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用11種安全將「國家安全」具體化。這表明，中共高層終於從中國夢的雲端裡走到地面上來了，弄清楚現階段的「形勢與主要任務」是什麼。
如果説胡溫十年的政治主題詞是「和平崛起」，那麼習近平的十年，政治主題詞將是「構築國家安全」。與進取性的「和平崛起」相比，「國家安全」有很強的退守自保色彩。這一大政策略的調整，完全是因為嚴重的不安全感（或者説是危機感），而這種危機感的產生，緣於國內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國內資源枯竭、對外依賴日深等背景。
*國家安全的核心是政治（政權）安全*
習總提到的11項安全，其核心在於政治安全。所謂政治安全，在中共話語系統裡，其實就是中共執政權的安全，其他各種安全都是為中共執政權安全而服務的。
國土安全、軍事安全、核安全這三者本是一體，國土安全本來有兩重意義，一是疆域安全，二是環境生態安全，但既然將「生態安全」單列出去，此「國土安全」應該主要指疆域安全。軍事與核安全本是為了保障國土安全的手段，本不需要從目標中抽離出來，如今卻在這裡單列，只能推想，軍事安全指的是軍隊控制權必須由習總絕對信任的人掌握，以防止胡錦濤任期內那種擔憂。人們也許還記得，2012年「八一建軍節」那天，《解放軍報》發表「永遠的軍魂，永久的忠誠」，令人驚訝地談到：「在我軍歷史上，不管形勢多麼險惡，從來沒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隊投敵叛變；無論野心家多麼狡詐，從來沒人能夠利用軍隊實現個人陰謀」，對軍事政變的擔憂之重，於此文乃見。
文化安全，應該是指中共意識形態教育與宣傳系統對中國人的教化作用不被西方思想影響甚至瓦解。這點中共可謂竭盡全力，一方面發揮了秦始皇修長城的毅力，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防火牆；另一方面是外宣內宣雙管齊下，正面輿論引導與擾亂視聽的五毛大軍二者並舉，花費民脂民膏，提供了不少對人類道德有害的邊緣性就業機會，純粹是用納稅人的錢愚弄（其實是殘害）納稅人。只是如今是網際網路時代，收效有限，時時面臨西方文化的滲透，以及歷史真相對意識形態宣傳的瓦解。
社會安全，應該是指與政治安全直接相關的社會管控。一是控制刑事犯罪，二是對付各種社會反抗與異議活動，即維穩。這方面政府花了不少銀子，編織了「六張網」，公共安全支出前幾年甚至追比軍費支出，因此今年不好意思再對外公開具體數字，以免外界認為中國政府的「內敵」與「外敵」一樣嚴重，影響政府形象。
科技安全與資訊安全，這點北京其實不必過於擔心，一是中國駭客天下無敵，二是目前其他科技大國到中國來偷盜科技資訊的少，倒是美英等國不斷發現中國的商業間諜如訪問學者及各色人等在偷盜他國資訊與技術。今年2月《紐約時報》剛報導過密蘇里州堪薩斯城抓住六位偷玉米種子的中國人。
*經濟安全難求，原因在於金融不夠安全*
真正與國民生活、民族未來相關的主要是經濟安全、生態安全與資源安全。目前，最影響中國經濟安全的，其實是中國金融系統的各種隱患。這金融系統不安全，其實是政府與金融行業自個折騰出來的。比如前幾年政府為了刺激經濟而投入數萬億投資，因此形成的龐大地方政府債務（有人估算為25萬億元到30萬億元），以及龐大的影子銀行系統。這一困境中央政府也並非不知道，2013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六大經濟任務，其中一條即「著力防控債務風險」。
但這「防控」説來容易實施難。影子銀行系統信託危機頻繁發生，今年剛過去三個月，中國的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又發生急轉彎，為了應對經濟放緩的壓力，又準備實行貨幣寬鬆政策，理由是因為企業銀根緊。新聘的央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日前建議將今年地方政府發債規模提高至5000億，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也對外公開宣佈，正在制定相關法律，以給予債臺高築的地方政府更多預算自由。
不管總理李克強改革決心如何大，中國經濟又回到政府刺激的老路上。關於此節，需要另外寫篇文章分析。
*生態安全不再，資源對外高度依賴*
其中，生態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最後一道屏障，它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指環境生態的安全，二是指資源狀態，一國的經濟活動必須有生態環境與足夠的資源作為支撐力。恰恰這是中國目前最沒有辦法解脫的困境，過去30多年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以過度透支環境生態為代價，在胡溫第二任期內，中國已經成為資源對外高度依賴的國家。
先簡要説説中國的生態危機。4月17日下午，中國環保部與國土資源部發佈《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將幾年來秘而不宣的全國首次土壤污染狀況調查結果公諸於世，稱19.4%的耕地土壤點位（主要是重金屬）超標。以18億畝耕地面積計算，中國約3.49億畝耕地被污染。其餘水污染與空氣污染，有變黑的江河及霧霾為證。
資源高度對外依賴，主要指糧食與礦產等對外高度依賴。以下簡單給出幾組主要數據：到2012年底，中國糧食自給率已跌至86%（官方設定自給率為95%），稻米、小麥和玉米等三大口糧成凈進口；中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以上（美日對外技術依存度僅為5%）；石油、鐵礦石對外依存度均達56%以上。到2015年，中國石油的進口依存度預計將達到65%；2011年，銅礦進口量佔世界的40%。煤炭、鋁土、錳、鉻鐵、鎳等礦產品進口量多年持續上升。這種龐大的需求量，不僅影響國際市場的定價，還影響中國國內產業的生存及物價波動。
更重要的是，生態環境意義上的國土安全不再。2010年舟曲之覆後，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透露的權威數據，證實舟曲之覆只是拉開了一連串地質災難的序幕：全國共發現地質災害隱患點20萬處，其中類似於舟曲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質災害隱患點1.6萬處。這種隱患點重點分佈於雲南、貴州、四川、重慶、甘肅、陜西、湖南、湖北等山多坡陡的省市。
2010年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標題就是《生態安全：一個國家最後的政治安全》。文章指出，就一個國家而言，只要生態環境持續地受到破壞，就沒有政治經濟的最終安全。世界著名環境專家諾曼.邁爾斯所著《最終的安全：政治穩定的環境基礎》一書，反覆強調的是一個觀點：國家安全的保障不再僅僅涉及軍事力量和武器，而是愈來愈涉及水流、耕地、森林、遺傳資源、氣候等環境因素。只要生態環境持續地受到破壞，就沒有政治經濟的最終安全。因為環境退化使生存環境惡化，生存空間縮小，並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經濟基礎的衰退，其政治結構也將變得不穩定。結果或是導致一國內部的動亂，或是引起與別國關係的緊張和衝突（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部分緣於水資源）。
有關生態安全與資源安全，並非最高領導下決心 就可解決之事，習任內如果能夠減少污染增量，讓地方政府停辦PX之類的高污染項目，就算是莫大德政。至於污染存量，只能留著今後幾個世紀內慢慢「自然凈化」了，當然，我這一指望幾乎近於夢想。
從2004年提出「和平崛起」，到今天以構築國家安全為現實考量，其間不過十年而已。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