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朗:對李安再奪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思考

【新唐人2013年3月9日訊】 李安憑電影《少年派》再次奪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不但在大陸電影界反響極大,在普通網民中也引起熱烈議論。其實說到底很簡單,李安的電影有人性光輝,有自由精神,有深厚的人道主義。如果說西方電影也有什麼「主旋律」,人性和自由就是主旋律。

中國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趙丹去世前說過「黨管藝術,藝術沒有出路」,這句遺言被當時中共的文化官僚怒斥為「趙丹臨死還放了個臭屁。」試問在中宣部和廣電總局的戒尺敲打之下,中國大陸能出什麼好作品和好導演?

現在中國大陸的電影進入「大片時代」,動輒投入幾億人民幣,場面一部比一部宏大,內容一部比一部乾癟,思想一部比一部蒼白。撫今追昔,不免令人懷想八十年代「第五代導演」曾經有過的黃金時期。 後文革的「先鋒電影」,《一個與八個》是第一隻春燕。我看過這部電影的未刪節版,《一個與八個》的電影語言和審美視點的衝擊,至今令我仍難以忘懷。想不到,這部片子卻在僵化的體制與觀念前觸礁,被大幅剪輯和修改,把最有血肉和閃光的部分硬生生剝離了。

然而春潮已經湧動,這群「第五代」新人對思想統制與文化統制發起了一波又一波衝擊。《黃土地》、《紅高粱》為其中的佼佼者。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吳子牛……「第五代導演」的作品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產物,其時傷痕文學、《今天》地下詩歌、星星畫派、先鋒戲劇等都是這股磅礴洪流的組成部分。在那個嚮往自由的年代,意識形態舊範式受到空前挑戰。正當這一代青年導演邁向思想與藝術的成熟期之際,1989年的六四事件使歷史在激盪之中逆轉。張藝謀的《活著》、田壯壯的《藍風箏》先後被打入冷宮。「第五代」的黃金歲月猝然結束。他們在思想解放運動中被釋放出來的自由意志和探索精神,在滔滔物慾之下急劇沉淪。後六四時期的電影一直延續至今,正是社會的縮微景觀,人慾橫流、寡廉鮮恥充斥各個角落。

作為個體的人無法掙脫時代濁浪而隨波逐流,尚且情有可原。但是作為時代藝術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卻媚權媚俗加拜金,還要做著奧斯卡的清秋大夢。他們在六四之後一度沉默而後迷惘,由迷惘而沉淪,終於在滾滾俗流之中自得其樂。見到人家李安的《臥虎藏龍》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張藝謀就拾人牙慧去拍為秦始皇歌功頌德的《英雄》,跟著拍武俠加偵探的《十面埋伏》。陳凱歌去拍豪華大爛片的《無極》;吳子牛去拍能「賣埠」的清官戲……

所謂「第五代」的藝術生命,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其中惡評如潮的《英雄》不但藝術貧血,其主題思想更是對普世價值的反動,張藝謀卻說:「電影就是電影嘛,要那麼多哲學幹什麼?」難道《英雄》沒有哲學嗎?有,是皇權加奴才的哲學。當《十面埋伏》拙劣虛假的故事被坊間諷刺挖苦得體無完膚時,張藝謀又說:「看電影就是找樂子,這麼認真做什麼?」這是張藝謀對自己和整個「第五代」青春的背叛,藝術的背叛,思想的背叛。《紅高粱》、《活著》沒有哲學?拍這樣的電影是為了給老百姓消閒找樂?

陳凱歌的片子再爛,至少他迄今為止還未為專制主義去粉刷牌坊。反觀張藝謀則越行越遠,從「殺子」加「亂倫」陰森森的《滿城盡帶黃金甲》,再到《三槍奇案》,糟粕的腐臭衝天而起。張藝謀還講過:「個人很難和體制對抗。」,這或者是一句推心置腹的自白,也從中可以得出結論,這個體制也只能製造出源源不斷的文化垃圾。

更有甚者,張藝謀不和體制對抗之外,還俯首帖耳地和這個體制合作,並把這種合作還延伸到銀幕以外,從京奧開幕式到中共建國甲子大壽,人們看到的是加蓋張藝謀烙印的儀式,諸多文化聲威符號被剪貼出來,組合出宏大的所謂「史詩」效果,用以歌頌和烘托盛朝氣像,物華天寶。在那些肅穆儀式中,只有對國家圖騰的忠順和崇拜,讓人覺得在這種價值體系裡,只有國家的威儀和集體的群像,而看不到生命,看不到血肉,看不到個人。一個禮樂大典搞成這般模樣,拍電影也同樣看不到生命的律動,人性的掙扎,這叫什麼藝術?

如果說李安第一次以小成本的《冰風暴》奪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曾一度煽起大陸導演對外國電影獎的慾望。那麼自從張藝謀的《金陵十二釵》爭奪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鎩羽而歸,再到李安本屆二度得獎,那些和專制體制合作無間的大陸導演,應該是買了個明白,他們真的絕望了。原來中國電影的虛火和貧血,不是他們的才華問題,而是這個體制讓他們對奧斯卡徹底絕望。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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