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研究中國歷史的先驅、法國漢學家埃狄納•巴拉茲認為，宋代是中國最令西方人神往的朝代。大家都會問，為什麼是宋代呢？中國近代著名的歷史學家錢穆都說，「唐漢宋明清5個朝代里，宋是最貧最弱的一環。」那不是一個老打敗仗、老出投降派的朝代嗎？其實，跟漢代比，宋代無內亂；跟唐代比，宋代文化更繁榮昌盛；跟明清比，宋代社會更開明平和。
宋代的文明水平已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度。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除了造紙術之外，其餘三項——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均出現於宋代。現在許多學者經過研究后發現，宋元時代，中國的科學水平到達極盛，即使與同時代的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中國也居領先地位。宋代的數學、天文學、冶鍊和造船技術，以及火兵器的運用，都在世界上處於一流水準。
宋代的皇帝對文人很尊重，100年沒有殺過一人。看著實在討厭了，就流放，流放了一段時間，突然想念了，再召回來。文人之間也吵架，但都不會往死里整。王安石搞變法的時候，司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王安石就把他趕到洛陽去。司馬光去了洛陽后就埋頭編《資治通鑒》，編累了，就寫一封公開信罵罵王安石。王安石看到了，也寫公開信回罵，罵完就完了。
宋太祖有誓詞：「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有宋一朝三百余年，鮮見對文人士大夫和批評朝政的人開刀，甚至多次因這條規矩刀下留人。蘇東坡因反對宋神宗改革而幾乎被治罪誅殺，也因這條老規矩，降級貶官了事。
宋代將中國茶文化發展至鼎盛，被茶學界稱為「龍鳳盛世」。自宋朝一建立，便在宮廷興起飲茶風尚，太祖趙匡胤便有飲茶癖好，宋朝歷代皇帝亦如此。宋代宮廷茶文化的一種重要形式便是朝廷茶儀，春秋大宴皆有茶儀。皇帝也經常賞賜茶葉給官員、學生、寺僧、百姓，接見北朝契丹使臣亦賜茶。士大夫文人也以茶儀為集會儀式，以致宋徽宗還親自作《大觀茶論》，首序言，次分地產、天時、採擇、壓蒸、製造、鑒別、烹點、藏焙、茶品等二十目；從茶葉栽培、採制到烹點、鑒別；從烹點的水、具、火到茶湯色、香、味；從名茶、產茶大戶到藏焙之要，點茶之法，面面俱到，無所不包。宋徽宗本人也以天子之尊倡導飲茶，達官貴人多愛把玩茶盞，文人雅士藉助詩詞歌賦書畫形式推崇。市井鄉民以茶待客、以茶相贈、以茶祭祀，飲茶習俗滲透到兩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宋代繪畫還是中國繪畫技法發展的高峰，後世無以能及。宋代繪畫藝術在技巧上有許多重要創造，人物畫著重挖掘人物的精神狀貌及動人的情節，注重塑造性格鮮明的藝術形象。花鳥畫、山水畫追求優美動人的意境情趣，注意真實而巧妙的藝術表現，並努力進行形象提煉，有著高度的寫實能力。文人士大夫于繪畫藝術的繁榮提高也有促進作用，他們在主觀的表達和筆墨效果的探索上尤有貢獻。宮廷繪畫在整個社會繪畫繁榮基礎上得到高度發展，其藝術成就也不容忽視。
宋代對繪畫的收藏、品鑒在上層文人士大夫中蔚然成風，更有不少文人同樣也是畫家，像詩詞一樣用以寄興抒懷。他們在畫作上題字詠詩，開闢了書畫題跋的新天地。兩宋時期文人士大夫中湧現了仲仁、楊無咎的「墨梅」，文同的「竹」，蘇軾的「古木怪石」，米芾、米友仁父子的「雲山」，趙孟堅的「水仙」等。北宋文人士大夫對文人畫的貢獻更表現在理論建樹上，歐陽修提出將「蕭條淡泊」作為一種美學境界來追求，蘇軾提出「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也就是中國文人畫的真諦是不求表面的形似，但求率真、自然的神似。在中國傳統生活，文人士大夫早已形成網路，文人畫及蘇軾等人的思想迅速傳播，影響所及，甚至到蠻族統治的遼、金地區，成為元明文人畫發展的前導。
宋代對商人很寬鬆。在漢朝的時候，商人要穿特別顏色的衣服，不能坐有蓋子的馬車；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規定「禁工商不得乘馬」，商品交易只准在「官市」進行；到了宋朝，這些規定都不見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舉當官。朱熹就很得意地回憶說，他的外祖父是一個開酒店、做零售的商人，當年可有錢了，「其邸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政府對集市貿易的控制也完全地開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門口開店經商。
宋代，新聞業就已很發達。兩宋首都的中產階級家裡，往往有兩份報紙：一份是官府的「朝報」，相當於現在的官方刊物，一臉嚴肅；一份是私人辦的「小報」，相當於如今的娛樂周刊，往往爆出「朝報」不願報或者不敢報的消息。作為中國古代最早出現的非官方報紙，「小報」並無固定報名和名稱，也並非出自一人一家之手，「小報」云云也只是宋人習慣的稱呼。但是，「小報」的興盛突破了官方辦報制度，在中國古代新聞史上佔有重要一頁。
宋代，城市規模之大、城市人口比例之高，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後的很多朝代。兩宋的首都汴梁和臨安，都有百萬人口。當時的歐洲，最大的城市不過15萬人。《清明上河圖》，北宋張澤端所繪；在五米多長的畫卷里，共繪了五百五十多個各色人物，牛、馬、騾、驢等牲畜五、六十匹，車、橋二十多輛，大小船隻二十多艘。房屋、橋樑、城樓等也各有特色，體現了宋代首都汴梁一角的繁榮昌盛。
因為當時的社會經濟發生了歷史性的大變革：原來旨在保證「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被「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自由市場所代替，人民遷徙更自由，商業受到前所未有之重視。而隨著商業的展開，城市的繁華，人口的流動，貧富也明顯分化。這個時候，建立起一個為貧困人口的「生老病死」提供救濟的國家福利體系，就顯得特別迫切。而且宋朝「以儒立國，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儒家的「保息」思想也要求朝廷負起養民之責。正是在這樣的內（價值追求）外（社會需求）壓力下，趙宋政府開始有意識地去構建一個完備的國家福利體系。
國家福利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在中國出現的時間其實很早，《周禮》中就記載了六種「保息」之法：「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不過在宋代之前，國家福利並未實現體系化，多為臨時性救濟，帶有備荒賑災性質。宋代則建立了一套覆蓋面極廣的福利救濟體系，救濟的對象涵蓋了孤寡老人、殘疾人、乞丐、棄嬰、孤兒、貧困人口等所有無法自立的群體，提供的福利覆蓋了國民「生有所育、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死有所葬」等層面，可謂「從搖籃到墳墓」均有國家救濟。史稱「宋之為治，一本于仁厚。凡賑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為切至」，真不是溢美之詞。
先來說「搖籃」即「生」的福利。宋代的「搖籃」福利可以分為補救性救濟與預防性救濟兩大類。預防性救濟是指國家在發現貧家婦女懷孕之後，給她們提供生活補貼，以免窮困人家因養不起孩子而溺嬰、棄嬰。南宋紹興八年（1138年），高宗下詔在全國推行「胎養助產令」，詔曰：「禁貧民不舉子，有不能育嬰者，給錢養之。」具體做法是，每一家貧困戶發錢4000文（相當於人民幣1800元），這筆經費來自國家徵收的「免役寬剩錢」。南宋的州縣還設有「舉子倉」，即由地方政府向貧家產婦發放救濟糧，一般標準是「遇民戶生產，人給米一石」。舉子倉的倉本來自國家常平倉、官田收入及富人的捐贈。
補救性救濟則是指國家設立福利機構，收養、賑濟棄嬰與孤兒。北宋時，主要由綜合性福利機構如「福田院」負責收養京師汴梁的「老幼廢疾」，「廣惠倉」負責賑濟各州縣的「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從哲宗朝開始，朝廷在全國施行「居養法」，各地設立「居養院」，收養無法自存之民，遇有被遺棄嬰兒、孤兒，也送入附近居養院養育，對嬰幼兒，「僱人乳養」；稍大一點的兒童，則「令入小學聽讀」。南宋時，又發展出專門的兒童收養機構，有「散收養遺棄小兒錢米所」、「嬰兒局」、「慈幼庄」、「慈幼局」、「及幼局」等。名稱雖異，功能則差不多；宋人吳自牧這樣描述：「官給錢典雇乳婦，養在局中，如陋巷貧窮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無力撫養，拋棄于街坊，官收歸局養之，月給錢米絹布，使其飽暖，養育成人，聽其自便生理，官無所拘。若民間之人，願收養者聽，官仍月給錢一貫，米三斗，以三年住支。」慈幼局的效果很好，據元人的回憶，「宋京畿各郡門有慈幼局，……故遇歲侵，貧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是以道無拋棄之子女。」
再來說「老」的福利。宋代收養貧困老人的福利機構也包括綜合性機構與專門的養老福利機構，「安老坊」、「安懷坊」、「安濟院」都是收養「老而無歸」的養老院，「福田院」、「居養院」、「養濟院」等綜合性福利機構也收養孤寡老人、流浪乞丐、殘疾人士、貧困人口等。按宋人的界定，60歲以上為老人，可享有進入福利機構養老的權利，國家給他們的養濟標準一般為每人每日一升米，10文錢。對80歲以上的居養老人，政府還有額外補助，另給大米及柴錢，90歲以上老人每日有醬菜錢20文，夏天給布衣，冬季給棉衣。
宋代收養、治療孤苦貧困病人的專門機構主要是「安濟坊」。北宋崇寧年間，朝廷下詔全國各路遍置安濟坊，頒發「安濟法」，要求凡戶數達到千戶以上的城寨，均要設立安濟坊，凡境內有病卧無依之人，均可送入安濟坊收治。安濟坊「宜以病人輕重而異室處之，以防漸染。又作廚舍，以為湯藥飲食人宿舍。」即實行病人隔離制，並提供湯藥、伙食。此外，另有專門收治患病旅客的機構「安樂廬」，因旅人「有病于道途，既無家可歸，客店又不停者，無醫無葯，傾于非命，極為可念」。政府還要求旅店如發現病人，不得將其趕走，而應就近請大夫治療，然後報告官府，報銷醫藥費。除收養病人的福利機構，宋代還設有「藥局」、「施藥局」，類似於今日的平價門診部，「民有疾鹹得赴局就醫，切脈約葯以歸」，藥局只「收本錢不取息」。有時候，藥局也向貧困人家免費發放藥物。宋人吳自牧記述道，南宋時，「民有疾病，州府置施藥局于戒子橋西，委官監督，依方修制丸散咀，來者診視，詳其病源，給葯醫治，朝家（朝廷）撥錢一十萬貫下局。令帥府多方措置，行以賞罰，課督醫員，月以其數上于州家，備申朝省（朝廷）。或民以病狀投局，則畀之葯，必奏更生之效。」
「從搖籃到墳墓」，人生的歸宿最終都是墓冢。宋代之前，也有設義冢助葬貧民、流民之舉，但制度化的福利性公墓體系則是在宋代才形成的，此即「漏澤園」制度。漏澤園先是設於京師汴梁，北宋真宗年間，朝廷在「京畿近郊佛寺買地，以瘞死之無主者。瘞屍，一棺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到了神宗朝，政府又正式下詔：「令逐縣度官不毛地三五頃，聽人安葬。無主者，官為瘞之；民願得錢者，官出錢貸之；每喪毋過二千，勿收息。」建炎南渡之後，宋高宗也下詔要求臨安府及諸郡復置漏澤園，整個南宋時期，各地普遍都設立了這種福利性公墓。
宋代的漏澤園，有一套非常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如逝者有冥器陪葬，有「蘭羞」（佳肴）祭祀，儘力照顧了逝者尊嚴，這些下葬隨品及祭品都由政府置辦；「園中置屋，以為春秋祭奠，聽其親屬享祀」；還有專人管理，「官委德行僧二員主管，月給各支常平錢五貫、米一石」。
至於季節性、臨時性、賑災性的例行救濟，比如「雪降則有雪寒錢，久雨久晴則又有賑恤錢米」，也是「每歲常例」。總之，宋代隱隱然已經有了幾分「福利國家」的氣象。兩宋期間建立起來的國家福利體系，為歷代最為完備。當然，宋朝設立福利的宗旨，跟落實這一宗旨的效果之間，肯定存在一個折扣，但1000年前的宋政府能建成這麼完備的國家福利體系，讓人們不能不生出感慨。
不過，宋代也出現了一些我們在近代福利國家中常常見到的「福利病」，比如，北宋的州縣為給居養院配備炊事員、保姆、乳母、勤雜工，以及添置炊具飲膳、衲衣絮被，「不免率斂」，以致「貧者樂而富者擾矣」。當時的民諺甚至有國家「不養健兒，卻養乞兒」之譏。官辦福利機構所固有的弊病也幾乎不可避免，比如，公款揮霍起來不心痛，有些居養院居然要「給酒肉食，祭醮加贈典，日用既廣，糜費無藝」；又如，應付公事總是漫不經心，有些居養院混入了「少且壯者」，「游惰無圖，廩食自若，官弗之察，弊孰甚焉」。但是，不能因為出現「福利病」就否定福利制度。避免官辦福利弊病的辦法，也不是取消福利本身，而是應當發展出強大的民間福利體系相彌補。宋代在國家福利體系之外，其實也有一個由士紳主持、覆蓋面更為廣泛的民間救濟體系。
宋朝是歷史上最優待讀書人的朝代，同時對官員的管理也更嚴格，甚至禁止他們去酒館吃喝。宋朝京城開封餐飲業很發達，官員卻不敢進酒店吃喝，因為官員一旦在酒店杯觥交錯，不管公款還是私款，馬上就會遭到御史的彈劾。據《歸田錄》記載，宋真宗時代太子的老師魯宗道，有一次老家來了客人，因為家裡酒具不齊，只好換了便裝，領著客人到仁和樓酒店招待。恰好這天宋真宗有急事召見他，當他遲遲趕到宮裡時，宋真宗劈頭就責問：「何故私入酒家？」還說：「卿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彈。」倘不是魯宗道實話實說，請罪態度又好，就差點丟官。
據《邵氏聞見錄》記載，有一次，宋仁宗病了，皇后想找江淮一帶的特產糟白魚給皇帝補一補，尋遍京城，卻一無所獲。但是，朝廷有制度，王公貴族「不得取食味於四方」，意思是當權者不得向各地索要地方特產和美味佳肴，旨在防止橫徵暴斂。皇帝同樣要遵守制度，要吃魚也不能到外地去找。
愁眉不展之際，恰巧宰相呂夷簡的夫人到宮中給皇后請安，皇后想起呂夷簡是壽州人，家裡也許有，便對呂夫人說：「我們家那口子愛吃糟淮白魚，可是按規定不能到外地要。你們家老頭子老家在壽州，應該有這魚吧。」呂夷簡家果真有，呂夫人回去后，把糟白魚送至宮中，才解了皇后的急。
說到這裏，你知道為什麼宋代令西方人如此神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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