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翰聖:戲說中國「計量政治學」

【新唐人2013年6月22日訊】 「計量政治學」(polimetrics),一聽便知是從「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衍生而來。自「科學主義」在近代盛行以來,自然科學向物理學看齊,社會科學向自然科學看齊。社會科學中,因為經濟學是向自然科學學習的標兵,所以社會科學也要向經濟學看齊。就像「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那樣,政治便學經濟,「計量」起來,是為「計量政治學」。

例如,美國選總統,政治學家便要「計量」一番。通過隨機選樣、試卷問答、編碼量化、數據分析等程序,他們能準確預測誰當選成為總統。中國不選總統,計量政治學,自然沒有用武之地。但中國有另一類「計量政治學」,這類「計量政治學」與西方不同,是一片尚未開墾的處女地。迄今為止,因學界尚無系統研究,筆者不敢信口開河,妄作論斷。所以,在中國計量政治學前,按上「戲說」二字,是為「戲說中國計量政治學」。

毛「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多數

毛澤東時代,是「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時代。那時候繼續革命,運動不斷。搞運動,總得有人幹革命,有人被革命。多少人可以「幹革命」,多少人不幸要被「革命」幹,這就成了一個無產階級的計量政治學問題。毛主席親自計算的結果,是每次運動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可以成為幹革命的好人。而剩下的百分之五,則是要被革命幹掉的壞人。這百分之五,通常稱為「一小撮」。但問題是,毛主席喜歡的「運動」太多。每次「運動」幹掉百分之五,累計起來數量驚人。所以,連毛主席親密戰友的兒子,中國最正宗的紅二代林立果都看出了問題,說:「一小撮加一小撮,最後成了一大片」。

其實,如果不用林立果的加法「計量」,改用除法「計量」,也有問題。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以毛主席最高指示「八億人口,不鬥行嗎」為準,便不幸分母過大,百分之五除下來就是四千萬人。毛主席再寬宏大量,「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從這四千萬人中再「救」出百分之九十九,剩下還有四十萬人。以毛主席的氣魄,殺四十萬人,本不算件太大的事。歷史上秦始皇「焚書坑儒」,毛主席很瞧不起,以為虛張聲勢,一共沒「坑」幾個。但毛主席的胸懷氣量,自我評價又在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上。為此,殺人不宜過多。所以,從這四十萬中,曾否又「救」出幾位,未詳待考。

總之,毛主席代表大多數,大多數人是跟著毛主席幹革命的。那些被革命「幹掉」的,只是「極少數極少數」敗類。至於「極少數極少數」竟有幾十萬之多,那不怨毛主席,要怪中國人口太多,「國情」不好。但毛主席的代表大多數,也有負面影響。因為這一來,毛主席就不像他的吹捧者宣傳的那樣前無古人。古今中外,凡能爬上皇帝龍椅的,都聲稱代表全體子民。用外國話講,這叫「朕即國家」(L’État, c’est moi)。用中國話說,便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即便流年不利,要下「罪己詔」,說的還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字裡行間,那胸懷氣度,和毛主席差不多,代表著全體子民。毛主席因為中了馬克思階級分析的毒,所以只代表百分之九十五。雖然少代表了五個百分點,但沒有什麼本質區別,畢竟明確無誤地代表著大多數。

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如果毛主席是位異想天開的男人,那接下來的小平同志就有點像是女人。鄧小平的特點是現實卻難免短視,對眼前的利益看得特別清楚。所以,鄧小平時代是一個急功近利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摸著石頭過河」,「摸」出來最重要的真理,便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句話,充滿鄧小平特色。它舉重若輕,通俗易懂,經濟實惠,高度概括出了鄧小平當政期間的時代精神。

但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的「一部分」,究竟是多少人?這就成了繼毛主席的「百分之九十五」之後,又一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計量政治學問題。「一部分人」和「百分之九十五」不同,它的特點是不確定,可多可少,充滿彈性。你說它多,它可以很多;你說它少,它能少到只剩一小撮寡頭。聽上去它不像多數,但又沒有證據肯定它是少數。總之,它留給人們的是一個懸念。

鄧小平為人沉默寡言,惜墨如金。用字遣詞當然綿裡藏針,工於心計,極其嚴謹,增一字則太多,減一字則太少。你看,他既不說「讓一大部分人先富起來」,因為這做不到;他也不說「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因為這不得人心。他講的恰恰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聽上去雖不多,但也沒把話講絕。因此,它讓人心存僥倖,抱有幻想,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擠進「一部分」中去。所以,鄧小平的話就像一張彩票,雖然中獎機會不大,卻在人們心中引起陣陣躁動,激起一片波瀾。從那時起,中國人民不怕飛蛾撲火,不懼斧鉞之禍,「雖九死其猶未悔」,毅然決然地衝向「先富起來」的征途,寫下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為波瀾壯闊的歷史。

所謂「一部分」即百分之二十

「一部分」究竟是多少人的謎底,終於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二○○八年,由中國首席經濟學家于光遠先生揭開。于先生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與會者,又是鄧小平在會議閉幕式上講話發言稿的起草人。據于先生回憶,鄧小平曾交給他三張親筆書寫的發言提綱,共羅列八大問題,其中之一便有「讓一部分人先好起來」。鄧小平原話用的是「好」,不是「富」。經于先生等人加工,將「好」定義為「富」,自然進一步明確了鄧小平的思想。可見,在鄧小平當初腦海裡,「好」與「富」本無甚差別,「富」既是「好」,「好」便是「富」。粉碎「四人幫」後,上海為了搞臭王洪文,曾揭發他老婆崔根娣如何沒有文化,如何低級庸俗,以至講過「錢越多越好」這類小市民的話。沒想到愚夫愚婦的鼠目寸光,與「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設計,竟也相差無幾。看來,錢這東西,真的雅俗共賞。

不管是「富」還是「好」,「一部分」究竟是多少,在形成文字的鄧小平講話中都無跡可尋。但在修改講話稿的過程中,鄧小平曾與胡耀邦及于光遠多次談話,在談話中鄧小平曾透露所謂「一部分」,指的是人口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三十年後的今天,回頭檢驗鄧小平的目標是否達到,實在是糊塗賬一筆。因為,按鄧小平當年的「計量」,所謂「富」是指月收入達到人民幣一百元。如按這個標準,豈止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全國人民早就都「先富起來」了。但若按近水樓台先得月,躺著便能吃盡「改革紅利」的人群算,那從八十年代早期聽到「先富起來」便聞風而動的胡喬木公子胡世英算起,一直算到去年先是「唱紅打黑」後來自己也被打成「黑」的薄一波公子薄熙來為止,怎麼算,也算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五。所以,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衡量,認真計較起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設計上的誤差之大,實在驚人。但不管是百分之五還是百分之二十,都揭出了「一部分」是少數人的老底。鄧小平不願形成文字,關起門來在「老同志」間講講的私房話,竟被于光遠閑著無聊,掉文袋給「掉」了出來。就憑這一點,于光遠足以被定為共產黨的叛徒,罪不可赦。(見于光遠《一九七八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中央編譯出版社,二○○八年版,第181-185頁。)

三個代表十足的「那亦腐」

如果說毛主席是男人,小平同志像女人,那接下來的「江核心」江澤民就是小人。江澤民既無理想,也沒有學問,為人的基本原則是「有奶便是娘」。上台後,為了表示自己真是「第三代領導核心」,也想獨創一套「計量政治學」,於是,網羅幫閒,搜索枯腸,炮製出個「三個代表」理論。「三個代表」是個很滑稽的東西。從「計量政治學」角度看,如果「代表」作名詞用,那就是站在台上的只有三位代表,如總書記、軍委主席、政府總理等三位;如果「代表」作動詞用,則是說台上的「代表」,只代表台下三種人或三股勢力。不論哪種情況,「三個代表」都明確承認了自己屬於極少數,或只代表極少數人的事實。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東西,沒想到江澤民竟一把搶過來貼在自己臉上。「三個代表」不知是哪位幫閒「幫」出來的餿主意,江澤民居然渾然不覺,還沾沾自喜,就像被人賣了,還在幫人數錢。所以,在這件事上,江澤民的行為,借用他怒罵香港記者的話講,是十足的「那亦腐」(naive英語「天真」的意思),可笑得很。

「三個代表」的第一條,是代表先進的生產力。誰是先進的生產力?是清華、北大,還是中石油、中石化?那不那麼先進的、普通的、甚至落後的生產力誰代表?下崗工人、失地農民、成千上萬進城謀生充當「賤民」的打工妹打工弟們,都不擁有「先進生產力」,他們的發展方向或利益誰代表?無論從邏輯、語言、常識,還是統計學上講,在任何正態分佈的人群中,「先進」永遠只可能是極少數。一個執政黨憑什麼只代表極少數?美國總統不可以因為「微軟」具有最先進的生產力,就說只代表比爾‧蓋茨的發展方向。相反,他總是講要代表大多數中等收入的或弱勢的人群。

「三個代表」的第二條,是代表「先進的文化」。這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什麼是「先進文化」?唐詩宋詞和搖滾樂,哪個先進?《紅樓夢》和肯塔基,莎士比亞和抽象繪畫,又是哪個先進?罵街,有人擅長「國罵」,有人喜歡洋涇浜的「那亦腐」,誰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代表「先進文化」比代表「先進生產力」更荒謬的地方在於:生產力至少可以有先進落後之分,而文化根本不能也不應該有先進落後之分。文化是各個民族在歷史長河中世代相傳積累起來的知識、信仰、風俗、習慣、行為規範的總和,它們各有特色,互不相同,根本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可以互比高低。中國有漢文化、藏文化;世界有希臘文化、印度文化、法蘭西文化,它們哪個更先進?不要說「代表」,就是光講「先進文化」,就帶有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哪怕用十九世紀末的標準衡量,這種說法也不僅是「落後」的,而且是反動的。可見,所謂代表「先進文化」,其實代表的既不是「先進」,也不是「文化」,而是驚人的狂妄和同樣驚人的無知。如果沒有太強的表現慾,本來與其學洋涇浜的「那亦腐」,倒不如學學漢文化的啟蒙讀物,至少可以知道「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道理。

大概代表「極少數」時間長了有點心虛,「三個代表」最後一條,終於想起要代表「廣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廣大人民」自然不錯,聽上去頗像人話。但唯一費解的是什麼叫「最根本的利益」?「利益」本來易懂,趙錢孫李去市場買菜,要價一元,還價八毛,爭取的是自己的利益。如果要價一元,還價一元二,那就不僅「那亦腐」,而且扭曲價格信號,擾亂供需曲線。至於「最根本的利益」,那就如同「終極真理」、「共產主義」等東西一樣,因為沒人見過,無從知道是方是圓。但可以肯定的是,「最根本的利益」一定和「利益」不同。否則,何必脫了褲子放屁,白白加上「最根本的」四字?那麼,什麼是「最根本的利益」呢?莫非是要價一元,還價一元二?要不,就是縱容子弟,操縱股市,倒賣土地,「悶聲發大財」?再不,「最根本的利益」對「廣大人民」來說就是:下崗雖不符合工人利益,但卻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強佔耕地雖不符合農民利益,但卻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城管打人雖不符合小販利益,但卻符合「最根本的利益」;貪污受賄、侵吞國庫雖不符合全體人民的利益,但還是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反正「鞋子穿在腳上,只有自己知道是否合適」。可惜,腳不會說話,非得偏勞習主席代言不可。

如果歷史到此為止,撇開製造「和諧社會」的胡主席和最近挺身而出當「腳」代表的習主席不論,光看毛主席、小平同志、「江核心」三位代表的「中國計量政治學」,由此及彼,浮想聯翩,雖屬「戲說」,難免「滿紙荒唐,假語村言」,但慢慢梳理,細細品味,卻也能悟出一點道理。從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再到最後只剩下「三個代表」,這種從狂熱夢幻中的多數,到冷酷現實中的少數的轉變,勾劃出的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半個多世紀以來歷史發展的一條主線。它體現的是紅色理想主義崩潰後,向叢林現實主義的迅速蛻變。它是一個雙向發展的合成,一種喜憂摻半的歷史跨越,是進步,也是倒退;是昇華,也是墮落。它雖有時貌似滄海巨變,天上人間,但其核心價值,卻可能貫穿始終,一成不變。習主席最近號召大家「做夢」,但一碰到核心價值,便夢中驚心,睡意頓消,變得異常清醒,說道「改革開放」前後兩個階段,實乃一母所生,如兄若弟,斷不容隨意切割。可見,連習主席,也即當今聖上,都是「一成不變」論的粉絲,可喜可賀,亦可悲可歎!

文章來源:《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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