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19日訊】2014年2月中旬，臺灣陸委會主委王鬱琦與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南京會談。據稱，這是自1949年以來，兩岸政府最高級別官員的正式會談，具有破冰的歷史意義。
表面上，兩人談判的內容，僅限於事務性，諸如互設辦事處、陸生台生醫療健保、國際經濟合作等。意在低調入題，避免政治糾紛。但隨後在上海舉行的閉門會談中，是否涉及政治議題？則不得而知。「王張會」結束後，大陸稱「達成積極共識」，但雙方都未披露「共識」內容。
「王張會」，再次彰顯兩岸日益走近的趨勢。但，兩岸走近，是北京逼迫的結果。中共自恃武力和財力，擺出一副贏家通吃的暴發戶嘴臉，妄自設定兩岸議程；更以大欺小，對臺灣連年進逼，連哄帶嚇。臺灣不得不談、不得不走近，本身帶有屈辱的味道。
「王張會」在南京舉行，也有說不清的滋味。那裏曾是中華民國的首都，後來淪陷於共產黨。「王張會」亮相南京，究竟是共產黨誇耀勝利？還是國民黨承認失敗？抑或，國民黨宣示某種「光復」？－精神層面的光復。
聯想到2010年，兩岸簽訂ECFA（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選擇在重慶，那裏，曾經是國共和談的地方，當時，共產黨耍盡欺騙手段，邊談邊打，假談真打，蔣介石與毛澤東談判四十一天，共軍竟搶奪國軍城池超過兩百多座。國共所簽《雙十協定》，彷如正話反說，反倒成為一份「內戰宣言」，隨後全面開打。時隔六十多年，又在重慶談判，共產黨再度色誘國民黨？吊詭的是，號稱「對臺灣讓利」的ECFA簽訂後，臺灣經濟並無起色，反而持續低迷。經濟不振，成為馬英九政府的硬傷。
避免政治議題的「王張會」，其實暗含一項具體的政治議題，那便是，為未來「馬習會」鋪路。北京和臺北的當權者，都有意在馬英九任內，實現馬英九與習近平的直接會見。但北京拒絕在APEC會議上展示「馬習會」，不願在國際場合演出兩岸首腦會，等於拒絕接受兩岸對等。
馬英九的任期，還有兩年半，據說，馬正在謀求自己的「歷史定位」，急於在任內實現「馬習會」，並想藉此逆轉自己低於一成的民意支持。
正當而正確地謀求歷史定位，需要摒棄私心。作為臺灣人民選出的總統，馬英九須站在臺灣人民的立場，捍衛臺灣尊嚴，堅守主權在民的正義；而與中國大陸打交道，馬英九須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而不是與中華民族利益的最大損害者、剝奪中國民眾基本人權的中共獨裁者站在一起。即便與中共對話，也應該肩負一個基本使命：促使中共棄惡從善，促進中國民主化，讓中國政治，最終惠於中國人民。
臺灣雖小，中國雖大，如果臺灣願意，完全可以對中國的未來變遷起到杠杆作用，這不僅僅是物理學上的杠杆原理，也是社會學上的杠杆原理。
臺面上的「王張會」，我們沒有聽到民主與憲政的聲音；但王郁琦在南京大學的演講，弘揚民主價值，卻可圈可點。他說：「民主政治雖然不完美，實行上也不是沒有缺點，但是臺灣因為實施民主政治，讓官員因為受到監督而不敢濫權舞弊，這正是我們引以為傲的生活方式。」深陷腐敗泥潭的中共利益集團，能否品出個中滋味？
王郁琦援引前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前身）校長羅家倫的話說：「改革一個社會，並不是以私人的利益、勝負為定位，而是一項大仁、大義、大勇的事業，並且需要一種偉大的同情心。」其中弦音，無疑是對習近平的直接敲打。
談到「中華民族復興」，王告誡中共：「臺灣民眾在這個過程中希望看到的，有三點：第一，要發展的不只是軍事強權，而是以王道精神，促進周邊區域的和平；第二，要增進的不只是經濟發展，而是以人本精神，創造富而好禮的社會；第三，要讓中華文化發揮嶄新的創意，以軟實力影響全世界。」暗指，中共以霸權面目，傲慢對待周邊弱小國家，四面樹敵，失道；又以橫蠻嘴臉，鉗制自己的人民，製造仇恨社會，失德。
事實上，「王張會」登場前夕，中共就上演了一出野蠻、無禮且失智的歹戲：拒絕《蘋果日報》和自由亞洲電臺採訪「王張會」。這種選擇性排斥，擺明一副強盜邏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兩岸尚未統一，北京已經如此明目張膽地，在兩岸交流與對話過程中，大刀砍殺新聞自由；推理下去，如果兩岸統一，臺灣落入中共掌控之後，臺灣的民主與自由，豈不遭逢大劫大難？
按理，為了捍衛新聞自由，王郁琦應退席抗議；但馬政府委曲求全，王郁琦依然前往，等於向新聞自由的屠夫輸誠。若不是有王在南京大學談民主那一節，這次會談，就幾乎淪為對獨裁者的投降之旅。
近些年，臺北與北京過於套近，與國際潮流背道而馳，客觀上，恐有為獨裁者背書、給共產黨臉上貼金之嫌。當周邊國家盡都對中共避之猶恐不及，當文明世界加緊圍堵北京，唯獨臺灣，隻身涉險，與狼共舞，仿佛對周邊態勢、國際形勢的演變蒙然不知、渾然不覺？只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這讓美國、日本、其他周邊國家、及整個文明世界看在眼裏，臺灣的形象，豈止矮了半截？
（2014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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