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02日訊】在中共的語境下，「民主黨派」指的是除中共以外八個參政的政黨的統稱，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中國農工民主黨（農工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說得挺好聽的這八個參政黨，在中共一黨專制下，無疑只是花瓶而已，因此它們又被稱為「衛星黨」。
這些「衛星黨」在中共建政前後為中共實施統戰發揮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它們雖然被中共稱為「肝膽相照」，雖然為中共立下了大功，但它們卻在中共掀起的政治風暴中，未能倖免。特別是在文革中，包括大批民主黨派高官、工商業者上層代表人物以及少數民族、宗教、華僑的頭面人物，非黨高級知識分子等都被抄家、被揪斗。
本系列就一一盤點一心追隨中共，但被中共迫害的民主黨派高官和知名人士。本篇說的是民革中央的高官們。
民革，是八個民主黨派中排在第一位的，創建於1948年，早期主要由國共內戰時的國民黨左派及其後裔以及投靠中共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組成，代表人物宋慶齡，曾被中共任命為國家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因為其成員與台灣國民黨存在關聯，所以其統戰目標非常明確。也因為這樣的關聯，民革的一些高官們在中共發起的運動中，或是在精神上，或是在肉體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害。因宋慶齡已在《被中共迫害的國家正副主席》中介紹過，本篇不再納入。
民革副主席張治中抑鬱而死
1949年後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張治中，是原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也曾經是蔣介石的四大心腹之一。他在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時，因涉嫌火燒長沙而引起公憤，蔣介石曾言：「長沙焚毀，精神上之打擊，千百倍於戰敗之痛苦，可恥可悲，莫此為甚。」但蔣並未將其槍斃，只是將其革職。
深得蔣介石如此信任的張治中，卻是國民黨的將軍中唯一沒有與中共打過仗的將軍，而且在最後背叛了蔣，反助中共奪取政權。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為避免戰火再起，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張治中親自去延安接毛赴重慶，還將其護送回去。作為國民政府的代表，張治中、周恩來跟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國共雙方的軍事整編。張經常向馬歇爾抱怨國民政府，替中共宣傳，客觀上推動了美國對國民政府的不信任，對其腐敗的厭惡，從而在軍事上美國也減少了對蔣介石的援助。
三年內戰，內有中共間諜，外有與中共勾結的將領，加之國民黨軍事上的失誤、組織上的鬆散、內部腐敗等原因，國民黨在1949年初敗局彰顯。國民政府擬與中共和談，方針是反對中共渡江、「劃江而治」等。當年4月，張治中率團赴北平與毛澤東談判。由於毛和中共缺乏誠意，張治中拿回的是「懲辦戰爭罪犯」及「解放軍渡江」條件在內的《協定（草案）》，代總統李宗仁最終沒有簽署，下野的蔣介石則怒斥張治中「無能，喪權辱國」。
其後，張治中在北平投奔中共，並勸說新疆守軍不戰而降。中共建政後，張治中受到了毛的禮遇，先後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灣工作委員會主任等職。在毛、周的庇護下，雖然他也表示過不滿，但還是躲過了中共建政後發起的一次又一次的運動。
據張治中長女張素我回憶，在「反右」中，張治中對運動不理解，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對黨與非黨的問題曾作長篇直言。同時他對民革中央的「反右」頗有看法，態度消極。他的言行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滿，一夜間民革大院貼滿了邵力子和他的大字報。因毛、周的干預，此事不了了之。
1966年文革爆發後，張治中夫婦還在北戴河度假，就有一批紅衛兵來其家中「破四舊」。在接到女兒電話後，張治中提前從北戴河返家。就在他到家的當天，即8月28日，紅衛兵再次來掃蕩，樓上樓下，翻箱倒櫃，砸了花瓶，最後取走了一把水果刀和一把佩劍，揚長而去。臨走前，紅衛兵還責問：「你們這裡沒有領袖像，沒有毛語錄，沒有一點革命氣氛，要馬上把牆上的字畫取下來，換上相片和語錄。」親眼目睹這一幕，張治中感慨地對秘書和家屬說：「今後若干年，這必將是一個大笑話！」果然言中。
紅衛兵走後不久，秘書就跑到新華書店買了毛像和毛語錄掛上。秘書無意中在張的座椅對面掛了一幅「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的語錄。張治中看了很不高興，問秘書語出何處。秘書說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話，聽後，張治中一言不發。
不久，張素我的丈夫、在水利部工作的周嘉彬被隔離審查。看著昔日熟悉的老幹部、部下被打倒，被遊街示眾，甚至被逼死，被特別保護起來的張治中對於文革愈發不理解了，心情十分沉重。在張素我眼中的張治中，是「從此很沉默，也不說話，每天看著報紙，一言不發」。
在這樣的精神折磨下，張治中在1969年4月抑鬱而終，終年79歲。張素我認為他沒有什麼很嚴重的病，只是長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在其最後三年中，每天晚上都問下班回來的兒子張一純文革的情況，問誰被打倒了，誰被抄家了。他對文革很反感，曾對兒子說過：「文化大革命」比軍閥混戰還亂。誰也管不了誰，政府說話也不管用。」
張治中離世後，中共為其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不知張治中至死是否明白，文革的始作俑者正是毛和中共，而他被欺騙了幾十年，實乃是個悲劇。在有生之年，他是否後悔自己背叛了蔣介石而追隨如此暴虐的中共呢？
民革副主席鄧寶珊吞鴉片自殺
1894年生於甘肅秦州（今天水）的鄧寶珊，在民國時期也是個風雲人物，曾加入同盟會，參加過護國運動、護法運動，任陝西陸軍暫編第一師團長，是西北的名將。1924年與馮玉祥等人發動北京政變後，出任國民革命軍第2軍第7師師長、國民聯軍駐陝副總司令、第8方面軍總司令等。彼時中共秉承共產國際旨意，加入國民黨，借殼發展。
也正是在此期間，鄧寶珊開始接觸中共，其在陝西開辦的軍官傳習所的所長就是中共黨員，顧問則來自蘇聯。當時的國民聯軍駐陝總司令部中也有許多中共黨人，如由總司令部創辦的中山軍事學校和中山學院，分別由鄧小平和李子洲任政治部主任及副院長，後者也是中共組織的創始人之一。鄧寶珊與他們有著密切的合作。
1931年日本侵略東北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鄧寶珊被南京國民政府命為陝西綏靖公署駐甘肅行署主任，後又任陸軍新編第一軍軍長。在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軍事叛變，抓捕蔣介石後，鄧寶珊站在中共一邊，給予張、楊以支持，並應楊之邀前往西安善後。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後，鄧寶珊被國民黨政府任命為21軍軍團長，駐守榆林。期間多次到延安與毛澤東、朱德等人會晤。網上有消息稱，鄧不僅吸鴉片而且種鴉片，跟延安互開方便之門。彼時延安把種的鴉片賣到國統區。這自然讓中共是喜出望外，毛稱其「為德之大，更不敢忘」，而蔣介石卻沒有察覺。
抗戰勝利後，鄧寶珊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晉陝綏邊區司令兼華北「剿總」副司令，可以說，此時鄧內心的天平已完全傾向了中共，成為其的一個內應。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鄧寶珊秘密出任傅作義的談判代表，與中共談判，並代表傅在協議上籤了字。
為中共立下如此大功並被視為中共的「老朋友」的鄧寶珊在1949年後，先後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甘肅省政府主席、省長，國防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職。
鄧寶珊在甘肅任職時，住在蘭州市廣武門外的一條僻靜小巷，從外邊看並無特別之處，但進去後會發現別有洞天。因家中有一處小花園、假山，因此被稱為「鄧家花園」。它是鄧寶珊1932年購得的，1941年日本轟炸蘭州時，鄧夫人崔錦琴攜子女在此不幸遇難。
在中共1949年後發動的一次又一次運動中，由於鄧寶珊的特殊背景，基本沒有受到波及，但是他最終沒有躲過文革。事實上，在1966年文革爆發前，鄧寶珊就已經臥病在家，主持省政府工作的是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胡繼宗。在文革初期，甘肅省委也緊跟北京及全國各地的步伐走，大加批判、殺伐，當時蘭州大學校長江隆基不堪受辱自盡。
而就在甘肅省委還要再找典型代表人物進行批判以推動文革時，一批聲言「造反有理」的紅衛兵在1966年8月下旬從北京來到蘭州，他們將矛頭指向了甘肅省委，將主要領導推上大會主席台進行批鬥。甘肅省委癱瘓，但鄧寶珊暫時沒被注意。
然而，11月又一批北京中學生紅衛兵來到蘭州，他們直接衝進了鄧家花園。據鄧的女兒鄧引引回憶，紅衛兵上午衝進來一直鬧到中午才走。他們進門來不由分說，各個房間亂竄亂翻，並找到了一把刻有「蔣中正贈」字樣的佩劍，這成了鄧反動的證據。有病的鄧寶珊被從床上拉起來，被迫跪在地上，紅衛兵則拔出劍來架在其脖子上，對他進行審問、批鬥。反覆折騰了一上午才離開，並帶走了寶劍等。鄧寶珊受到了嚴重的驚嚇。
此事被北京知曉後，鄧寶珊被接到了北京治病。兩年後的1968年11月，鄧寶珊吞鴉片自殺，終年74歲，而中共官方發的簡訊是「因病去世」。1979年文革結束後3年，鄧寶珊的追悼會才舉行。幫了中共大忙的鄧寶珊落得如此下場，究竟怨誰呢？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