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10日訊】一、中國崛起挑戰普適價值
2008年秋，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國內一家網站有人寫了下面四句話：
1949年：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1979年：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
1989年：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
2009年：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
說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是毛澤東講過的一句話。1949年，中共奪取了全國政權，中國開始實行社會主義。30年後，國人發現，社會主義搞得一團糟，遠遠比不上其他那些實行資本主義的國家，於是不得不進行經濟改革。改革的方法就是引進資本主義。那時候很多人都認定，「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到了1989年，國際共產陣營土崩瓦解，中國成了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過去，毛澤東爭了半天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沒爭上，如今，老大的頭銜卻自己掉到中國的頭上，因而又變成了「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不過隨後鄧小平就講了「不當頭」，接下來1992年南巡又說「不問姓社姓資」，實際上就是更多地引進資本主義；不過，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是共產黨專制下的資本主義，是打著社會主義招牌的資本主義。等到了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風暴，引起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相比之下，據說中國的經濟反倒一枝獨秀，略勝一籌，因此不少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人物倒反過來向中國求助，這又似乎是「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了。
上面四句話誇張、反諷、俏皮。不過，它確實向我們揭示出，半個多世紀，尤其是近30多年來，在中國，在世界發生的驚人變化。23年前，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斷言自由民主已經打遍天下無敵手。在那時，很少有人想到中共的一黨專制還能維持到今天；13年前，人們看到了中共一黨專制重新得到鞏固，但很少有人想到它會迅速地變為強大。今天的人們則不得不正視中共強權的已然崛起。與此同時，不少人在談美國的衰落，預言中國將在未來10年左右超過美國；而這個在未來更加強大的中國卻很可能依然是一黨專制的國家。這無疑構成了對普適價值的嚴峻挑戰。
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這一切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問題集中到一點，那就是，如何解讀30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如何解讀中國模式。
現在，中共當局最引以為傲的成就無非是經濟發展，GDP已經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其實，以中國的龐大人口和資源，共產黨並沒有多少理由那麼驕傲。據說，直到甲午中日戰爭之前，中國的GDP都是世界第一。現在，大陸的人均GDP只有台灣的1/4多一點，大陸人口是台灣的50倍，只要大陸的人均GDP到達台灣的一半多，總量就超過美國了。因此我們很可以斷言，如果共產不成，民國猶在，中國的GDP早就世界第一。
更何況，今日中國，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是社會貧富兩極分化，資源與環境的浪費和破壞，腐敗橫行，人心墮落，不一而足。
不過話又說回來，中國的經濟在過去30多年來確實取得了迅速的發展。如果說，衡量一國之貧富主要看人均GDP，那麼，衡量一國之強弱，則主要看其GDP總量，看其綜合國力。因此，我們不應低估中國崛起的意義。
二、「是如何」重要，「如何是」更重要
現在，中共當局堅持專制統治，拒絕自由民主，挑戰普適價值，憑的是什麼？憑的就是它在經濟上的成就，即所謂「中國模式」下的「中國奇蹟」。
關於「中國模式」算不算得上模式，它到底有多大典型意義，能不能效仿能不能複製，這些問題都大可商榷。這裡，我們暫且不談這些問題。我們不妨針對「中國模式」的內容做一番解析。
考察今日中國，最令人困惑的一點是，人們很難給它安上一個恰當的名字，很難給它下一個確切的定義。
今日中國，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是極權主義還是後極權主義？如果說它是威權主義，那麼它是左翼威權還是右翼威權？我們發現，不論用哪一個概念去套都不足以說明問題。
按照傳統的極權主義定義，今日中國在對經濟的壟斷和意識形態的壟斷上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如果說毛時代的中國可以算作典型的極權主義，那麼鄧時代及鄧之後的中國顯然不能再叫極權主義。
哈維爾曾經把1957年起義失敗後的匈牙利稱為後極權社會，不過他又常常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到鎮壓後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狀況來解釋後極權主義。不少中國人把「六四」後的中國稱作後極權，我以為不夠準確。因為1957年匈牙利起義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都是被外國（蘇聯）軍隊鎮壓下去的，而中國的「六四」是被中國自己的軍隊鎮壓下去的。其次，在「六四」之後，柏林牆倒塌，國際共產陣營瓦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徹底破產。這種國際環境和「布拉格之春」失敗後捷克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另外，「六四」後中國加速經濟改革，不問姓社姓資，也遠非當年的匈牙利或捷克可比。再有中國繼續實行對外開放，進入國際經濟體系，如此等等。換句話，今日中國和「八九」前的蘇聯東歐很不一樣。倘按照哈維爾的定義，今日中國也很難叫後極權主義。
另一種說法是右翼威權主義，也有人稱之為市場列寧主義。當然，市場列寧主義這種說法有點文字遊戲的意味（在英文裡，市場列寧主義Market- Leninism和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Lininism在字形上和發音上都很相似）。現在，把中國稱作右翼威權主義的人越來越多。然而右翼威權主義這種定義很容易讓人望文生義。很多人從這個定義一下子就聯想到民主化前的台灣、南韓、印尼、菲律賓等原生態的右翼威權主義。和前述地方相比，中國（大陸）的差異是很明顯的。中國（大陸）曾經發生過血腥的共產，而且直到目前為止，共產黨還在宣稱「五不搞」，從原則上還在拒絕憲政民主。假如說今日中國在很多方面更像右翼威權，那麼我們不要忘記，中國今日的右翼威權是從它的對立面，是從昨日的左翼威權直接變過來的，因此它既不能再叫左翼威權，也不能等同於一般的右翼威權。
由此可見，要正確地解讀中國模式，僅僅對現狀作靜態的描述是很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花氣力對歷史、對其來龍去脈作動態的描述。弄清楚「是如何」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弄清楚「如何是」。
三、改革導致對共產黨革命和政權合法性的否定
中國的改革始於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台。物極必反，正是毛時代犯下的滔天罪錯，形成了改革的最初動力。
中國的改革包括諸多方面，這裡我們只談經濟改革。
通常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是安徽小崗村。1978年，小崗村18位農民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即分田到戶）書上按下紅手印。不過，按照《大逃港》一書的作者陳秉安的說法，這個起點應該是廣東沿海的寶安縣。是深圳河上歷時30年的百萬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寶安縣）老百姓的話：「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我們用腳投了一票！」實際上，早在1979年中共決定開辦經濟特區之前，已經存在著與內地不同的、實行著某些「特殊經濟政策」的開放地區。
這就說明，中國的經濟改革首先來自於民眾的自發行動，而且從一開始就明確地指向被中共當局一向被視為大敵的資本主義。當中共上層改革派認可了民眾的自發改革，那也就說明，他們從一開始就清楚他們要改的是什麼。
我聽說這樣一個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廣東深圳的蛇口，創辦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蛇口工業區。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軍砲兵團長的身份帶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兒子問父親：30年前你帶兵佔領深圳，把那裡的私有制變成公有制；30年後你又到那裡去搞特區，要把那裡的公有制變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幹什麼呢？袁庚沉吟半天無語，然後說：唉！總不能讓中國人老是這麼窮嘛！
從1978年起，中國開始著手進行帶有市場取向的、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這一改革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大大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然而與此同時，這種改革也導致了對共產黨革命和共產黨政權合法性的自我否定。
因為共產黨革命和掌權的宗旨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現在中共回過頭去改掉社會主義，引進資本主義，這不等於說當年的革命革錯了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專政還有什麼存在的理由呢？所以，這場經濟改革不是共產黨革命和一黨專制的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
鄧小平曾經講過：「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麼，什麼是第一次革命呢？當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這就是說，改革不是改別的，改革就是改掉49年那次革命。如果革命是對的，改革就是錯的；如果改革是對的，革命就錯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錯，改革也錯；但決不可能是，革命也對，改革也對。
這裡不妨講兩句鄧小平。作為改革家，鄧小平與古今中外其他的改革家都有所不同。其他的改革家都是第二代或第N代（N>2）。他們要改的制度是他們的前人建立起來的制度，鄧小平要改的制度卻是他自己參與建立的制度，並且他在參與建立的過程中不是扮演一般的跑龍套的角色，而是領導者的角色。
傅高義寫《鄧小平傳》，對鄧的前大半生寫得極其簡略，600頁正文，從1904年到1969年這65年生涯只用了區區28頁。就從這簡略的敘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搞暴力革命搞血腥共產方面，鄧小平是個很厲害的領導人。鄧小平在西南地區搞土改，要比葉劍英在華南地區搞得更殘酷。1953年，毛澤東因為嫌財政部長薄一波在評估資本家的稅額時心太軟而撤掉薄的職務，命鄧小平取而代之，可見鄧在打擊資本家時也相當強硬。再有就是1957年反右，鄧實際上是前線總指揮。如此等等。
或許別人不清楚，但是鄧小平本人一定是清楚的。鄧小平一定很清楚，共產黨現在要改掉的東西，就是當初他們革命所建立起來的東西，共產黨現在要恢復的東西，就是他們先前打倒的東西。
這一點，當時不少人都看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層幹部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談到鄧小平提出的著名口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山西一位老農民說：「解放前，我們村有一戶地主兩戶富農，已經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是啊，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當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國民黨政權，伏屍百萬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資本家，消滅整整幾代經濟精英？鄧小平不會不清楚，昔日革命的赫赫功業，如今都變成了纍纍罪行。世界上第一台電子計算機的六名發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華人朱傳矩先生說：1980年，我回祖國大陸時，見到了鄧小平先生。鄧小平先生一見我就講：「朱先生啊，你看這怎麼好啊，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啊！對不起人民啊，共產黨怎麼才能挽回嘛……」
一方面，鄧小平深知必須實行經濟改革，不改革不行；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實行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無異於對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釜底抽薪。所以他提出兩手都要硬：堅持改革開放這一手要硬，堅持共產黨領導反對自由化這一手也要硬。
我們知道，在80年代，中共內部也有一大批懷疑或反對經濟改革的保守派。其實，這些保守派與其說是反對經濟改革，不如說是擔心經濟改革的政治後果，擔心經濟改革動搖共產黨統治。據說一些老革命去參觀深圳特區，看到遍地高樓、燈紅酒綠，不禁憂心忡忡：這還能叫社會主義嗎？接待者使勁解釋：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老革命聽了依然疑慮重重。最後有人幹脆說：只要是共產黨在掌權，就叫社會主義。於是，老革命們就放心了。
80年代的中共，經濟上的改革派－－除了鄧小平一類少數人外－－每每也是政治上的改革派或溫和派。這是順理成章的。既然他們已經在心照不宣地搞資本主義，那麼他們還有什麼理由去繼續堅持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專政呢？有不少中共官員帶頭鼓吹自由化，鼓吹政治改革；另外有很多官員，包括一些最高層的官員，像趙紫陽，雖然對政改不很熱心，但至少是絕不願意再整人了。儘管鄧小平隔三岔五地反自由化，但是這些運動總是搞得虎頭蛇尾，而整個社會卻變得越來越寬鬆。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才會發生「八九」民運。
80年代的經濟改革，還引出了一個後果——腐敗。
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後來的城市的經濟改革、工業的經濟改革，特別是價格「雙軌制」的提出，又導致了大量的所謂官商、官倒的現象，即大量的腐敗。
我們知道，中國原來實行計劃經濟，商品的價格都由國家控制。從80年代中期起，中國開始進行價格改革。當時，很多經濟學家主張把所有商品的價格都一次性地放開，交給市場來決定。但是這種主張遭到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於是有人就提出一種折衷的辦法：有些商品繼續按照國家控制的價格出售，有些商品則按市場價格出售，然後再逐步擴大按市場價格出售的比例。這種辦法就叫「雙軌制」，被當局採納。
現在，一談起價格雙軌制，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和很多西方經濟學家都大力稱讚。他們認為價格雙軌制開啟了中國式的漸進改革路線，避免了俄國東歐休克療法造成的社會震盪。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其實，早在價格雙軌制實行之初，不少人就警告說，雙軌制給掌握資源的官員提供了大好的機會，使得他們可以調配資源，賺取兩軌之間的差價，因此必然會導致大面積的腐敗。事實上，在中國，第一批憑藉權力而一夜暴富的階層就是在實行雙軌制期間產生的。這種大面積的腐敗理所當然地激起了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並成為「八九」民運的一個重要誘因。
四、「八九」民運與「六四」屠殺
「八九」民運主要有兩個口號，一個是「要自由、要民主」；一個是「反官商、反腐敗」。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六四」屠殺，如果「八九」民運取得勝利，像「雙軌制」這種所謂漸進改革路線必然會被否定，中國後來的道路就會和俄國東歐相差無幾了。據羅小朋說，早在「八九」民運爆發之前，他們幾個為經濟改革出謀劃策的學者已經提出私有化方案，和後來蘇東國家採取的休克療法基本上是一樣的。
「八九」民運導致中共集團內部空前的分裂。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溫和派反對戒嚴，反對鎮壓。據我所知，在當時，北京各個黨政機關，走上街頭的人數多達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沒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裡也是同情學生的。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溫和派不讚成用武力來鎮壓。他們為什麼不讚成用武力鎮壓呢？因為他們沒法說服自己去鎮壓民運。他們知道民眾要民主與反腐敗都是正確的，所以他們無法對人民動用暴力。再說，過去共產黨壓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寶就是給對方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走資本主義」的罪名，現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共產黨自己就變成了資本家，它還有什麼理由去鎮壓民運呢？
然而，鄧小平卻動用軍隊殘酷地鎮壓了民運。為什麼鄧小平要鎮壓民運？是因為他還信仰社會主義嗎？不是，根本不是。鄧小平早就不信社會主義了。早在80年代初期，鄧小平就對一位來訪的非洲領導人說不要搞社會主義。鄧小平鎮壓民運完全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專制權力。作為有過三起三落傳奇經歷的第一代共產黨領導人，鄧小平在黨內軍內享有後來的領導人無法比擬的個人權威。這是他敢於下令用軍隊鎮壓民運的本錢。可以想像，如果發生「八九」民運時沒有鄧小平，結果就會完全不同。
當然，造成「六四」的原因很多，其中也包括民運方面的策略失誤，「八九」民運的失敗並非命中注定。有關這個問題，我先前寫過不少文章，限於篇幅，這裡不再重複。
談到中國與蘇東各國改革路線的差異時，很多人說，蘇東是先政治改革後經濟改革，中國是先經濟改革後政治改革，或者是，蘇東是激進，中國是漸進。其實這些說法根本不得要領。導致中國與前蘇聯東歐改革路線分道揚鑣的真正區別僅在於一點：那就是，面對著一波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你到底是鎮壓還是不鎮壓，殺人還是不殺人。什麼蘇聯解體，什麼東歐劇變，無非是那裡的共產黨不好意思再殺人了而已。
五、「六四」後中國改革走入歧途
「六四」改變了中國，甚至也改變了世界。
20餘年來，由於中共當局的壓制，「六四」問題始終是個禁區。一般人先是不敢提，不能提，久而久之，這個問題就淡出人們的視野，變得好像不那麼重要了。很多人已經習慣於把從1978年直到今天的改革看作一個連續的過程，「六四」只是其中一個不大不小的插曲。例如卡瑪拍攝的電影《天安門》，在拍完「六四」之後，又拍到鄧小平92年南巡。這就給人一種感覺，似乎是「六四」一度中斷了改革進程，但是92南巡重新啟動改革，於是前面和後面就又接上了，中國的改革再度走上了它的征程。
我要強調的是，「六四」給中國造成了極其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例如，「六四」造成了犬儒主義的流行（參見拙著《犬儒病》）。就經濟改革而論，「六四」把中國的經濟改革引入歧途。「六四」後的經濟改革和「六四」前有著根本的差異。
在「六四」後的最初一兩年，由於目睹蘇聯東歐巨變，中共當局十分恐慌。為了保衛政權，新一代領導人提出要進一步反對「和平演變」，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對資本主義，而且在經濟上也要反對資本主義。於是，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便陷於停頓，甚至出現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提出要加快經濟改革的步伐，不問姓社姓資，自那以後，中國的經濟改革不但重新啟動，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遠。
人們應該記得，在80年代的幾次反自由化運動中，鄧小平總是強調這是關係到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的問題。在「六四」前和「六四」後一段時期，鄧小平也是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那為什麼到了92年南巡，鄧小平又說要不問姓社姓資了呢？
道理很簡單。先前強調姓社姓資，是為了給反對自由化鎮壓民運提供理由，是為了給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槍都開了，人都殺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已經蕩然無存，沒人信了。現在，共產黨僅僅是在靠暴力而統治，人們沒有反抗僅僅是因為人們沒有反抗的力量。在這時，再去強調姓社姓資，再去修補社會主義外衣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了，沒有意義了，反而只會束縛自己的手腳。暴力統治也有暴力統治的好處，沒有了意識形態的包裝，也就免去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原先搞經濟改革還怕別人說是搞資本主義，還要顧忌社會主義的名分名義，現在倒用不著了，可以進一步放開手腳地幹了。所以，在92南巡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不但重新啟動，而且比先前更強勁。
黨內保守派的迅速轉向也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本來，以陳雲為代表的黨內保守派一直對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有牴觸，拖後腿；可是92南巡之後，保守派迅速轉向，咸與維新，搖身一變都成了改革派。這說明，他們原來反對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主要還不是反對資本主義，主要是擔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後果，擔心引發民主力量，擔心危及共產黨統治。如今，黨內的民間的民主力量橫豎都被打下去了，他們用不著再那麼擔心了，所以他們也積極支持經濟改革了。
由於在「六四」之後，黨內和民間的民主力量元氣大傷，一時間無法再形成大的力量，因此，1992年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變成了所謂權貴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義下，大大小小的官員搖身一變就成了資本家；原來掛在全體人民名下的資產，一下子就變成了官員們的私產。可以肯定，如果沒有「六四」屠殺，這樣的改革是不可能發生的。比如說，在國營企業的改革中，幾千萬國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業，只能領到一點微薄的救濟金。試想如果沒有「六四」，工人必定會建立起強大的獨立工會，政府怎麼敢一聲令下，就把他們一下子都拋棄掉呢？
六、屠殺與奇蹟
最有諷刺意味的是，「六四」後中共的經濟改革，在道義上是最無恥的、最惡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卻可能是最容易見效的、最容易成功的。因為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說到底就是把公有制變成私有制、把計劃經濟變成市場經濟。這事說來容易，做起來極其困難。早在共產國家經濟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這種困難，他們說，這好比「把魚湯重新變成魚」。
大致上講，把公產變成私產可以有三種辦法：一是還，二是分，三是賣。
還，就是退還，退賠，物歸原主。當初的共產既然共錯了，現在就該把共別人的產退還給別人。退賠又有兩種方式，一是退實產，張三家的工廠就退還給張三或其後人，李四家的土地就退還給李四或其後人；一種是退錢或是發給賠償券。捷克、匈牙利和東德等國就採取過「還」這種辦法。
然而，「還」的辦法適用範圍是很有限的。畢竟，幾十年過去了，人物兩非，很多事想還原也還不了原了。再說，共產黨掌權後也修建了不少建築，興辦了不少企業，開闢了不少新田地，這些新建築新企業新田地都沒有舊主人可以歸還。所以，共產國家的私有化改革主要還是要採取「分」和「賣」這兩種辦法。
分，就是平分。掛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資產分給全民中的每一個人，掛在集體所有制下的資產分給該集體中的每一個成員。中國農村改革的分田到戶就是用的分的辦法。雖然農民們沒有獲得土地的所有權，但畢竟獲得了土地的經營權。但問題是，農村可以實行分田到戶，工廠呢？一家國營企業也能靠「分」字解決問題嗎？不能。一塊大田分成十塊，田還是田；一部車床分成十塊，那就什麼都不是了。把工廠平分給職工，必然導致對龐大的、不可分的單位的肢解，等於是糟蹋，是浪費。因此，採用分的辦法，更多的是把社會資產按價折股，然後平均分給大家一定的股份。捷克和蘇聯就採取了「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辦法。
「全民分股，一人一份」是一種很公平的私有化的辦法，但是這種辦法的缺陷也很多。首先是股權過於分散，不利於改善經營管理。每個人都對企業擁有一份股權但也只有一份股權，結果必然是誰也不會對企業的經營效益有強烈的關心——這和原來的公有制其實相差無幾。所謂把國營企業變成私營企業，說到底，就是要把屬於大家的企業變成屬於少數個人的企業。這就需要一段時間的競爭，在競爭的過程中使股權集中化即產生資本家。在資本家出現之前的青黃不接的階段，企業的效益未必會增加，還很有可能降低。
另外，「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辦法雖然使得每個人都擁有等值的股權，但並不等於每個人都擁有同等的投資知識與投資機會。因為一般老百姓既沒有任何投資的經驗，又對各個企業運營的真實狀況一無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們怎麼知道他們應該如何投資呢？普通民眾和「內部人」（某些政府官員以及企業的上層管理人員）彼此之間所擁有的信息是很不對稱的。於是到頭來，不少民眾手中的那一股很快就打了水漂。如果你擔心投資失敗因而急著把自己的那一股去兌換成現金，那也不一定更保險些，通貨膨脹一來，錢就不值錢了。與此同時，在監督不力的情況下，一些「內部人」則利用其信息優勢和關係，合法地和非法地迅速地聚斂起巨大的財富。這就會導致民眾的不滿與反對。捷克的全民分股搞得還好一些，俄國的就搞得很差。
賣，就是把屬於全民的資產招標拍賣，然後把賣得的錢用在公共開支（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上。匈牙利的國營企業改革就大量地採取了賣的辦法。
「賣」的辦法也有它的問題，因為在改革初期，有錢人少而且有的錢也不夠多，大批國營企業沒人買得起。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有幾種辦法。一是等，等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了，民間資本雄厚了，國營企業就有人買得起了。然而這就意味著在一段時期之內，大量的國營企業沒法賣出去，只能讓它們半死不活維持在那裡。
也許有人會說，在國營企業賣給私人之前，能否做一些改革，使國營企業本身多一些活力呢？譬如說讓企業自負盈虧。可是這種辦法在道理上很講不過去。因為國營企業是屬於全民的，讓它們自負盈虧等於是把它們變成企業內部員工自己的了。企業與企業之間差別很大。有的企業設備新，產品對路，有的企業設備陳舊，產品也不合乎市場需要。一旦實行自負盈虧，有的企業不必花多少氣力就能贏得巨大的利潤，上上下下的員工都迅速地富了起來；有的企業拼老命也無法不虧損，員工們連基本生活費都發不出。問題是企業之間的這種差別不是出於企業自己的決策，而是當初政府統一安排配置的；包括員工，也是政府統一分配的，不是自己選擇的。那些盈利少和虧損的企業的員工自然會質問政府：「既然當初的一切決定都是你們作出的，現在憑什麼讓我們來承擔惡果呢？」再者，自負盈虧能否提高效益也很可懷疑。因為在這裡，企業仍然沒有交到真正的個人手裡，因此仍然難以為企業的經營提供足夠的刺激。
出賣國營企業的另一種辦法是，願意買的人可以向銀行借錢來買，借錢時可以拿企業做抵押，保證分期付債。這種辦法的困難是，它給政府官員提供了中飽私囊的較多機會。有權者如將國有資產以低價賣給親友或暗中行賄者，便可大撈一筆。由於資產並無客觀準確的價值，別人對他們這樣做還很難挑出毛病。另外，如果借錢的人事後還不起，那又怎麼辦呢？俗話說帳多不愁，欠款的金額越龐大，別人拿他越沒辦法。
再一種辦法就是把國營企業賣給外國人。既然在短期內本國出不了大富豪，買不起國營企業，那就乾脆讓外國的大富豪來買。匈牙利就把大量的企業賣給了外國人，以至於有人要驚呼：「匈牙利還是匈牙利人的嗎？」除開這種批評之外，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資全賣光」的做法還會造成較大的貧富分化，那也不免引起很多不滿。
以上分析說明無疑是相當粗略的，不過那也足以證明把公有制變成私有制是何等的複雜與艱難。不論你採取哪一種辦法都會造成一大堆麻煩，因此總會有不少人從不同的角度提出種種責難。人們會採用言論、集會、罷工、結社以及投票等各種手段表達自己的意願。新生的民主政府面對著這些棘手的問題，很容易要麼議而不決，要麼決而難行，而且還難免時不時地作大幅度的修改。在私有化改革的初期階段，很多國家的總理都等不到做滿任期就被換掉了。這就有可能使得整個經濟形勢處於某種搖擺不定和動盪不安，令外資望而卻步，裹足不前，那又反過來影響了該國的經濟發展。
俄國東歐的經濟改革一波三折，步履維艱，應該說是不難理解的。想想也是，正像有人說的那樣：「資本主義有窮人和富人，社會主義有窮人和更窮的人。」社會主義要改成資本主義，那就是要在一個大家都是窮人的社會裡，儘可能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而又要儘可能地讓大家都能接受都能認可。這該是何等艱難。
七、中國模式的本質——持槍搶劫
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還、分、賣三種辦法之外，還有別的辦法嗎？有，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紀80年代，張五常就明確提出他的改革方案：「乾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來，給他們明確的產權分配。」不是發愁沒有資本家嗎？讓黨委書記們當資本家不就成了嗎？一旦黨委書記變成了資本家，也就是說，企業變成了書記們的私產，他們自然就會像資本家一樣行事，企業的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大功告成了。
那麼，為什麼要把國營企業白白送給共產黨的幹部們呢？張五常回答說：因為「中國的改革，是不能置既得利益的幹部於不顧的——不是因為在經濟上或道德上他們應被特別照顧，而是因為他們的反對是足以阻礙制度的改進的」。當然了，如果你把企業送給幹部，幹部保證都會成為改革派。可是，給某些干部明確的產權分配，也就是把本來屬於全民的財產送給少數幹部，這固然是充分地照顧（豈止是照顧）到了幹部們的既得利益，但它無疑是侵犯了廣大人民的既得利益。為什麼少數幹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廣大民眾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侵犯呢？
張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當然是，因為廣大民眾的反對是不足以阻礙制度的改進的。如果民眾要反對要抗議呢？合乎邏輯的答案只能是：鎮壓。所以，張五常提出的辦法，說穿了就是搶劫，是在專制強權保護下的搶劫，是持槍搶劫。
當然，中共當局不可能明目張膽地接受張五常方案，尤其是在「六四」之前，因為它不能不擔心引發民眾的強烈反抗。「六四」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有了「六四」，中共諒視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成不了氣候。90年代以來，中共加快了經濟改革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頭換面地實行了張五常的方案。
簡單說來，「中國模式」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幾點：由於中國是在一黨專政的鐵腕下推行經濟改革，官員們發現他們可以借改革之機大發其財，因此轉而對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員巧取豪奪，把公共資產據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黨委書記搖身一變就成了資本家，這樣，他們就比過去更加關心企業的效益，熱心經濟的發展。由於權錢交易，越是權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內積累起雄厚的大資本，這就有利於建立大企業或者是把原有的國營大企業私有化，從而有利於整個經濟的發展。
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政府獨斷專行，不在乎公眾的壓力，想改什麼就改什麼，想怎麼改就怎麼改，政府想漲價就漲價，想裁員就裁員，國營企業想賣什麼價就賣什麼價，想送誰就送誰；由於社會上缺少反對與制衡的力量，政府擁有強大的鎮壓能力，也更有能力貫徹自己的決策。
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例如禁止獨立的工會農會），使社會高度穩定；又由於政府不受挑戰，不可替換，對經濟活動有很強的控制力，政府的行為就有更強的一貫性和可預知性，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國投資，同時還能比較有力地防止國際經濟震盪對國內的影響。
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不少領域——主要是政治領域——被列為禁區，這就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投身於經濟領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現，人們的貪婪與物慾空前解放，這無疑也對經濟發展有火上澆油、推波助瀾之效。至於那些在權貴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嚴重損害的下層民眾，由於在現行體制下無法討還公道，只好回過頭來自謀出路，從頭幹起。中國的勞動力本來就廉價，在持槍搶劫的情況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價。這就構成了中國在全球競爭中的最大優勢。
正如秦暉所言：所謂中國模式或中國奇蹟，其主要特點「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優勢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勢』人為壓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制乃至取消許多交易權利的辦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絕民主、壓抑參與、漠視思想、鄙視信仰、蔑視公正、刺激物慾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採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後。」
八、中國模式的最大問題是沒有任何合法性
中國模式有一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它沒有任何合法性。我們知道，共產黨本來是靠打倒地主資本家起家的，現在它自己卻變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資本家。早先，共產黨以革命的名義，把平民的私產變成所謂全體人民的公產；現在，它又以改革的名義，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產變成了他們自己的私產。先是以革命的名義搶劫，後是以改革的名義分贓。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一個黨在50年的時間裡全做了。天下還有比這更無恥更惡劣的嗎？
以上所說，至淺至明。徐友漁說得好，觀察今日中國，不需要望遠鏡顯微鏡，憑肉眼即可，用常識就行。
就以國企改革為例。長沙下崗工人陳洪在他的博客裡寫道：計劃經濟是應該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價。但是計劃經濟不是我們工人發明的，是你們共產黨發明的。要付代價，該你們共產黨付代價，怎麼叫我們工人付代價呢？憑什麼你們共產黨官員們就成了資本家，我們就成了打工仔了呢？－－這麼淺顯的道理有什麼難理解難把握的呢？
談到今日中國的貧富懸殊，我要說的是，中國的貧富懸殊不但在程度上最嚴重，而且在性質上特別惡劣。因為中國的貧富懸殊不是歷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場造成的，而是專制權力造成的。在中國，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創造的財富被權勢者所掠奪；富人之所以富，是因為他們掠奪了別人創造的財富。因此，要解決中國的貧富懸殊問題，決不能只靠改進稅收政策，多收富人的稅用來補貼窮人；而必須首先把權貴們掠奪的財產歸還給人民。
再談官員的腐敗。民間早就流傳這樣一種說法：「見一個斃一個可能會有冤枉的，隔一個斃一個肯定會有漏網的。」中共領導人口頭上也說要反腐敗，但實際上他們縱容腐敗，因為他們需要腐敗。對今日中共而言，腐敗是投名狀，是普遍的腐敗在維持著政權的穩定。中共當局深知，姑且不談「六四」，不談「六四」後20多年持續不斷的政治迫害，使中共負下多少政治的欠債，單單是積重難返的經濟腐敗，一旦中國實行自由民主，就可能把相當比例的官員送上經濟犯罪的審判台。出於對清算的恐懼，中共對自由民主比以往更害怕更敵視，這反過來構成了抵制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
九、中國模式是對人類自由與和平的嚴重威脅
2010年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佈，將本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中國的異議人士劉曉波。在頒獎公告裡，前面一大段是對中國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大加肯定，後面則提出中國存在的人權問題，希望中國政府有所改進。他們的邏輯是：既然你們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等方面做得這麼好，為什麼在人權問題上那麼壞？為什麼不能在人權問題上也有所改進也變好點呢？
他們不知道，中共政府的思考邏輯和他們不一樣。中國政府想的是，我們的經濟發展正是建立在對人權的壓制之上，那我們怎麼能放棄對人權的壓制呢？如果我們放棄了對人權的壓制，我們就是放棄了我們的最大優勢，我們的經濟也就發展不起來了；豈止是發展不起來，而且還很可能陷入危機，陷入天下大亂。換言之：中國政府想的是：今天我們能搞得這麼「好」，就是因為我們「壞」；如果我們不這麼「壞」了，那我們也就不會「好」了。
中共領導人清楚地知道，所謂中國奇蹟，是建立在「六四」屠殺的基礎之上的，是建立在最大的傷天害理、不公不義的基礎上的。一方面，他們以中國的經濟發展為理由為「六四」屠殺辯護；另一方面，他們頑固地堅持一黨專政，堅持壓迫。他們擔心一旦政治上放鬆壓制，民間要求經濟清算的浪潮就勢不可擋。中共領導人說，他們希望再有幾十年的穩定，他們將把中國建設得更好。他們無非是希望繼續這種專制強權下的改革與發展；所謂「建設得更好」，頂多是，一方面通過時間把黑錢漂白，一方面使貧富差距有所緩和，到頭來，「中國一定會發展得更為強大」。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一個以這種罪惡的方式造成的強大國家，只能是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它必定會對人權、民主和正義等價值更加蔑視與敵視，對人類的自由與和平構成更大的威脅。
我們能夠改變它，戰勝它嗎？當然能。但前提是，我們要對它有清醒準確的認知。政治上的很多事，知難行易。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很多人還看不清。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