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網上一篇文章，說中共前副總理習仲勳的夫人齊心曾寫道，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習仲勳被迫害時，在毛面前替習說話的只有兩個人，而這兩個人都曾是國民黨將軍，後投奔中共，一個是鄧寶珊，一個是張治中。這個現象似乎在說明與其他經歷過延安整風運動的中共高官相比，來自於國民黨的鄧和張對於中共內部的殘酷尚知之甚少，所以才敢進言，而血腥的文革則給他們補上了這一課。本篇先講講鄧寶珊的結局。
1894年生於甘肅秦州（今天水）的鄧寶珊，在民國時期也是個風雲人物，曾加入同盟會，參加過護國運動、護法運動，任陝西陸軍暫編第一師團長，是西北的名將。1924年與馮玉祥等人發動北京政變後，出任國民革命軍第2軍第7師師長、國民聯軍駐陝副總司令、第8方面軍總司令等。彼時中共秉承共產國際旨意，加入國民黨，借殼發展。
也正是在此期間，鄧寶珊開始接觸中共，其在陝西開辦的軍官傳習所的所長就是中共黨員，顧問則來自蘇聯。當時的國民聯軍駐陝總司令部中也有許多中共黨人，如由總司令部創辦的中山軍事學校和中山學院，分別由鄧小平和李子洲任政治部主任及副院長，後者也是中共組織的創始人之一。鄧寶珊與他們有著密切的合作。
1931年日本侵略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後，鄧寶珊被南京國民政府命為陝西綏靖公署駐甘肅行署主任，後又任陸軍新編第一軍軍長。在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軍事叛變，抓捕蔣介石後，鄧寶珊站在中共一邊，給予張、楊以支持，並應楊之邀前往西安善後。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後，鄧寶珊被國民黨政府任命為21軍軍團長，駐守榆林。期間多次到延安與毛澤東、朱德等人會晤。網上有消息稱，鄧不僅吸鴉片而且種鴉片，跟延安互開方便之門。彼時延安把種的鴉片賣到國統區。這自然讓中共是喜出望外，毛稱其「為德之大，更不敢忘」，而蔣介石卻沒有察覺。
抗戰勝利後，鄧寶珊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晉陝綏邊區司令兼華北「剿總」副司令，可以說，此時鄧內心的天平已完全傾向了中共，成為其有一個內應。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鄧寶珊秘密出任傅作義的談判代表，與中共談判，並代表傅在協議上簽了字。
為中共立下如此大功並被視為中共的「老朋友」的鄧寶珊在1949年後，先後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甘肅省政府主席、省長，國防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職。
鄧寶珊在甘肅任職時，住在蘭州市廣武門外的一條僻靜小巷，從外邊看並無特別之處，但進去後會發現別有洞天。因家中有一處小花園、假山，因此被稱為「鄧家花園」。它是鄧寶珊1932年購得的，1941年日本轟炸蘭州時，鄧夫人崔錦琴攜子女在此不幸遇難。
在中共1949年後發動的一次又一次運動中，由於鄧寶珊的特殊背景，基本沒有受到波及，但是他最終沒有躲過文革。事實上，在1966年文革爆發前，鄧寶珊就已經臥病在家，主持省政府工作的是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胡繼宗。在文革初期，甘肅省委也緊跟北京及全國各地的步伐走，大加批判、殺伐，當時蘭州大學校長江隆不堪受辱自盡。而就在甘肅省委還要再找典型代表人物進行批判以推動文革時，一批聲言「造反有理」的紅衛兵在1966年8月下旬從北京來到蘭州，他們將矛頭指向了甘肅省委，將主要領導推上大會主席台進行批鬥。甘肅省委癱瘓，但鄧寶珊暫時沒被注意。
然而，11月又一批北京中學生紅衛兵來到蘭州，他們直接衝進了鄧家花園。據鄧的女兒鄧引引回憶，紅衛兵上午衝進來一直鬧到中午才走。他們進得門來不由分說，各個房間亂竄亂翻，並找到了一把刻有「蔣中正贈」字樣的佩劍，這成了鄧反動的證據。有病的鄧寶珊被從床上拉起來，被迫跪在地上，紅衛兵則拔出劍來架在其脖子上，對他進行審問、批鬥。反覆折騰了一上午才離開，並帶走了寶劍等。鄧寶珊受到了嚴重的驚嚇。
此事被北京知曉後，鄧寶珊被接到了北京治病。兩年後的1968年11月，鄧寶珊吞鴉片自殺，終年74歲，而中共官方發的簡訊是「因病去世」。1979年文革結束後3年，鄧寶珊的追悼會才舉行，中共對其做了重新的評價。幫了中共大忙的鄧寶珊收穫如此下場，究竟怨誰呢？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