主張「教授治學」，也是右派！
而那些請中共允許各黨派自己辦報、辦通訊社的人，一個也沒逃脫右派帽子。楊秀峰、蔣南翔、譚震林只是虛驚一場，白忙一陣。
毛澤東從未打算「改一下」學校黨委制，這是顯然的。他若真認為每省黨內黨外各一個報紙好，反右後完全可以辦。可是以後的二十年間他再也沒議過此事。
毛在施政大事上絕不容他人置喙。在一九五三年的一次會議上，與毛同齡、常被毛請去作客的學者梁漱溟對中共靠剝奪農民積累資金搞重工業的辦法提出異議，毛當場翻臉，將粱臭罵一頓，用詞不堪入耳。隨後發動了「向粱漱溟的反動思想展開鬥爭」的運動。
毛澤東罵粱漱溟時，曾承認自己「沒有雅量」接納意見。如今突然禮賢下士，對於知識界和民主黨派人士實在是新鮮。過去幾年，他們只是改造對像，自我批判，互相揭發，台上鬥爭，台下檢討，早不敢想像自己有資格批評共產黨。如今共產黨突然邀請他們批評，第一個反應就是：背後是不是有什麼文章？
費孝通教授寫了一篇《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請女作家冰心等修改之後，發表於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報。文中點明瞭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心理狀況：「心裏熱，嘴卻還很緊……怕(百家爭鳴)是個圈套，蒐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
四月裡，北大教授翦伯讚寫了篇短文，談到知識份子「還在揣測，這是真放還是假放。如果是放，放多少，放了以後還收不收。放是手段還是目的，是為了繁榮文化學術還是挖思想、整人，以及哪些問題能爭鳴，哪些問題不能爭鳴等等。」[[108]]
在知識份子集中的大城市上海，「人們注意著一些黨內負責幹部的動向，現在的印象是：他們參加會，不說話，沒表情，也不知打的什麼主意。」因此，「許多人還不肯說話，有人儘管說了幾次仍未暢所欲言，怕『釣魚』、怕匯報、怕檢討是主要原因……這種顧慮與過去黨的領導某些反覆無常表現是分不開的。」[[109]]
五月五日，光明日報編輯部在上海召開座談會，復旦大學教授潘世茲也表示有顧慮：「今天我把什麼話都講出來，過一個時期，一年或許兩年，我講過的話是不
是要算賬？」「現在整風是整黨內，過一個時期，是否要輪到我們？」該校一位教授乾脆問校黨委書記楊西光：「將來會不會再來一個思想改造運動，再來整我們一下？」[[110]]
在上海市委統戰部的座談會上，民盟副主任陳仁炳將人們的擔憂、顧慮歸納為「六怕」：「一怕報復打擊；二怕黨和政府沒有決心糾正錯誤、改正缺點，反而因提意見而開罪於人；三怕所批評的對像是不倒翁；四怕所提意見不全面，反被領導拿『兩點論』來加以駁斥；五怕被領導認為是否定成績；六怕領導上批評你是在算舊賬。」[[111]]
復旦教授王造時說：「今天的官僚主義，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普遍存在著；不是剛剛萌芽，而是發展到了相當惡劣的程度。一般來說，越往下層，越是專橫，違法亂紀的事情也越多。……今天我們可以摸出這麼一個鳴放情況的規律，就是越到下面，越不敢鳴放……越到鄉村，越不敢鳴放；也就是說，哪裡最沉寂沒有聲音，哪裡的官僚主義就可能最瀰漫。」[[112]]他建議中共採取實際措施保證言者無罪：「發表一個比較具體的聲明：保證除現行反革命分子外，一切思想問題都不在追究之列。」[[113]]
在中國人民銀行非黨幹部座談會上，朱紹文說：「這幾年來知識份子受到了損傷和壓抑，他們的心情深處已經已經像是一潭積水，欲鳴無力，欲放無膽了。」[[114]]
對人們為什麼欲放無膽，東北工學院教授許冶同在校黨委邀請的座談會上作了一番解釋：「過去向領導提出批評者就被認為對黨不滿和扣上『反動分子』的帽子，平素交往較密者被認為「反動小集團」，在肅反時都成為鬥爭的對像，肅反後都成了驚弓之鳥，甚至六親不認，相對無言。所以在此次會上，不願發言，恐自取其咎。因為有了過去沉痛的教訓，免致重蹈覆轍。」[[115]]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穆木天說：「教師還是顧慮重重，不敢大膽提意見，怕再遭一次無妄之災。因為在師大，教師被發配、降級等等之類的陰謀報復，是早有前例的。」「聞者不戒，言者有罪，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是師大幾年來一貫的傳統。」[[116]]
有人不相信共產黨會真正實行「言者無罪」。有的人甚至明說：「要我發言，先要給我一張鐵券。」鐵券是過去皇上保證不對功臣加罪的誓言。[[117]]所以，說話者只是表示怕被加罪，並不真的企求一張鐵券。
河南信陽地區計委幹部劉鐵華認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個幌子，實際上是言者有罪，聞者不戒」。「共產黨是聞到批評，面紅耳赤，居高臨下，棍帽齊來，泰山壓頂，借端報復。」「不如武則天，倒像隋煬帝。」「破格用己，妒賢忌能，以順為貴，以直為仇。」[[118]]
「含情慾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廣州《工商週刊》編輯樊建華在談論人們為何不願鳴放的文章中引了這兩句唐詩，道出了多數知識份子的心聲。
中央民族學院教授潘光旦對於自己在「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中檢討十二次尚不得過關的經歷記憶猶新，面對幫共產黨整風的「邀請」，聲明堅決「不跳」。有位教授在家裡貼了副對聯：「守口如瓶，身心安寧」。重慶一位老教授過去愛對不合理的現象發表議論，吃夠苦頭後學乖了，私下對朋友說：「主人翁感萬萬感不得。天下無不是父母，只有聽說聽教罷了。」有的教授牢記「禍從口出」的古訓，悄悄勸人道：「要多學薛寶釵，乃至王熙鳳；那林妹妹的性格，千萬不能學。」[[119]]
西南師範學院教授吳宓也認為情況異常：下個文件，表一下態就夠了，何必盛詞大噪，千呼萬喚？為何其鼓動對像都是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他疑心「毛公將有事於天下書生矣！」不過，對於不少人採取的「三緘其口」的作法，他也擔心未必是萬全之策：「被秦始皇坑掉的數百儒生，誰出過一言半語呢？」[[120]]
在五月九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集的整風座談會上，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鬍子昂說：「工商界有人……懷疑『放』、『鳴』與『整』是三部曲，『放』、『鳴』以後有被整的危險。」但是，大多數民主黨派的頭目卻相信了毛澤東和中共的誠意。他們積極出面鼓勵各界「幫助黨整風」。五月十二日，國務院糧食部部長、民建副主任委員章乃器帶頭鼓動工商界鳴放：「工商業者應積極參加爭鳴……提意見不要轉彎抹角，不要客客氣氣，不要怕戴帽子，不要怕打擊報復。」[[121]]
二十二日，在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主持召開的整風座談會上，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副主席龍雲說：「現在是不是共產黨想測驗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後整人？」「共產黨是執政黨，怎會出爾反爾，開這樣的大玩笑，讓大家把思想暴露出來，以後再整？」[[122]]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副主席羅隆基說：「有人提出要黨保證，在他們對黨進行批評以後，不致在將來受到打擊報復。……要毛主席出來講話保證，那是笑話。」他提議在全國各級政府設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麼委屈都來申訴。」他還主張這個委員會除共產黨外，也讓黨外人士參加。[[123]]
其實，早在龍雲說共產黨不會「開這樣大的玩笑」之前一個星期，鳴放才剛開始，絕大多數人還沒開口，大字報還沒出現，毛澤東就已經在部署全國範圍內的抓右派運動了。
五月十四日，毛澤東發出《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說：
「最近各地黨外人士正在展開對於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這是很好的現象……對黨外人士的錯誤的批評，特別是對右傾分子的言論，不要反駁，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124]]
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下了《事情正在起變化》，說明報紙發表鳴放言論是其「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安排：「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除掉它、滅掉它。」「民主黨派中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學藝術界的右派，新聞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大約佔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他們不過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
「右派有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125]]
五月十六日，毛澤東又起草了一個名為《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的文件，說：
「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126]]
五月二十日，中央又發出《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要點是：
「有些人的反動面目還沒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夠……在一短期內，黨員仍以暫不發言為好，但是各省市黨委必須指導宣傳部門和黨報立即著手分類研究右翼的反動言論和其他資產階級觀點，準備在適當時機(中央屆時通知)發表一批論文和社論，予以反駁和批判。」[[127]]
據當時的副總理薄一波回憶，「從五月中旬到六月初，中央接連發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多次開會，制定反擊右派鬥爭的策略；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讓右派進一步暴露……『愈囂張愈好』」[[128]]鄧小平在書記處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指示各省市委書記：「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你們要趕快回去收集右派們的言論，否則時間晚了，就收集不到了。」[[129]]
「反右派的信號」[[130]]至遲是在五月十八日發出的。那天晚上，《文藝學習》編輯黃秋耘到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家中聊天。邵正鼓勵他「大膽地放」時，周揚來了電話。聽了電話，邵登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沉，放下話筒對黃說道：「唔，轉了！」並囑咐道：「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你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131]]
周揚是中共意識形態的主管之一。可以推斷：周揚絕無斗膽破壞毛的部署，他一定是從毛處或其他最高領導人處得到了指示或暗示。
五月十八、九日，黨委書記們或者獲得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內容，或者收到了《中共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或二者都收到。據當時中國作家協會的伍宇回憶，作協在「五月十八、十九日之際，或稍後幾天」，將《事情正在起變化》「對黨內少數積極份子進行了傳達。」伍宇是聽到傳達的少數人之一。[[132]]
除了報紙，全國的廣播電臺也在為「秋後算賬」準備材料。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在局黨組會議上傳達中央指示，說：「對右派的言論可以照登，過一個時期，等中央有通知再來個反擊。」[[133]]
李維漢身為中共中央統戰部長，自然知道《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內容。他後來也說：「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134]]當然，他沒有將一個字透露給與會者。座談會還是每兩天開一次，一直開到六月三日才中止。
龍雲、羅隆基們在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立即見了報，惟獨文化部部長瀋雁冰的發言未被報紙刊出。他表示不解。上面暗示他：「你那個發言有錯誤，現在不公開發表是對你的愛護。你要汲取教訓。」他才弄清座談會背後的玄機。
知道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內容後，許多原先消極應付中央「鳴放」指示的幹部一下子放了心，積極領導起「鳴放」來。他們甚至逼迫群眾鳴放：「誰不參加鳴放，誰就是對黨不關心、不愛護，不愛社會主義……」
哈爾濱市委書記任仲夷是個例外。他未報告省委即擅自把《事情正在起變化》向市委、市政府中的黨員副局長以上幹部作了傳達，後來，那些聽了傳達的幹部沒一個成右派。[[135]]當然，對黨外幹部和副局長以下的黨員幹部他就沒有膽子透露一個字了。
五月十九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到中山大學與教授們座談了六個小時。會上，當中文系董每戡說到學校大部分黨員「封建時代的寡婦面孔，不苟言笑」時，陶鑄插話道：「是冷若冰霜。」董接著說這些黨員「運動一來拚命動員人家提意見，遇到另一種場合就報復人家。」陶鑄表示，黨組織是不會報復誰的，要大家不要怕。[[136]]
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是得知《事情正在起變化》內容後立即轉向的幹部之一。五月二十一日，他給全校作報告，鼓勵大鳴大放。二十四日上午，學生貼出第一張大字報。中午，蔣發表廣播演說，鼓動學生用各種形式鳴放：大字報、辯論會、自由論壇、演講、訪問教授均可。校青年團委及學生會表示馬上開闢「民主牆」，供同學張貼大字報。二十七日，蔣南翔出席物理教研組的鳴放座談會。教員何玉騏不知道蔣已經轉向，會間指著他說：「黨中央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同意放，你就是其中一個。」會後，蔣指示教研組黨支部書記陳綱，把會議報導送校刊發表，稱鳴放會「烏煙瘴氣」。教員們指斥陳綱，陳供出了奉蔣指示炮製該文的背景。不久反右，不僅鳴放的教員都是右派，連陳綱也因「出賣了領導同志，出賣革命機密，泄漏了黨委『暴露右派』的作戰方針」，成為右派。[[137]]
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連續兩天，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把清華大學黨委、團委、各系的負責人召去，佈置繼續鳴放。[[138]]他還將清華、北大、師大和北農大的黨委書記去談話，要他們用各種辦法，製造氣氛，引蛇出洞。要他們示弱，使右派們盡情鳴放，無所顧忌。並說：「時間不多了，很快就要發動全面反擊，反擊開始後就沒有人鳴放了。」[[139]]
新華通訊社社長吳冷西在社內號召「四完」：「有意見提完，有批評提完，有氣出完，有冤伸完。」[[140]]遼寧省委主管文教的書記李荒在遼寧日報上發表《有話放出來最好》，鼓勵人們「大膽放，大膽鳴」。吉林省委將一所大學的禮堂改名為「鳴放宮」，鄭重其事地請書法家題了匾額。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針對有人說中共是「先放後收再整」，向大家保證：「今天放，明天放，後天還是放，永遠是放。更不會被整。」[[141]]
五月二十五日，周揚在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說：「希望大家意見提得尖銳一點。你們太客氣了，你們的批評只是一分，可是我體會到我們的缺點有十分。」[[142]]陸定一在中宣部的大會上帶頭鳴放：「黨沒群眾路線，就像國民黨。名為共產黨，實際是國民黨。以黨治國，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府。」
基於「暴露右派」的謀略，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幾乎天天給文匯報髮指示，要該報為鳴放加溫再加溫。五月二十五日，不明底細的總總編輯徐鑄成召集報社編輯部全體大會，傳達柯的指示，說：「體會柯老的話的精神，現在仍然是要鳴要放，而不是收。」[[143]]
春風吹到玉門關。中共的誠懇態度終於收效，人們解除了戒心。
中共似乎已經改弦更張，真的要傾聽人民的聲音了。名畫家林風眠寫了一篇文章，稱毛澤東的講話，「好像度過了漫長的冬季，送來了第一陣春風。」一位教授萬分感動地說：「爭鳴這個方針的提出，只有在優越的社會主義社會才有可能。黨和毛主席真是偉大﹗」
人們都忘了「雙百」，只記得「鳴放」了。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人人說鳴放，家家談鳴放，說的談的都是政治上的話題。
五月三十一日，周揚、陽翰笙邀請劇作家吳祖光出席一個小型鳴放座談會，而且特地派人派車去接他。汽車在大門外撳喇叭，接他的人在一旁催，一向溫順的妻子新鳳霞卻憂心忡忡，不肯放行。她不讓吳祖光去會上提意見。吳祖光說：「這回是共產黨要大家提意見的，為了改進工作，又是毛主席讓提的。」新鳳霞叉著腰站在門口：「那也不許你提﹗」
事後，吳祖光不無後悔地回憶道：「我狠狠勁一把把妻子推開就走了。聽見妻子哭了，我頭也沒回，跑出院子，出了大門，上了車。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對女人這麼粗暴，真夠我一生後悔的。但那時我想的只是：為了黨的事業。」「從後果來說，妻子的攔阻是對的。那天的與會者只有馬思聰、金山等五六個人，我的發言後來被前輩田漢先生加了一個標題：《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在報上公開發表，成為反黨的鐵證。」[[144]]
北京電影製片廠在全廠大會上宣布：吳祖光不僅是右派，而且還是個「反革命右派份子」。
但那是反右運動開展以後的事了。而在五月那春光明媚的日子裡，許多人都像吳祖光一樣，相信了毛澤東說的話。
上海電影女演員吳茵到北京聆聽過毛澤東的報告。她對毛的誠意深信不疑，對還打算看看風向的夥伴說：「怕什麼？什麼都可以說，什麼都可以寫，有毛主席給我們撐腰。」[[145]]她哪會知道，她也是個小螞蟻。不久她就成為上海的一名「大右派」，被送到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去了。
在循循善誘的氣氛中，人們嘴上的閘門終於打開了。閘門一旦打開，心中不滿淤積已久的人民就不那麼溫文爾雅了。「鳴」成了「鳴鼓而攻之」的「鳴」，「放」字成了「大放厥詞」的「放」。
五月四日國家計委學習人民日報社論《為什麼要整風》時，四十年後成為中共總理的青年幹部朱鎔基說：「大家還等什麼，還怕什麼？……還不相信黨嗎？我就什麼都不怕，就要講真話、講心裏話，給黨掃掃灰塵。不然灰塵積了太多、太厚，要用鐵鏟、鏟車來清除。」[[146]]
這是絕大多數鳴放者的心聲。從一九五七年五月初至六月初，人民就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是非廣泛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規模空前。不過這局面僅維持了一個月，之後就是同樣規模空前的反右運動。當毛下令「反右」時，他們夾緊尾巴也來不及了。鳴放者幾乎都成了「右派份子」，朱鎔基只是其中之一。
註釋
[1]《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327頁。
[2]《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327頁。
[3]《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323頁。
[4]1957.1毛澤東在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彙集),《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7頁。此文未收進《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5]同上,《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8頁。
[6]1957.1毛澤東在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彙集),《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10頁。
[7]《百年潮》一九九九年第三期22頁。
[8]1957.3毛澤東在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的講話,戴晴《粱漱溟、王實味、儲安平》(1989)194頁。
[9]1957.3.17毛澤東在天津市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林學院,1967)252頁。
[10]《中國知識份子悲歡錄》(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225頁。
[11]同上,227頁。
[12]民革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盟即中國民主同盟、民建即中國民主建國會。1957.3.19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二省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49.9∼1957.12)》[編者不明]158、159頁。
[13]1957.10.13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清華大學《學習資料(續一)》63頁。
[14]1958.1.28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同上,93頁。
[15]1958.3.25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清華大學《學習資料(1957∼1961)》191頁。
[16]1957.4毛澤東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中討論時的插話(整理),《學習資料(續一)》(北京：清華大學,1967)42至50頁。
[17]1957年4月毛澤東在杭州對加強思想工作的指示,見《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大學,1967年9月)126頁。
[18]1993年9月30日美洲《世界日報》,胡績偉《報紙生涯五十年》。
[19]1957.3.19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二省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49.9∼1957.12)》【編者不明】153頁。
[20]李莊《人民日報風雨四十年》(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199頁。
[21]胡績偉《報紙生涯五十年》,一九九三年九月三十日美洲《世界日報》。
[22]李莊《人民日報風雨四十年》(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206頁。
[23]《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五期91頁。
[24]1957.3.19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黨員幹部會議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林學院)288頁。
[25]《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47頁。章伯鈞在中國民主同盟傳達的稍不同:「共產黨在軍隊、企業、機關、學校都有黨委制。我建議,首先撤銷學校的黨委制,不要由共產黨包辦。」見《百年潮》一九九九年第一期20頁。
[26]1957年4月毛澤東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學習資料(續一)》(北京：清華大學,1967)47頁。
[27]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井岡山》報(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
[28]1958年1月28、30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清華大學《學習資料(1957∼1961)》138頁。章伯鈞,中國民盟副主席、國務院交通部長、羅隆基；民盟副主席、森林工業部長。
[29]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報》。
[30]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報。
[3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中國青年報》。
[32]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解放日報。
[33]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美洲《新聞自由導報》。
[34]《提高警惕,粉碎右派陰謀》(編者不明,1957年7月)74至75頁。
[35]王造時對記者的談話,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光明日報。
[36]1957.5.15人民日報,見陳權《鳴放選萃》第二冊(香港:自由出版社,1958)191頁。
[37]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瀋陽日報。
[38]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光明日報。
[39]《巢縣誌》卷十五藝文志一,朱元璋敕賜俞通源鐵券文:「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者若犯死罪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
[40]1957.8.2人民日報,轉引自陳權《鳴放選萃》第二冊(香港：自由出版社,1958)219-220頁。
[41]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文匯報。
[42]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廣州:廣州出版社,1997)327頁。
[43]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紅旗戰報》(北京:中共中央高級黨校)。
[44]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
[45]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
[4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613頁。
[47]《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24至427頁。
[4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478頁。
[49]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614至615頁。
[5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613頁。
[51]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Thinkers Publishing Limited,2006)149-150頁。
[5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589頁。
[53]黃秋耘《風雨年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176頁。
[54]《傳記文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一期74頁。
[55]溫濟澤《第一個平反的右派》(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323頁。
[56]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835頁。
[57]《任仲夷反省歷次政治運動》,原載於《南方週末》,見2002.5.26《中國事務》。
[58]1957年5月21日《廣州日報》。
[59]《鋼與渣》(北京:清華大學團委會,1958)第六期3至5頁。
[60]參加彭真召集的談話的清華大學團委書記阮銘一九九七年七月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61]朱地《1957:大轉彎之謎──整風反右實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202頁。
[62]《吳冷西對抗毛澤東思想言行一百例》(北京:新華社「革聯」《倒海翻江》造反團,1967)。
[63]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六月七日人民日報。
[64]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文匯報。
[65]《右派份子徐鑄成的言論作品選》(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1957)11頁。
[66]吳祖光《「二流堂」奇冤大案》1991年3月19日 北京。
[67]《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十四期12頁。
[68]《爭鳴》月刊(香港:百家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四月號43頁。
[69]1958.4.6毛澤東在漢口會議上的講話,《學習資料(續一)》(北京：清華大學,1967)110至111頁。
[70]《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5頁。這段話收進《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刪去了「非舉手不可,不舉手就沒有飯吃。」改成:「資本家加上跟他們有聯繫的民主人士和知識份子,文化技術知識一般比較高。我們把這個階級買過來,剝奪他們的政的政治資本,使他們無話可講。剝的辦法,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安排,給他們事做。」見《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337頁。
[71]《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323頁。
[72]《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3頁。收進《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作了修改,改成了「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現在情況起了變化,他們不吭聲了。」見該書334頁。
[73]1957.1毛澤東在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彙集),《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7頁。此文未收進《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74]同上,《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8頁。
[75]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澤東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總結,清華大學《學習資料》(1957∼1961)》21頁。後來這段話收進《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改成了:「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反對我們,佔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再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麼辦？……」見該書352頁。
[76]1957.1毛澤東在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彙集),《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9頁。
[77]同上。
[78]1957.1毛澤東在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彙集),《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10頁。
[79]《百年潮》一九九九年第三期22頁。
[80]同注[11],13頁。
[81]1957.10.13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學習資料(續一)》(北京：清華大學,1967)63頁。
[82]1957.3毛澤東在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的講話,戴晴《粱漱溟、王實味、儲安平》(1989)194頁。
[83]1957.3.17毛澤東在天津市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林學院,1967)252頁。
[84]1957.3.18毛澤東在山東濟南的講話,《中共黨史研究》1991年第2期62頁。
[85]1957.3.2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結束語,《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27、30頁。
[86]《中國知識份子悲歡錄》(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225頁。
[87]同上,227頁。
[88]民革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盟即中國民主同盟、民建即中國民主建國會。1957.3.19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二省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49.9∼1957.12)》[編者不明]158、159頁。
[89]1957.10.13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清華大學《學習資料(續一)》63頁。
[90]1958.1.28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同上,93頁。
[91]1958.3.25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清華大學《學習資料(1957∼1961)》191頁。
[92]《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485頁。
[93]1957.4毛澤東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中討論時的插話(整理),《學習資料(續一)》(北京：清華大學,1967)42至50頁。
[94]1957年4月毛澤東在杭州對加強思想工作的指示,見《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大學,1967年9月)126頁。
[95]1993年9月30日美洲《世界日報》,胡績偉《報紙生涯五十年》。
[96]1957.3.19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二省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49.9∼1957.12)》【編者不明】153頁。
[97]李莊《人民日報風雨四十年》(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199頁。
[98]胡績偉《報紙生涯五十年》,一九九三年九月三十日美洲《世界日報》。
[99]李莊《人民日報風雨四十年》(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206頁。
[100]《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五期91頁。
[101]1957.3.19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黨員幹部會議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林學院)288頁。
[102]《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47頁。章伯鈞在中國民主同盟傳達的稍不同:「共產黨在軍隊、企業、機關、學校都有黨委制。我建議,首先撤銷學校的黨委制,不要由共產黨包辦。」見《百年潮》一九九九年第一期20頁。
[103]1957年4月毛澤東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學習資料(續一)》(北京：清華大學,1967)47頁。
[104]朱正《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550頁。
[105]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井岡山》報(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
[106]1958年1月28、30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清華大學《學習資料(1957∼1961)》138頁。章伯鈞,中國民盟副主席、國務院交通部長、羅隆基；民盟副主席、森林工業部長。
[107]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報》。
[108]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報。
[109]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中國青年報》。
[110]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解放日報。
[111]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美洲《新聞自由導報》。
[112]《提高警惕,粉碎右派陰謀》(編者不明,1957年7月)74至75頁。
[113]王造時對記者的談話,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光明日報。
[114]1957.5.15人民日報,見陳權《鳴放選萃》第二冊(香港:自由出版社,1958)191頁。
[115]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瀋陽日報。
[116]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光明日報。
[117]《巢縣誌》卷十五藝文志一,朱元璋敕賜俞通源鐵券文:「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者若犯死罪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
[118]1957.8.2人民日報,轉引自陳權《鳴放選萃》第二冊(香港：自由出版社,1958)219-220頁。
[119]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文匯報。
[120]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廣州:廣州出版社,1997)327頁。
[121]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紅旗戰報》(北京:中共中央高級黨校)。
[122]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
[123]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
[12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613頁。
[125]《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24至427頁。
[12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478頁。
[12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614至615頁。
[12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613頁。
[129]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Thinkers Publishing Limited,2006)149-150頁。
[13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589頁。
[131]黃秋耘《風雨年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176頁。
[132]《傳記文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一期74頁。
[133]溫濟澤《第一個平反的右派》(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323頁。
[134]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835頁。
[135]《任仲夷反省歷次政治運動》,原載於《南方週末》,見2002.5.26《中國事務》。
[136]1957年5月21日《廣州日報》。
[137]《鋼與渣》(北京:清華大學團委會,1958)第六期3至5頁。
[138]參加彭真召集的談話的清華大學團委書記阮銘一九九七年七月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139]朱地《1957:大轉彎之謎──整風反右實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202頁。
[140]《吳冷西對抗毛澤東思想言行一百例》(北京:新華社「革聯」《倒海翻江》造反團,1967)。
[141]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六月七日人民日報。
[142]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文匯報。
[143]《右派份子徐鑄成的言論作品選》(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1957)11頁。
[144]吳祖光《「二流堂」奇冤大案》1991年3月19日 北京。
[145]《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十四期12頁。
[146]《爭鳴》月刊(香港:百家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四月號43頁。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