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1日訊】(新唐人記者陳潔綜合報導)港媒指出，精通中日文的美國哈佛大學名譽教授傅高義（Ezra F•Vogel）傾10年心力完成的巨著《鄧小平時代》，大陸中文版被刪去了很多有關1989年天安門民運的內容。過去西方作者對審查要求會拂袖而去，但傅高義為了打入龐大的大陸市場，很快就決定將心血傑作交給中共當局審查。
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香港中文版於去年出版，而大陸中文版延至今年初才出版，出版商表示為敲定最後譯本，足足花了一年時間。在大陸版中，原書指八九民運如火如荼時，鄧小平在招待當時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國宴上，因全副心思放在如何解決佔領天安門的學生而顯得心神恍惚，手震得筷子也夾不住餃子；同情民運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遭軟禁落淚，以及政府下令全國報章不要報導東歐共產政權土崩瓦解等內容，全部被刪除。
傅高義表示，將心血交給中共當局審查，是不愉快但必須的決定：「對我來說這是個很容易的決定，著作90%內容能在這裡出版，總好過0%。」但報導指出，中國市場難放棄，《鄧小平時代》在美國賣出3萬本，跟在中國賣出65萬本如小巫見大巫。
大陸出版社行政人員透露，現在全國560家出版社都請忠心共產黨員作內部審查，新聞出版總署可隨時下令刪除一整章書，甚至叫停整本書出版。出版有關中國種族衝突、台獨和法輪功的書，想都不用想，出版有關文化大革命和當代領導人，也要有心理準備遭人雞蛋裡挑骨頭。
陳破空：傅高義誤讀中國
旅美政治評論家陳破空指出，《鄧小平時代》一書對鄧小平充滿讚譽：一個務實的改革者，為中國找到了富強之路，讓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脫離貧困。然而，作為一名外國的「中國通」，傅高義對中國內政的把握，非但不精確，而且充滿誤讀。
誤讀之一：傅高義筆下的鄧小平，出發點似乎都是黨和國家。傅高義雖然承認鄧確實沒有處理好「六四事件」，但卻替鄧辯護：誰也不知道，採取另一種做法會發生什麼；著眼中國的統一與中共統治基礎，當時已經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現在看來，鄧小平當初下的判斷也許是對的。」
1989年，鄧小平調兵鎮壓的同時，也預備了全家逃難巴基斯坦的方案，這證明，出於個人和家族利益，鄧孤注一擲，不是為那個國，也不見得是為那個黨。至於傅高義提到「中國的統一」，更與民主運動風馬牛不相及。
誤讀之二：傅高義就像寫美國人一樣，去寫中國人。殊不知，在中美迥異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環境下，兩國人性表現具有顯著差異，尤其最近的半個多世紀。在美國，人性普遍向善；在中國，人性普遍向惡。部份原因，美國擁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懷，更兼民主與法治的恆久，博愛精神廣佈於社會；而中國擁有漫長的封建厚黑政治傳統，盛行獨裁與腐敗，到了迷信無神論和鬥爭哲學的共產黨時代，更形登峰造極，惡之花遍地盛開。
鄧小平，無毒不丈夫
陳破空認為，傅高義無法領會「無毒不丈夫」這個中國成語，也就無法深入鄧小平的中國式個性、行為心理及整個內心世界。中共建政之初，鄧小平主政西南，執行毛澤東的血腥土改路線，濫殺地主富農，不遺餘力；五十年代末，毛策動「反右」，鄧是前線執行人，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份子遭到整肅。
鄧小平在「文革」中落馬，卻受到毛澤東另類優待，連一根毫毛都沒有被動到。只有一種可能：在個人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鄧小平出賣了劉少奇。儘管，三年後，瀕死的毛，再度將鄧打倒。毛死後，鄧小平通過幕後活動，讓華國鋒准他再次復出任職。但幾年後，鄧恩將仇報，將華排擠出領導層，自己大權獨攬。
鄧小平並非「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陳破空指出，鄧小平並不是各項改革的倡導者。對外開放、建立經濟特區，由華國鋒和谷牧首倡；農村聯產承包，由萬里和趙紫陽提出並試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由胡耀邦提出和主導；其他諸如發展個體經濟、價格雙軌制、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試行農村基層選舉等，大多由趙紫陽提出並施行。
客觀而言，大權獨攬的鄧小平，以他個人的強勢，為中共八、九十年代的改革開放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但也正是因為鄧的強勢和獨斷，迫使中國的改革，僅僅侷限於經濟領域，而無法擴大到政治和社會領域。
傅高義認為，鄧小平扭轉了毛澤東路線，進而挽救了中國。事實上，鄧小平拋棄的，是毛澤東的政治路線，但依然沿用了毛澤東的組織路線，即，繼續藉助於共產黨這個龐大的黨機器，統治和禁錮10幾億生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