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明:腐敗透頂的團伙突然意識到腐敗亡黨

【新唐人2012年11月29日訊】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制度改革完全是兩回事,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其實是個口號,是共黨喊叫的口號,已經喊叫了不少年了,因為共黨自己也清楚,極權的政體就是一種要監視和控制每一個公民的方方面面的政體。由於工作量是極端的龐大,所以這種政體所僱傭的工作人員就特別的多,加上這種政體只相信自己,從不相信任何人,通常就造成了一個龐大的政府,政府之下卻沒有社會。

政體內的工作人員素質如何,六十多年國人民眾是知道的,不提也罷,除此之外,不學無術、不懂裝懂、外行領導內行則是個普遍的現象,用共黨的話說,那就是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六十多年共黨喊叫政治體制改革不知多少遍了,其實這種改革的內容不過就是精簡機構、裁去臃員、減少喝茶看報和聊天的時間、多干一點工作。

幾次的精簡機構的結果,是越精簡機構反而是越龐大,所以這項改革也僅僅就是停留在口號上。到了所謂的改革開放的時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口號喊得更頻繁了,內容也增加了,不僅僅是精簡機構了,還增加了黨政分家,政企分家,言外之意就是黨不要什麼都管,黨只管黨,行政管行政,工礦企業由工程技術人員來管,工會管工會,婦聯管婦聯,聽上去不錯,但阻力卻是相當的大。

因為共黨永遠自以為是正確的,害怕放權以後一切失去控制,更怕大權旁落,導致被冷淡乃至垮台,尤其是八九六・四以後,黨政分家,政企分家就再也不提了,只是偶爾喊喊精簡機構了,這就是共黨提出的政治體制的改革,誤導了許多的民眾,以為這就叫政治改革。

這三十多年,共黨的貪腐搶劫積累了成堆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已經不是政治體制改革所能解決的了,有識之士們提出的政治改革是指政治制度的改革,內容是廢除共黨一黨專政,開放黨禁和報禁,實行多黨競爭、全民大選、司法獨立和軍隊國家化,簡單的說就是憲政民主,就像美國和台灣的一樣。

所以當我們提到大陸的政治改革的時候,首先必須搞清楚的是究竟是體制的改革,還是制度的改革,兩種都叫做政治改革,但是性質卻是完全不同的,期盼著十八大共黨能進行政治改革的人不少,但是期盼的是什麼樣的改革,且不提政治制度的改革,就連巴望著政治體制改革的人都失望了。

原因很簡單,已經成了過街老鼠的共黨,即便是許諾了政治體制改革,充其量所能作的也只能是精簡機構了,至於黨政分家、政企分家那是萬萬做不到的,一句加強黨的領導的話就回答了所有的問題。換句話說維穩也是死,放權則死的更快,至於不斷加強黨內的民主,更是個空喊了多年的口號。

且不提總書記的產生,即便是一個最小的支部書記,也不是黨員們選出了的,仍是上方的委派,當村民們可以選舉村長的時候,不少人認為這是政治改革,是民主的跡象出現了,然而事實卻是民選出來的村長必須服從上方委任的村支部書記。

此次的十八大提出了個差額選舉,又激動了不少的人,以為這是政治改革,恕不想一想根據共黨一貫的做法,人選沒有內定好,又怎麼可能召開十八大。即便是實行了全體黨員人手一票進行普選,選出來的常委也必然是事先內定了的人。

反思過去諸多事實,尤其是這次令絕大多數人失望、絕望了的十八大,無論我們情願與否,都必須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共黨體制是一個極權的政體,實行的是極權主義的統治,與百年前的皇權專制統治不同的是,極權統治對國家、對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更大、更廣泛、更邪惡。希特勒是民選出來的,所以二戰以後至今,德國人民仍在向周邊的國家支付著戰爭的賠款。

但是在中國沒有人選舉過共黨,共黨上台不是天意、也不是天命,而是暴力的篡政,一代一代的黨老闆更不是皇權家族的血統承傳。皇室的家族,民間還有一個龍生九種,種種不同的說法,就是說繼承大位的皇帝也是好壞不同,有昏庸的也有中性的,也就是說民間百姓們至少還活著有個盼頭,真的到了沒有盼頭的時候,也就該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了。

袁世凱做了洪憲皇帝的時候還自信的說過,至少能夠傳位二十代,然而八十三天後,就在全國一派討袁的聲討聲中下台了。經歷過三十八年民主共和的中國大陸人民卻沒有任何在極權統治下生活的經歷,然後時至今日,六十多年極權治下的悲慘經歷,中國人是緩慢的漸進的,但是終於覺醒和明白了。

共黨極權是無人性的,最殘忍、最冷血的政權,這種政權既不佔天時,更不佔人和,當政的唯一理由那就是永遠正確,為了永遠正確,就必須強制人民洗腦,鉗制人們的思想言論,不惜屠殺、鎮壓、抄家、拘禁人民,為的是掩蓋歷屆黨老闆們所犯下的種種罪惡。

這種政權每存在一天,它所能做的全部的事情就是維持這個政權不倒,這種政權最大的敵人就是政權下的全體國人民眾,它所全力對付的也是全體的國人民眾,當民怨沸騰的時候,就是這種政權最恐懼的時候,所謂的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就是這樣產生的。

政權危機了,於是就提出了所謂的經濟改革,其實就是放鬆了計劃經濟的條條框框,允許人們自謀生路,於是票證取消了,這是胡蘿蔔。當人民反貪污要民主的時候,共黨的大棒就使用上來了,這就是在告訴人們,共黨這個極權體制是不能碰的,所謂的政治改革,或者是體制內或體制外的改革派,所能要求的不過就只能對這種體制的修修補補。

先決條件是必需要維持這個政權長治久安的大前提下的小修小補,目的是暫時緩和一下民憤。但是由於這種體制的極端僵化和腐敗,即便是小修小補也不可能付諸實施,但是在宣傳上必須是高調的,一段時間以後一切仍是依然故我。

溫家寶喊叫過幾次的政治改革,本人認為這是他有感而發的喊叫,他是行政的總管,在運作這套行政機器的過程中,他確實感到了共黨如同一隻無處不在的黑手,時時事事處處都在干擾阻礙甚至在破壞,於是他才喊出了政治改革,但是他卻從來不提改革什麼?

鑒於他是共黨體制內的最大受益者,所以他所謂的政治改革絕對不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局限於體制內的改革,無非就是黨政分家、政企分家,黨不要管的太多,適當的放一些權力等等,這些都是屬於體制內的討價還價的改革。

溫家寶也知道這種要求在黨內是通不過的,再加上經濟崩潰了,體制內和社會上種種的亂象橫生,為了推卸責任和嘩眾取寵,喊出了語嫣不清的政治改革,其實質是政治體制的改革,目的仍然是保黨、保政權,但是黨已經成為了眾矢之的,這種所謂的改革派,其實仍然是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上。

哭喪著臉下台的胡錦濤再次的強調了要加強黨的領導的陳詞濫調,而剛上台的習近平又發表了個對十八大的九個深刻理解的講話,都表明了一個明確的信號,那就是即便是政治體制的改革,也必須是有利於加強黨的領導,而不能有絲毫的消弱黨的領導。體制的改革尚且使共黨膽顫心驚,處處設防,又何談政治制度的改革呢?真正的政治改革派是長期的、堅定的、前赴後繼的、不怕犧牲的,在推動著政治制度的徹底的變革。

例如八九六・四為爭取民主死難的烈士們;近十幾二十年出現的大批的人權維權的人士們;勇於參加和支持當地民間自發的抗暴維權鬥爭的千百萬勇士們;幾千萬的被共黨搞成家破人亡,卻又上訪無路、告狀無門的冤民們;因批評共黨而身陷牢獄和流亡海外的志士們;近六億的在貧困線上掙扎的龐大的人口,以及所有的良知道義尚存的理性的人士們,都完全清楚造成中國大陸一切人權災難的禍首就是共黨,沒有人相信共黨政治體制的改革可以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的。每次面對和平理性的抗爭,共黨派出的是全副武裝的軍警的鎮壓,從而逼迫著民間終於喊出了打倒共黨、驅逐共匪的吼聲。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每當民間發出了打倒驅逐的吼聲的時候,就已經不是當政者可以通過自身體制的改革所能自保的了。人民要求的是變革,用現代的話說是政治制度的改變和革新,也就是說現有的政治體制和政治制度是不得民心的,是人民反感和痛恨的。

人們更清楚的是體制的徹底腐敗,更是使得這種體制根本不可能進行自身體制的改革,腐敗已經使得共黨和佔山為王的土匪們不能相比較了,土匪們嘯聚山林,通常打出的旗號或者是個義字,或者是替天行道,或者就是均田地、均富貴,這些口號都有著切實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於是也就具有了可信性,這一點就比共黨的雲山霧罩的共產主義和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了不知多少倍。

山寨里實行的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的政策,從這裡至少可以看出的是利益均沾、人人有份,並不存在黑箱作業和貪污腐敗,這又是共黨所不能比的,因為分贓是公開的,這就多少表現出一些公平或者是公正性,所以山寨里就不太可能出現因分贓不均而劍拔弩張,繼而形成了林立的利益團伙,自相火併,所以山寨基本上能夠形成一個整體,一致對外,行動一致。

十八大之前和之中,所傳出的消息和給人們的印象無一不是內部是重重的矛盾,權爭內訌的你死我活,共黨內部的黑箱作業毫無公正和公開可言,加上貪婪的個人私慾的瘋狂膨脹,形成了眾多的利益之爭的團伙。共黨這個團伙再也不會是一個整體了,行動上也不可能是一致的了,內部尚且是你死我活的亂象橫生。

一個為了利益而腐敗的爛透了的團伙突然意識到了腐敗亡黨。固然說一個不學無術的團伙能夠把對腐敗的認識提高到了這一步上是個奇蹟,但是已經太晚了,不學無術使得共黨們不懂得古人所說的防微杜漸,故而使腐敗的惡習一瀉千里,黨內腐敗的利益團伙,依然形成了各自的勢力範圍,並且還張牙舞爪的防備著其他團伙的入侵。

習近平僅代表的是太子黨們的利益團伙,而李克強被說成是代表團派的利益團伙,但是鑒於胡錦濤在十八大上的最後的慘敗,多少也說明了,所謂的團派的慘敗。所以說李克強也僅僅是代表他自己了,除非他再去投靠某個團伙,否則的話他是誰也不代表的。

至於其他五個人都是在代表著自己所在的團伙的利益,僅僅在這七個人之間,就存在著利益的較量和衝突,一個自稱是集體領導的體制,其核心的七個人都無法取得一致的主張,再加上自身的不幹凈,又如何能夠團結一致去反對黨內的腐敗呢?何況黨內的反腐並不屬於體制改革的範疇。

十八大之前習近平說要保持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這句話就清楚的表明,這不是政治體制的改革,而是清黨,是對黨內進行整肅,也可以說成是由於共黨惡行累累名聲太壞,為了自保所要進行的一次內部的修整。話是這樣說,但是腐敗已經使得共黨無法純潔了,何況共黨從來也沒有先進過。

共黨的出現只是在開著歷史的倒車,假如萬一習近平的清黨和反腐搞成功了的話,只要共黨仍然堅持一黨專政,不開放黨禁報禁,司法不獨立,軍隊仍歸黨管的話,中國大陸的社會仍然是在倒退之中,與先進和文明仍將是越來越遠。

政治改革的目的是要首先了解國人民眾們想要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之下,至於打倒共黨、驅逐共匪,推翻共黨一黨專政等等都不是中國人的終極目標,真正的目標是中國人想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打倒、驅逐、推翻,僅僅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的必要手段。

通過這個手段中國人才能真正獲得作為人的尊嚴和自由,從而獲得了自由的思想權、自由言論權,自由組黨權、自由表決權,繼而獲得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然後人民再以主人的身份,運用對政府的監督權、否決權去限制政府的權力,絕對不能讓政府的權力干涉和侵犯任何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這些就是遠在美國、近在台灣正在運作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

從歷史發展的眼光去看,沒有人會說這種制度是好的,將來會有好的制度,但是在現在的歷史階段上,我們只能說憲政民主制度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而極權、獨裁、專制則是最壞的政治制度。二十多年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人民的革命就是要擺脫最壞的政治制度,建立起現歷史階段最不壞的政治制度。

去年和今年的中東、北非國家人民的革命也是如此,滿臉流血大喊不要開槍的卡扎菲,還是被開槍打死了。但是打死他不是利比亞人民起來革命的目的,目的是要建立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打死卡扎菲是對他罪惡的清算,是達到目的的過程中的一個手段,一個插曲。當利比亞人民人手一票去選舉自己的政府的時候才算達到了初步的目的,十年二十年後將更完善。

革命一詞是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說出來的,中國的好東西都讓外國人接受了,並且給使用了,中國人反而忌諱革命了。孫中山先生搞革命,人民起來了,革命成功了,中華民國台灣就成了大陸人民都想要去看看的地方了。共黨不搞革命,但卻壟斷了革命這個詞,共黨搞得是農民起義,篡政成功實質上是在把社會拉向大倒退。

共黨標榜自己代表了革命,於是真正的革命者們反倒成了共黨眼裡的反革命了。共黨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派,於是大批的正動的識時務者們又成了共黨眼裡的反動派了;共黨是有意的把革命與反革命,正動與反動的意義、界限和標準全部的顛倒過來,目的就在於愚化民眾。

六十多年共黨的所作所為,中國人是用血肉和性命的代價,終於明白和覺悟了;而令人失望絕望的十八大,更是讓中國人清楚了共黨自身根本不可能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即便共党進行了政治體制的改革,也與中國人所期望的能夠在政治制度的保障之下,過上有尊嚴的生活相差十萬八千里。

中國大陸需要的是徹底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是為了中國人生存有保障、活得有尊嚴,這個要求高嗎?其實一點也不高。每一個人天生就有他的權利和自由,誰敢虐待和鉗制,那就去革他的命,這也是上天賦予每個人的權利。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們的收聽,下次的這個節目的時間裡我們再見。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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