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貴成:史上最嚴「減負令」為何難給學生減負

【新唐人2013年5月3日訊】中國學生的負擔之重,不說全球第一,起碼名列前茅是沒問題的,這點單從書包的沉重就可看出來。校園民謠裏唱到:「書包最重的人是我,作業最多的人是我,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是我是我還是我。」據《當代中國少年兒童報告》中的調查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兒童沉重的學習壓力和負擔,嚴重影響了他們閒暇生活的品質。小學1—3年級中,67.2%的城市兒童和45.6%的農村兒童每天寫作業的時間超過國家規定標準;67.0%的城市小學生和64.6%的農村小學生每天在校學習時間超過了國家規定標準;60.5%的城市初中生和61.6%的農村初中生每天在校學習時間超過了國家規定標準。從上述觸目驚心的數字就可看出,中國的少年兒童在中小學學習上付出的代價是沉痛的。

童年少年時代,正是人生快樂幸福的時期,可祖國的「花朵」們卻陷在課業負擔的水深火熱之中而無法自撥。應試教育雖然表面上已如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這只「老鼠」卻打而不死,並且還受到絕大部分教育界人士的厚愛,所以至今仍如幽靈一般遊蕩在各中小學校園裏。儘管素質教育口號喊得驚天動地,但它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實施了呢?儘管政府三番五次以紅頭文件的形式,下令給中小學生減負,但中小學生的負擔又減少了多少呢?

可是,官方的「減負令」還是要年年下發。這不,本學期剛開學,北京市教委就出臺了《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的通知》,即「減負令」。共有八項禁令,竟然贏得了媒體的一片喝彩,說是史上最嚴格的「減負令」。如此牛皮,真的有這麼厲害嗎?且聽北京市教委主任姜沛民的說法。據姜主任介紹,這個「減負令」和往年的有關舉措相比有幾個特點:一是注重可操作性,規定不是泛泛而說,更多的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來加以解決。所謂的可操作性,它就是可量化、可檢測,可操作,包括學生的學習時間、作業量、考試次數,都做了明確的規定。二是注重針對性,減負規定更多的是針對教育系統的一些亂象,比如亂辦班,及一些違反教學規律的一些做法。三是注重長效性。給孩子減負需要堅持不懈地做下去,要建立一個長效有效的機制。比如「一把手負責制」,有責任追究,另外還有媒體的監督機制、表彰激勵機制、一些經驗的推廣機制,通過這一系列機制把落實減負規定進行下去。

雖然姜主任說得天花亂墜,似乎中國的學生有望過上幸福的生活了。但在我這個教師明眼人看來,不過是聾子的耳朵——擺設,中看不中用。

善良的人們是否還記得,2010年7月29日正式發佈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在這部國家級的教改綱要中,孩子書包沉重的問題不是已經引起了重視,不是已經出臺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想方設法為孩子減負了嗎?但這些改革措施到底能落實到什麼程度,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現在不是已經一目了然了嗎?

綱要明確提出「減輕學生課業負擔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政府、學校、家庭、社會必須共同努力,標本兼治,綜合治理」。這點表面上說得有理,減負是需要「政府、學校、家庭、社會共同努力」的,但倘若不明白其中是誰在起主導作用,那這樣的減負即使經過了聲勢浩大的綜合治理,也根本達不到標本兼治的效果。這種說法實際上推脫了政府在減負上起的主導作用。政府是強勢的,握有強大的行政資源,如果它能有實行經濟改革的決心,把人力物力財力都運用到位,對其中的一切攔路虎都能堅決打擊取締,那學生的超額負擔並不是減不掉的。因為現在學生的過重負擔,都是由各級教育管理部門層層施壓壓下來的,表面上是順應人民群眾的呼聲,實際上是只為自己的政績而考慮的。

比如,學生們最痛恨的補課,官方表面上不讓教師們有償補課,要還孩子們一個幸福的童年少年。可如果為了提高高考升學率,為了提高本地的教育政績,那一所學校不在暑假裏補課呢?越是升學率高的所謂名校,補課補得越狠,而且這兩年更瘋狂了,各個學校補課的時間越來越早了。有的學校高三復習班7月12日就開始了補課,最遲的也在20日開始,有的更絕,借著學校要進行校舍安全改造,乾脆就不放暑假了,到現在還在上課。以前補課,學校當局還體現點人文關懷,不上早操,晚上上到八點多就讓學生休息了,且每個單休日都休息,教師們也不必在學校坐班,只要上了課就行。今年補課則體現了嚴格管理的科學精神,不但早操要上,晚上的自習學生必須上到十點半,教師必須坐班。這幾天山西每天都是高溫天氣,不是37度,就是38度,有條件的人們都在防暑避暑,可復習班的學子近一百人(有的地方是一百多)坐在一個大教室裏,揮汗如雨地學習,老師們也在度日如年地陪伴著。這種暑天補課的恐怖事件,各個地方都在上演著,難道政府有關部門都不知道嗎?知道了不但不管,還要放任自流,說不定他們對這種做法還在內心裏支持,部下能夠如此拼命工作,難得,難得啊!

似乎學生的負擔只要取消了升學率的比賽評比就能減輕了,故而這次國家的教改綱要就提出要「改革考試評價制度和學校考核辦法」,並且提出了「不得以升學率對地區和學校進行排名,不得下達升學指標」的改革措施。這種措施聽起來是不錯,但能落到實處嗎?如果違反了,怎麼辦?山西從去年開始就實行了高考成績不讓地方、學校知道的措施,目的正是為了消弭升學率的罪過,和國家的改革措施是一致的。但到了實際,就又走到了以往的老路上,雖然不能從省招辦領到學生的分數條了,但這並不影響各路學校比拼升學率的雄心壯志——班主任自己查分,彙報學校,學校匯總上報教育局,各地的升學率比賽還是轟轟烈烈地展開了。而且這種升學率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水分之大,讓人不由得想起了大躍進時代,毛澤東當年就相信畝產過萬斤的說話,現今的領導能英明過毛澤東嗎?現在這樣好大喜功的領導不在少數,如果他們繼續倒行逆施,借著為人民好的名譽,行禍國殃民的勾當,面對這種破壞教育改革大好局面的昏官劣官,國家有好的懲治辦法嗎?是不是進行一下誡勉談話,批評幾句了事?這種輕描淡寫根本不足威懾為非作歹的領導,應該痛下殺手,不換思想就換人,看他們還敢不敢阻撓中國的教育改革大業!

可惜教改綱要並沒說到這一點,這頗讓我沮喪,以至於教改綱要將通過「建立學生課業負擔監測和公告制度」等方式為孩子們減負,我也不再相信了。這樣小打小鬧的措施竟被稱為給學生減負開出的「藥方」,這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嗎?現在各地不是都有教育督導室嗎?這一官方的教育監督機構能真正起到作用嗎?當今中國學生的課業負擔之重,不用監測人們就都知道了,網上更是很多,這比什麼「監測和公告制度」更有用,結果怎麼樣呢?中國學生照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不是我懷疑國家改革教育的誠意,而是「中國太難改變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它是不肯動彈的。」如今,沒有「很大的鞭子」,只靠出臺幾個措施辦法,發表一個什麼史上最嚴格的「減負令」,就想給孩子們減負,恐怕最後的效果只能是,年年減負年年負了!

要想給學生減負,不揮起「很大的鞭子」是不行的!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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