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9日訊】27．萬惡的舊社會 黑暗的舊中國
長期以來，國民黨一直是中共在國內頭號敵人。中共的政權是當年費盡心機從國民黨手裏奪來的，1949年後退守臺灣的國民黨仍然是中共政權的主要威脅。所以奪取政權前後，為了煽動對國民黨的仇恨，騙取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證明其奪權行為的合法性，防止國民黨捲土重來，中共千方百計的醜化抹黑國民黨。所謂「萬惡的舊社會」、「黑暗的舊中國」的說法便是中共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編造出來的。
按照這個說法，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大陸和臺灣災難深重，一片黑暗，勞動人民頭上始終壓著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三座大山」，毫無政治權利可言，受盡剝削和壓迫，給地主資本家當牛做馬，挨打受罵，吃不飽穿不暖，終年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死亡線上苦苦掙扎著。中共建政後出生的幾代中國人，都沒有在中華民國生活過，在中共幾十年如一日的反復灌輸下，幾乎人人都以為「解放前的中國」真的就像他們從小到大在中共的各種宣傳品中所看到的那樣，因而長期以來，幾乎人人都無比痛恨「萬惡的舊社會」，人人都以為共產黨是「人民的大救星」，「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是文革後，隨著越來越多的真象被披露出來，許多人都已漸漸的意識到，所謂「萬惡的舊社會」、「黑暗的舊中國」，完全是中共出於自己的政治私利編造出來的謊言。
無需諱言，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像任何國家和朝代一樣，也有自己的陰暗面，而且在某些方面，比如在專制獨裁方面，一度還相當嚴重，但這些陰暗面遠非像中共所誇張的那樣，已經到了「暗無天日」的程度。除此之外，另有不少所謂「舊中國的黑暗和罪惡」，則完全是中共憑空捏造出來的。不但如此，更可鄙的是，無論是在當年的大陸，還是在後來的臺灣，中國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都曾取得過許多值得稱道的進步和成績，而這一切在「萬惡的舊社會」、「黑暗的舊中國」的謊言裏，全都被中共一筆抹殺了，彷佛從來就不曾存在過一樣。
一
按照中共的政治宣傳，在「萬惡的舊社會」，地主階級對廣大農民進行著殘酷剝削和壓迫，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一向騎在農民頭上作威作福，雙手沾滿了農民的血汗，是所謂「舊中國」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地主階級對廣大農民的這種殘酷剝削和壓迫，是所謂「萬惡的舊社會」最顯著的罪惡之一。
1949年之後出生的大陸人，誰都不曾見識過生活中真正的地主，見識過他們的橫行霸道，他們的兇狠殘暴，但幾十年來，大家卻都以為生活中真正的地主就像中共所說的那樣壞，即使今天，相信這一點的仍不乏其人。之所以如此，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從小到大長期所受中共一面倒的政治宣傳所致。這方面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只要一提到「地主階級」，我們就會不由自主不約而同的想到至今仍在我們記憶中栩栩如生的劉文彩、黃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們是中共當年為大陸民眾提供的「地主階級」的四個活教材，也是長時期來我們心目中「地主階級」的化身和象徵。不過，從現今已經披露出來的有限資料來看，這四個人物，無一不是中共出於政治需要杜撰出來的假典型。
其實，只要翻開歷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你就會明白，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辭彙，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羡慕，絕對不含貶義。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宣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發起，熱情贊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因此，中共宣傳中描繪的所謂「品德敗壞，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一向騎在農民頭上作威作福，雙手沾滿了農民血汗」 的地主階級其實並不存在！
二
按照中共的宣傳，1949年之前的中國和其後的臺灣，之所以是「萬惡的舊社會」、「黑暗的舊中國」，一個最為重要的證據就在於，那時的勞動人民吃不飽穿不暖，饑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那麼事實果真如此嗎？
僅拿吃不飽來說，從文革前一直到文革中，為了讓大陸人民牢記「舊社會」吃不飽的悲慘生活，中共經常要組織大家吃所謂的「憶苦飯」，但效果有時竟適得其反，一不留神，反倒暴露了所謂「舊社會」吃不飽的真相。《紅朝謊言錄》一書中有篇題為「憶苦飯——連豬都不要吃」的文章，便講了這樣一件趣事。
作者維迪在文章中回憶說，1970年，他在北方一所中學工作，那時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當年1月，被列入「臭知識份子」的他同一些教師一起，被發配到農村去勞動，強迫去做所謂的思想改造，每日三餐吃的是窩窩頭和一些鹹蘿蔔乾，就是這樣，還是每人定量吃食，不准吃飽，因此每餐只得到半餐而已。
這還不夠，學校共黨幹部說：社會主義制度優越，遠勝國民黨的資本主義制度，為了讓大家相信這一條，他們就經常搞「憶苦思甜」大會，讓他們的親信或者他們信得過的人，來回憶國民黨統治下讓人民過的生活，來表明共黨領導下的生活才是甜蜜和幸福的。
那年3月某日，由生產大隊的一位「苦大仇深」的老農作「憶苦思甜」報告，按照慣例，那農民如背誦公式一般地說了一些他以往的生活和今日的生活，作者仔細聽了，覺得沒有很多差別，唯一的差別是他以前是給村裏的一名地主做工，四九年以後，他是給中國最大的地主－共產黨打工。
報告完畢，按例是吃「憶苦飯」，每名教師分到一大碗，作者拿到手後，知道同以往的「憶苦飯」一樣，是由麥皮和一些切碎的爛菜根攪在一起，放點鹽，摻水燒制而成。端在手中如同一碗木屑在面前，吃到嘴裏難以咀嚼。但由於認識到自己是「臭老九」，吃「憶苦飯」，是共產黨幹部在考驗自己的階級立場，再加上肚子很餓，於是張開大口，想法吞咽下去。
在作者附近是一名數學教師，他們倆人各捧一大碗，努力進食，神色黯然，相對無言。整個屋子裏，鴉雀無聲，每個「臭老九」都在爭取把自己手中的這碗「飯」早點吞下了事。吃到一半時，那位作了憶苦報告的老農忽然走到作者的身邊停了下來，對他碗裏的東西看了又看。
「這樣的東西，我們那時是不吃的！」他壓低了嗓門說。
聽了他的話，作者心裏大吃一驚，他看了看他，那位老農是一副嚴肅的神色。作者再看看那個數學教師，他也聽到了，正瞪著眼睛看著作者。
「這種東西，連豬都不要吃的！」 老農堅定地說著，然後立即走開了。
從那以後，作者明白了，以前設法吞下的一碗碗這種「憶苦思甜」飯，原來是那位「苦大仇深」的老農在「舊社會」從來都不吃的東西，而且是連豬都不想吃的東西。
看完這個故事，再想想所謂「‘舊社會’吃不飽」的說法，究竟有多大真實性，自然不難想知了。
當然，國民黨時代的中國，吃不飽的人肯定是有的，不但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有，任何一個國家和朝代都有，共產黨時代的中國當然也有。那麼，就以國民黨時代的中國與共產黨時代的中國相比，究竟哪個時代吃不飽的人更多呢？如果按照中共的說法，肯定是國民黨時代了，所以那才叫「萬惡的舊社會」、「黑暗的舊中國」。但事實卻恰好相反。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無論甚麼社會和時代，吃不飽的人一多，就會發生饑荒，饑荒一旦嚴重了，就會餓死人；反而言之，一個社會餓死的人越多，說明饑荒越嚴重，饑荒越嚴重，說明吃不飽的人越多。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國民黨時代沒有大規模餓死人的報導，零星的黃河決堤有個別的或者零星的，沒有大的甚麼幾十萬的、幾百萬的、幾千萬的大饑荒，沒有。但在所謂「解放後的新中國」，因為中共的決策失誤，從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間，卻發生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共餓死了3000多萬人。3000多萬人是甚麼概念？中國在1949年前的兩千年中，即使是把因自然災害而餓死的人數都加在一起，也沒有中共統治下的這三年餓死的人多，更不要說僅僅是國民黨統治的時代了。那麼，如果要說吃不飽，當然不是國民黨時代而是共產黨時代吃不飽的人更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多，是要多得多！僅此而論，‘新」「舊」兩個時代兩個社會，誰「惡」誰「黑」，豈不是再清楚不過了嗎？
三
為了突出「舊社會」的邪惡和「舊中國」的黑暗以及「新社會」的美好和「新中國」的光明，中共一向熱衷進行所謂‘新舊對比「，但在明眼人看來，恰恰正是這種對比再有力不過的戳穿了所謂」萬惡的舊社會」、「黑暗的舊中國」的謊言本質。
按照中共的宣傳，在「萬惡的舊社會」、「黑暗的舊中國」，勞動人民在死亡線上苦苦掙扎。但根據歷史資料，中共建制後的近五十年裏，大陸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達8000多萬，這個數字要比在此之前，將近一百年內各種各樣的外敵入侵、內戰的死亡人數還要多，更是國民黨時代無法相比的。那麼。到底是哪個時代勞動人民才真的是在死亡線上苦苦掙扎呢？
中共多年來的宣傳一直在講，在他們執政以前，中國被國民黨搞得一窮二白。但實際情況是，1946年，國民政府只用一年時間就還清了八年抗戰的全部外債，這說明當時的經濟形勢是非常好的。而且國民黨在中國執政了22年，從1927年到1949年，歷經了那麼多的戰亂和外侮，卻沒有大饑荒的報導，即使是餓死上萬或幾十萬這樣的統計都沒有，所以說那個時代如果就那樣建設下來的話，中國現在應該說是世界前三名。再者，民國初年時，中國的國民收入占到全球的27％，但是到了共產黨執政2003年的時候，卻只占4％了。「一窮二白」，能成立嗎？
中共攻擊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鎮壓人民，不錯，他們是曾幹過這樣的事，甚至還開槍打死過抗議政府的愛國群眾，但這樣的暴行中共豈止是幹過，簡直就是家常便飯，拿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當年的鎮壓行為與中共的暴行相比，是典型的小巫見大巫。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當年開槍打死過的愛國群眾至多一次也沒超過百人，但中共在「六四」中卻一次屠殺了上千人。中共為了鎮壓不但使用了國際上禁用的開花子彈，而且把坦克都開到了天安門廣場。
中共說國民黨專制獨裁，不錯，國民黨是曾很專制獨裁，但在國民黨的專制獨裁下，中國人民畢竟還保留了有限的人權和自由。中共出於自己的政治需要，一向將對「舊社會」持批判態度的魯迅捧為文壇泰斗，須知尊為文壇泰斗的魯迅恰恰是在「萬惡的舊社會」、「黑暗的舊中國」時代產生的，同時也活躍於那個時代。國民黨儘管壓制魯迅，甚至曾經一度通緝過他，但畢竟最後不了了之。在國民黨的專制獨裁下，魯迅不但過著中產階級的生活，即使是他那些針砭時弊被稱為匕首和投槍的‘反動文章」，也基本能夠自由的發表。試想，如果魯迅活到「解放後」，還能有這樣的境遇嗎？如果他針砭的不再是國民黨時代的時弊，而是共產黨領導下社會的陰暗面，他還能一面過著優裕的生活，一面自由的發表自己的文章嗎？很多大陸知識份子都曾提出和思考過這個問題，但幾十年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看法五花八門，誰也說服不了誰。不過，最近披露的一則史料，卻對中國思想界這個一直懸而未決的疑問給出了一個確定無疑的答案。據魯迅的兒子周海嬰介紹，1957年，毛澤東曾在上海召開過一個文化界人士的座談會。會上，翻譯家羅稷南曾斗膽問毛：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誰都沒有料到，毛沉思片刻後回答說，以我的估計，他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聽了毛的回答，羅稷南先生當即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讀者諸公，不知你看了這則史料後有何感想？為甚麼‘解放前「那樣「黑暗」的「舊中國」竟還能向世界貢獻出魯迅這樣偉大的作家，而「解放後」的「新中國」在「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卻至今仍未能培養出另一個魯迅？再糊塗的人至此也該恍然大悟了吧！那麼，由此來說，「舊中國」與「新中國」，誰邪惡？誰黑暗？事實難道還不是禿子頭上的蝨子——明擺著嗎？寫到此，我真為魯迅先生慶倖，若是他老人家活到今天，不是被害死，想必也得悶死！從這裏再回到所謂「萬惡的舊社會」、「黑暗的舊中國」」其真實性也就不難想知了。
……
類似這樣鮮明的「新舊對比」，還可以不斷的對比下去。
對於有理智和良知的中國人而言，我相信，對比的越全面越深入你的疑惑也就越大——「萬惡的舊社會」真的是「萬惡」嗎？「黑暗的舊中國」真的「黑暗」嗎？
再深入一步，對比的越全面越深入你最終的結論也就越明確——「萬惡的舊社會」也好，「黑暗的舊中國」也好，都是地地道道的政治謊言！
28．「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西方殖民主義者對中國人的侮辱
小的時候每到邪黨升旗儀式或者紀念日有代表演講時，就能聽到一句讓人心情複雜的話──「忘不了那舊中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標語牌」……在炎黃子孫聽 來，這是莫大的侮辱與諷刺。僅從字面上似乎就能看出舊中國的洋大爺們是如何的輕視和貶低中國人──更何況這種貶低是在中國人自己的土地上進行的。因此，大家不問原因的認為這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對我們民族的侮辱，卻沒人真正去瞭解為什麼洋人們貼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
近來重翻《非常道》一書，受益匪淺。特別在《自覺•第二十》中讀到一段：姚公鶴說：「租界中外國人公共建築所在，每不准華人之擅入，喧賓奪主，無過於此……唯此事並無國際強弱之關係，乃國民教育之關係。聞悉時外人並無此項禁令，歷見華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驅鳥，糟踏地方，無所不為，於是跑馬場首以營業公司名義，禁止華人之涉足。令門首高標英文於木牌，所云：‘狗與華人不准入內’事業。公園禁止華人與理較欠圓轉，不得已，就蘇州河濱，南自白大橋起，另建華公園，為華人遊息之所。此項公園建築，遠不逮西公園，然尚必派捕照料，故樹木尚少攀折。……」
原來讓我曾經義憤填膺的資訊竟是假資訊！原來讓人恨中華貧弱的證據竟指向了國人的素質！原來租界裏的公園最早只有狗是不能進的，是國人的行為把自己貶到了這步田地！…….回顧舊中國的公共綠地，有一段時間是向遊人開放的（當然主要是向華人開放），其中包括租借公共花園、哈同花園，也包括中國的私人花園張園、徐園等，但對遊人開放僅數日均枝殘葉敗、鳥走巢空。盛傳哈同先生還因為這事關閉園林親自修補，張叔和老先生更為自己開放園林的舉動連稱罪過。
有一篇博客文章也談這一問題，措辭甚為精准：「或云，彼國侵佔我國土地在先，我民折花攀木在後，縱有不是，尚屬小過，遠不及‘帝國主義’之危害流毒深遠云云。
殊不知若行國士之行，人便以國士待之；若行蠻夷禽獸之行，人便以蠻夷禽獸待之。不能自重，枉要人重，豈非貽笑大方。」
其實在現今生活中這樣的現象又何嘗少見──戴高樂機場廁所的牆壁上用漢語貼著中國人，請你「便後沖水」的牌子；夏威夷的賓館裏也常見到漢語的「請丟垃圾入桶」標語；歌劇院、電影院裏的「請保持安靜」；西餐廳裏的「請勿擦拭餐具」…….
隨著歷史的推移，「狗與華人不得入內」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擴大到國際範圍內，成為一個泱泱大國、禮儀之邦的笑柄！在中共「革命蟲、磨一手老繭、沾一腳牛屎」為榮的邪黨文化的教唆下走向世界的國人，是否也堂而皇之的把粘痰帶到了世界其他國家的公共綠地上？把攀枝折木、毫無顧忌的陋習也在當今的「洋大爺」們面前展示？把大聲喧嘩和左搖右晃當成了讓自己自豪的「民族氣節」？…….何止在國外，雲南動物園裏的禿尾孔雀河遊人手裏的漂亮翎子；濟南蝴蝶接觸展中滿地的翅膀和昆蟲屍體。國內大眾的作為可能已經讓仙逝的中國第一批新聞人（例如姚公鶴先生）再度汗顏了。
何止大眾？！被長期稱為天之驕子的中國大學生們（前一陣才開始改稱普通勞動者）的所作所為可能更具代表性。由於大學生的身份地位和所接受的教育普遍高於平均水準，中國的大學生被賦予了一種帶有象徵意味的希望。但鄭州今年招聘會破碎的電梯和被擠碎的大門似乎無言的諷刺著掉下神壇的驕子們。毒熊案、烹狗案、殺人碎屍案、入室盜竊案…..以及近年來爆發的一系列由大學生引發的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爭議的事件（這些事件均直接涉及邪黨文化薰陶下被破壞的慘不忍睹的國民素質和社會道德水準），足以引起我們的深刻思考──大學生是否能代表我們的民族素質？禮儀之邦的道德素質代表究竟是哪一個人群？
是什麼導致了（至少是維持了）國人道德素質的缺乏？
說到這裏，幾乎與「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沒什麼關係了，殘酷的事實無一例外的把矛頭指向了國人自身。但疑問也就隨之產生了，邪黨竊據中國大陸近六十年來「華人與狗」的事件成了中小學生接受黨文化洗腦不能越過的一課，也成了無數人聲討鞭笞「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有力證據。稍瞭解一點當時實情的人也會為我們精神的無端亢奮感到可笑而又可悲──但竟然沒人出來揭發，這是黨文化洗腦歷程中最大的「假新聞」之一。（作者：揭露）
重點人物
29．人民公敵蔣介石
無需諱言，蔣介石先生的一生肯定是有過失的，比如他的獨裁——儘管這種獨裁與毛澤東的獨裁不可同日而語；再比如他對家族勢力的縱容—–至於這些過失的大小，也完全是可以討論和研究的。但蔣介石對中華民族的貢獻卻是不容抹殺的，中共拼命將他說成是「人民公敵」，完全是憑空捏造的政治謊言！
蔣介石在中國歷史上的貢獻至少有以下七大方面：
1，最大的功績是在清末軍閥割據的亂世中，領導兩次北伐，統一了亂世中的中國。在這裏有個前提，那就是當時中國的混亂程度在中國史上是罕見的。兩次北伐其實都是極為成功的，從北伐後的結果就能看到–中國的軍閥數量大大減少，混亂程度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基本實現了統一，使得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強了，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
2，在中國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富國強民，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蔣介石承繼的「爛攤子」並不比1949年好到哪裏。毛、周沒有陳年舊債，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卻承擔歷屆北京政府累積的六億六千七百萬美元債。而且當時中國只是表面上的統一，南京政府控制的國家資源極其有限，還必須將其大量花費在「統一政令，統一軍令」的「軍閥戰爭」之中。蔣介石進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推行「法幣政策」，自1935 年底發行法幣，建立公債債券的威信，同時積極清償外債。到抗戰前夕，已經償還百分之九十外債。中國債券在倫敦市場節節上揚，價格超過日本的債券。法幣本來是為了對付英、日、美貨幣在大蕭條期間相繼貶值，以及美國以高價搶購中國百姓白銀等等事件的武器，威信建立以後，行使地方鈔票的省份也紛紛改用法幣。這也為8年抗戰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法幣制度是中日戰爭的充要條件，迅速發展的法幣構成中國統一的基礎，沒有法幣，抗戰軍費便無由籌措。
3，大力推廣文化教育事業，北大，清華，西南聯大等學術活動十分活躍。尤為值得回味的是，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蔣介石政府首先考慮的是保護學校和教育事業不致中斷，幫助面臨日寇侵略城市的學校南遷。在日寇轟炸重慶時，當局的首要任務，便是及時疏散中小學師生。早年他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為建立革命軍隊，培養軍事骨幹力量做了一定工作。
4，在內憂外患，極度艱難的情況下，穩固了邊疆，鞏固了中央政府的統治，避免了國家分裂。當時的東北內外蒙古新疆西藏，均有外國背景。蔣介石加強對蒙古西藏地方的治理，國民政府於1929年設立蒙藏委員會，主管蒙藏等少數民族地區行政事務。1938年9月24日，頒佈喇嘛轉世辦法計13條，明確規定達賴喇嘛、班禪額 爾德尼、哲木尊丹，巴呼圖，克圖暨各處向來轉世之呼圖克圖、諾門汗、班第達等圓寂後，應報由該管地方最高行政機關轉報蒙/藏委員會備案；轉世靈/童訪獲後，報由該管地方最高行政機關轉報蒙藏委員會查核分別掣簽等等。1928年國民政府把四川的西部和西藏東面的康部, 建立為一新省, 名西康省。1928年9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153次會議決議，9月17日發佈命令，將寧夏、青海分別建為行省。1929年1月，青海正式建省，以西寧為省會。其中尤以青海建省意義最大，向南配合西康省影響西藏局勢，向西可前進新疆。蘇德戰爭爆發後，蔣介石派軍入疆，架空盛世才，新疆終於重回中國懷抱。
5，以中華民族領袖的身份領導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進行殊死鬥爭。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軍是抗戰的主要力量，牽制了日軍70%的兵力，消滅了大量日軍，為中國的民族獨立做出了巨大貢獻。蔣介石還派四十餘萬遠征軍兩次入緬作戰，為緬甸獨立解放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也為我國在二戰後的大國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毛澤東在1938年的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有個講話，毛說：「假如沒有國民黨政策的轉變，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他說，蔣是「民族領袖」，「最高統帥」，說國民黨前後有兩個偉大的領袖，第一個是孫中山，第二個呢？就是蔣介石。只是後來國共鬥爭，這些就沒人提了。
6，廢除了晚清所簽署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收回了東北、臺灣及澎湖列島的主權，以一積弱之國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1946年聯合國成立後中國成了五常之一，爭得了舉世公認的榮耀。開羅宣言這一收回主權和領土的協議就是蔣介石政府在國際社會極力斡旋的成果。
7，蔣介石一生都堅定地維護中國領土的統一和完整，後來雖然是退守臺灣，但他始終把臺灣當成中國的一部分，在越南印度侵害中國主權時，還拍案而起，大喝一聲：「娘希匹，大陸不出兵我出兵」，可見他骨子裏的愛國主義。也正是由於蔣介石的堅定的認為大陸和臺灣是不可分割的中國整體，才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臺灣更好地延續了中華民族的傳統，長久以來都未改變對自身是中國一部分的認識。
可見，蔣介石雖有過失，但總的說來，他的所作所為無愧於中華民族，不失為我國歷史上的偉人。（本文主要內容選自《蔣介石對中華民族的七大貢獻》）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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