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7日訊】（八）
《鄧小平時代》講的是中國的轉型，中國的改革，可是傅高義不理解中國的改革的內在脈絡。傅高義不理解鄧小平，也不理解其他中共領導人。
不妨以陳雲為例。傅高義把鄧小平和陳雲視為兩種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對立觀點的代表，「一方主張大膽冒險，另一方則主張避免冒險」。在整個八十年代，兩人的分歧都很明顯，有時甚至很尖銳。傅高義稱之為「一山二虎」。但有趣的是，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這種分歧卻一下子消失了。
我們知道，鄧小平1992年南巡後，經濟改革大幅加速，原本就殘缺不全的計劃經濟鳥籠被進一步沖得七零八落，就像一段順口溜說的：「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等開張。」按說在這時，陳雲一派應該更強烈地反對才是；但奇怪的是，偏偏是在1992年南巡之後，陳雲卻不表示異議了。
1992年6月，李先念去世，陳雲發表悼念文章，其中特地講到對深圳特區的支持，並由此引申到對經濟建設中一些新事物的看法。陳雲寫道：「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複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這篇文章發表在中國各大報紙上，等於是公開向鄧小平的經改路線靠攏。「一山二虎」之爭從此劃上休止符。
這就怪了。按照傅高義，陳雲是平衡器，每當鄧小平向前猛衝時，陳雲就出來朝後拉一拉，減減速。為什麼在這次鄧小平沖得最猛，因此最需要陳雲出來平衡平衡的時候，陳雲卻放棄了呢？可見傅高義對陳雲沒看懂。
其實，陳雲這派人，先前之所以老是給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踩剎車，固然有經濟方面的考慮，怕經濟上亂套，但主要還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陳雲一派原來反對市場取向、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主要還不是反對市場，反對資本主義，主要是擔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後果。他們擔心的是，如果大張旗鼓地搞市場，恢復資本主義，那豈不是對先前共產革命以及建立在共產革命之上的共產黨專政的釜底抽薪，自我否定？那豈不是對政治自由化的鼓勵慫恿？一旦民主運動的魔鬼出籠了，要求我們放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去反對去鎮壓呢？到了現在（1992年），原先最擔心的事已經發生了，民運的魔鬼已經出籠了（八九民運），差一點衝倒共產黨專政，好在民運這個魔鬼給鎮壓下去了（「六四」屠殺），短期內再也折騰不起來了，不必再擔心了，因此，多搞點市場，多搞點資本主義也就沒關係了；所以他們也積極支持市場取向、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了。
陳雲雖然是第一代中共領導人中的經濟專家，但是作為共產黨領導人，他考慮問題更多的還是出於政治。陳雲的政治敏感性也很強。例如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就沒有講經濟而是講政治。1981年，陳雲有個內部講話。當時，體制內外都有不少自由派人士紛紛提出要制定出版法，陳雲說：「過去，我們就是利用國民黨的出版法和國民黨做合法鬥爭。現在，我們絕不允許別人也利用這樣的出版法和我們做合法鬥爭。」（據說，陳雲也是第一個公開提出讓太子黨接班。「六四」後他講過，還是自己的孩子接班最可靠，至少他們不會挖祖墳。）
（九）
「六四」給中國造成了極其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例如，「六四」造成了犬儒主義的流行（參見拙著《犬儒病》）。就經濟改革而論，「六四」把中國的經濟改革引入歧途。「六四」後的經濟改革和「六四」前有著根本的差異。
在「六四」後的最初一兩年，由於目睹蘇聯東歐巨變，中共當局十分恐慌。為了保衛政權，新一代領導人提出要進一步反對「和平演變」，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對資本主義，而且在經濟上也要反對資本主義。於是，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便陷於停頓，甚至出現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提出要加快經濟改革的步伐，不問姓社姓資，自那以後，中國的經濟改革不但重新啟動，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遠。
人們應該記得，在八十年代的幾次反自由化運動中，鄧小平總是強調這是關係到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的問題。在「六四」前和「六四」後一段時期，鄧小平也是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那為什麼到了1992年南巡，鄧小平又說要不問姓社姓資了呢？
道理很簡單。先前強調姓社姓資，是為了給反對自由化鎮壓民運提供理由，是為了給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槍都開了，人都殺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已經蕩然無存，沒人信了。現在，共產黨僅僅是在靠暴力而統治，人們沒有反抗僅僅是因為人們沒有反抗的力量。在這時，再去強調姓社姓資，再去修補社會主義外衣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了，沒有意義了，反而只會束縛自己的手腳。暴力統治也有暴力統治的好處，沒有了意識形態的包裝，也就免去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原先搞經濟改革還怕別人說是搞資本主義，還要顧忌社會主義的名份名義，現在倒用不著了，可以進一步放開手腳地干了。在這時，以陳雲為代表的所謂黨內上層保守派，就像上面一節所分析的那樣，迅速轉向，咸與維新，搖身一變都成了改革派。所以，在92南巡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不但重新啟動，而且比先前更強勁。
由於在「六四」之後，黨內和民間的民主力量元氣大傷，一時間無法再形成大的力量，因此，1992年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變成了所謂權貴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義下，大大小小的官員搖身一變就成了資本家；原來掛在全體人民名下的資產，一下子就變成了官員們的私產。可以肯定，如果沒有「六四」屠殺，這樣的改革是不可能發生的。比如說，在國營企業的改革中，幾千萬國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業，只能領到一點微薄的救濟金。試想如果沒有「六四」鎮壓的巨大威懾效應，工人必定會發動強大的集體抗爭，而自稱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對於這種來自領導階級的、要求生存權的鬥爭根本沒有鎮壓的任何藉口，他們怎麼敢一聲令下，就把工人們一下子都拋棄掉呢？
（十）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極權主義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裡專門寫了一章，題目就叫「為什麼最壞者當政」。哈耶克寫道：「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在我們看來似乎是構成了現存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最壞特點的那些東西，並不是偶然的副產品，而是極權主義遲早一定會產生的現象。」因為共產黨那套主義、那套政策是完全錯誤的，實行起來必定禍國殃民，這時，共產黨就被迫「在置一般的道德於不顧和遭受失敗之間作出選擇」。
蘇聯東歐的共產黨選擇了接受失敗，放棄一黨專政；而鄧小平主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則選擇了「置一般的道德於不顧」。歷史上發生過不少統治者使用致命殺傷性武器鎮壓和平抗議民眾的事，相比之下，「六四」尤其惡劣。因為「六四」不但很殘暴，而且最無恥。
講到「六四」，傅高義說：「畢竟，這一事件才過去20年，對鄧小平的決策所造成的長期影響蓋棺定論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國人民在未來歲月裡獲得了更多的自由，這條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蘇聯的道路少一些曲折？1989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
傅高義的這些「假如」，早在十幾年前就有人講過了。早就有人講，對「六四」的評價，對鄧小平時代的評價，要看鄧後的中國的發展而定。假如在未來，中共成功地實行了所謂東亞模式，像台灣和南韓一樣轉化為一個繁榮而自由民主的國家，那麼，鄧小平時代的經濟發展就起到了奠定基礎的重大作用；而「六四」事件，由於它保障了社會的穩定，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因此是可以原諒，甚至值得肯定的。
沒有比這種「假如」更離譜的了。所謂「對六四的評價要看它的長遠影響」這種論斷方式，本身就是專制主義的或極權主義的，因為它意味著，「今天」沒有獨立的價值，「今天」只是「明天」的墊腳石；「少數人」沒有獨立的價值，「少數人」只是「多數人」的犧牲品。撇開這層道德批判不談，我要強調的是，「六四」使中國改革走上歧途。鄧後的中國，按慣性就是要繼續專制下去的。20多年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必須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高的代價才可能把它拉回正道。如果未來中國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那恰恰不是對鄧時代的繼承，而只能是對它的否定。
（十一）
有時候，傅高義表現出令人驚訝的天真。比如說他寫道：鄧小平的某些子女受到過利用個人關係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為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斂財。
莫非傅高義真的以為，在現今中國的體制下，鄧家子女做斂財之事，還需要鄧小平本人直接出面嗎？
隨著中國作為專制強權的崛起，人們不能不問：這樣一個專制的強權會不會對別國、對世界的和平與自由帶來威脅？傅高義意識到這個問題是無法迴避的，也是無法斷然否認的。傅高義承認，作為超級大國的中國，「人們無法預見中國未來的領導人將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然而傅高義卻斷然地說：因為鄧小平講過要韜光養晦，決不當頭，「假如鄧小平還活著，他一定會說：中國絕不應當稱霸，絕不干涉別國內部事務，應當與各國保持和睦關係，集中精力搞好國內的和平發展。」
且不說」韜光養晦「按定義就是權宜之計，且不說權力的本性就是擴張，我們知道，在歷史上，有的是專制政府專欺負外族人外國人，不大欺負本族人本國人；而今天的中國政府卻是天天在欺負本族人本國人，包括異議人士、維權人士、自由信仰者、弱勢群體，包括本國的少數民族。你怎麼能指望這樣一種政權，在羽翼豐滿之後，依然還只欺負本國人本族人而決不去欺負外族人外國人呢？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