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凱:《論語為政》篇與普世價值

【新唐人2012年10月6日訊】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要想瞭解一個人不能只看其表面,比如容貌、言語,這些都是會騙人的,而人也經常被這些所騙。觀察一個人所做的事情,做事的方法,事後的成效,這樣一來就能全面的瞭解他了。普通人的內外表裡即便有所差異也不會太大,很容易就會被人識破。政府官員則不然,其內外表裡差異極大,極其容易迷惑大眾。因為政府掌握了大量不為人知的資訊,而對外開放的資訊都經過審定的,如此則造成了政府和民眾之間的資訊不對稱,這種信息不對稱會是天壤之別。尤其在專制國家,政府全面掌控出版、媒體、教育、學術,利用這些強大的宣傳工具很容易就能讓民眾上當受騙,達到其宣傳目的。識人最難的就是識政府,千萬不能輕易相信政府的宣傳,尤其是專制政府。要透過自己的慧眼觀察政所的所作所為,辦事手段,事後效果,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在自由、民主、法制的時代,出版、媒體、教育、學術都可以相對的獨立於政府,民眾的言論自由可以得到充分保障。政府受到法律和監督的限制,民眾的知情權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實現。網路時代,資訊的傳佈可以打破固有的時空限制,很多資訊都可以最快的速度傳佈到最大的範圍,政府所能把持的資訊越來越少了,很多政府不願公開的密檔也無可奈何的被人公開了。但是在專制國家,網路遭到封鎖,信息的暢通性大打折扣,無奈何民眾只能增加自己的智慧,觀察政府切實的所作所為。

在專制國家,政府的實際作為和宣傳必然是截然相反的,在一般時期宣傳雖說依然充斥著大量虛假資訊,但還會比較平和,特殊時期就離譜太遠了。各種奇特的言論都會出現,瘋話鬼話不絕於耳,恢詭譎怪變化萬千。這時候的宣傳主要任務是掩蓋不可挽救之事實和造神,使人心狂亂失去理性,以崇拜偶像為第一目的,其他完全可以不管不顧,多麼令人膽寒!所以說,要想瞭解一個人的真實狀況自己必須保佑獨立思考的精髓和不被動搖的理性,這樣才能清楚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在此還要真誠地勸諫那些想要以紙包火的諸君,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子曰:「君子不器。」

這裡的「不」是「丕」的意思,也就是非常。這句話的意思應該解釋為君子要有大用處,這體現了孔子的積極入市的思想。那如何才能成為大用處呢?對某一個人、某一個團體有用那不叫大用,對整個國家甚至整個人類有用才能稱為大用。只服務於個人或者團體未免範圍太狹小,這麼狹小的範圍只能是私用而不能成為公用,為私謀利很容易偏離公平、正義,君子是不能如此的。大用還體現在超越時間,眼光不能只盯住現前,還要考慮到將來。君子所做之事時間拉的越長越有用,影響越深遠越有用。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日,我們必須有國際視野,有全人類的胸懷。這種形勢下我們必須打破傳統的個人、家庭、國家的思想,尤其是傳統國家思想。政府的產生是爲了保衛某一地區的人權,如果政府不能完成這項最基本的任務那我們只能請它下臺反省。可是現如今我們很多人的思想還沒有轉過彎來,總覺得人要去無條件地保衛政府,這是非常顛倒的。個人的情懷只放到政府身上這絕對是小用,根本稱不上君子大器。我們一定要把情懷寄託在民眾身上,不光是本地區、本民族,還要擴大到全人類,實現全世界的公平、正義,這才叫做君子大器!當然,我們每個人的能力是極其有限的,要實現君子大器還要從自己所處的小範圍內做起,不能只會喊口號而沒有切實的行動。關注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真心誠意地去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問題,維護此時此地的公平、正義,絕不允許任何人破壞之。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如此才能實現君子的大器。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結黨營私叫做比,團結一致叫做周。臭味相投者往往容易聚集到一處,想法設法打擊其他,而不與大眾合流。這些人之所以不願意與大眾就是怕自己的私利得不到保障,這樣實際是把自己孤立起來了。爲了證明自己的正確,故意跟人唱反調,不依公平、正義的標準,爲了反對而反對,顛倒是非黑白公然與真理相違背。幾個狐朋狗友彼此支援,過分強調自己的特殊性而拒絕普世價值,唯恐天下不亂。爲了取得更多人的支持,肆意諂媚討好,如此下流無恥給人舐痔人家還不一定領情,反而背地裡還會罵這人是傻帽。君子則不然,以包容的心態實現普世價值,不必去逢迎大眾而大眾自會欣然與之為友。是比還是周,就看是否融入普世價值,普世價值就是道義、就是公理,拒絕普世價值就是拒絕道義、公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孔子所謂的異端無非是異於六藝的學說,學習這些是大有害處的。可是古代流傳下來的文化是真理的標準嗎?當然不是。六藝可能部份符合真理,但是絕對不可能代表真理,以此為標準去衡量其他思想是很不妥當的。人的認識能力是很有限的,一個人甚至一派人都不可能完全代表真理,所以必須包容不同思想,鼓勵百家爭鳴。尤其是在我們當今多元的時代,更不能以某一種思想理論為標準,污蔑其他思想為異端邪說,這是有悖現代文明的。在學術討論上有時候感情難免強烈,這也並無大礙,就怕政府把某種理論定位國家思想,在政府的威權下其他不同思想實在難以為繼。這種情況在民主制度的地區部太容易出現,但是在專制國家無一列外會確定某一理論為國家正統思想,這種思想是執政者所信奉的或者不信奉只是以此招搖撞騙。

孔子雖然喊出不可學習異端邪說,但是因為當時天下大亂,再加上沒有哪個諸侯國就真的採用了孔子的思想,所以百家爭鳴的局面還是形成了。我們擱置孔子所制定的標準不談,單就這句話來說是很有道理的。我們現代當然不可能以孔子的標準來判別異端正統,那應該以什麽標準呢?毫無疑問,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平等、法制是我們當今社會的標準,凡是不符合以上六項標準的思想可以判定其為異端邪說。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平等、法制,是保障人權的積極思想,具有真善美的特性,違背這六項原則就是踐踏人權,就是假惡醜。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平等、法制是現代文明的結晶,是每一個人都應具備的思想,沒有地域、種族、信仰、文化等等的限制。

現如今還有很多地區沒能夠實現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平等、法制,這實在令人萬分悲痛,這些地區是跟現代文明脫鉤的。我們考察沒有實現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地區無不充斥著巨大的貧富差距、階級對立、環境污染、道德敗壞、社會動盪,野蠻和罪惡時時刻刻處處在在都會爆發,這簡直是人類的恥辱。這樣地區的民眾是愚昧不堪的,政府是腐敗無能的,並且進入了不能自拔的惡性循環,民眾越愚昧無知政府越腐敗無能,政府越腐敗無能民眾越愚昧無知。民眾絕望透頂,而政府則以小商小販的心理統治民眾,能撈一把是一把。政府之所以拒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等普世價值是因為官員要壓榨民眾謀取私利,他們自己不是都把家人安排到了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國家了嗎?指望著政府改革根本就是幻想,只有民眾思想得到啓蒙這個國家才有希望,期盼著政府賜給民眾幸福簡直就是奴隸式的癡人說夢。

子張學幹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是孔子的弟子顓孫師,子張是他的字,陳國人,小孔子四十八歲。幹祿就是掙得俸祿,代指做官。孔子教導子張多聽聞自己不懂的,說話要小心,這樣就不會有太多過錯。多學習自己不在行的,行事要小心,這樣就就不會有太多的悔恨。孔子爲什麽要這樣教導子張呢?這完全不是一個合格的官員的行為標準,當然在專制時代這樣做會保住官位獲得俸祿,但是不會造福於民。孔子的做事風格是有溫和的一面,但是在行政方面孔子往往表現出宏大的氣魄,不知道這句話還有沒有上下文。

官員小心謹慎是沒有錯,但是絕不能無所作為。在專制制度下極其容易產生這樣昏庸無能的官員,因為官員的升遷要看上級領導或者君主的臉色,一旦觸犯上級或君主則官位不可保。民主制度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這種昏庸無能的官員上臺,因為官員的升遷不是由上級決定而是由選民決定,即使那些任命產生的官員也非要符合民意不可,領導任命一個昏庸無能的人會影響到自己的前途,輕者失掉下一任選舉,重者則會當任遭到彈劾。當然,在現有的民主制度下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昏庸無能的官員上臺,但是民主制度有非常良好的自我糾錯機制,一旦出現問題就會自我修復。

民主制度下,官員和議員必須竭盡全力創造政績,稍有懈怠就會減少選票,哪還容得你只想混點兒俸祿了事?官員和議員必須時時刻刻關注國計民生,發展經濟增加民眾收入,調整分配縮小貧富差距,完善法制實現公平正義,振興教育提高民眾素質,建立外交保障自由流動。我們考察歷史,凡是從專制走向民主的國家以上內容發展地都非常良好;我們比對現代,凡是仍然保有專制制度的國家以上內容都很糟糕。官員的素質會隨著政治制度的變化而變化,在專制體制下即便有能力也不得施展,只能壓抑在層層官僚管制之下,在民主體制下即便沒有能力也要披掛上陣,民眾逼迫你絞盡腦汁搜腸刮肚地建立業績。

在專制制度下,官員必然會走向貪汙腐敗,任何措施都不可能扭轉這個大方向。當然我們並不排除有個別道德極其高尚的官員,他們自律非常嚴苛,但這只是小插曲,改變不了主旋律,而且這種小插曲往往被主旋律壓抑地毫無生存餘地。權力毫無限制,官員腐敗了又能怎樣?官員倒臺只能是因為在權力鬥爭中失敗,權力鬥爭無論誰輸誰贏遭殃的只能的普通民眾,正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專制制度就是踐踏人權的工具,你要求它當菩薩這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官員不搞貪汙腐敗豈不是浪費了專制制度的優越性?當然啦,我們也不能否認在民主制度下也有貪汙腐敗的官員,但是其數量絕對沒有辦法跟專制體制下數量相提並論,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民主制度的特點就是權力的分散和制約,整個行政機構的權力被大規模地分散到了民間,而行政機構之間的牽制也是權力受到分散。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相互獨立相互制約,沒有任何一個人能掌握絕對的權力,沒有絕對權力也就不能為所欲為了。一旦官員貪汙腐敗,各方力量都會集合制裁之,根本沒有逃脫法網的可能。尤其是在自尋發達的今天,官員幾乎成了水晶人,其一舉一動都會被人所知,哪裡還有腐敗的空當?想要逃脫法網就更不可能了,無數雙眼睛都在盯著你,你能想出什麽方法逃脫?民主是廉潔的根本保障,在民主之外談廉潔根本就是妖言惑眾。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魯哀公,名將,魯國第二十六任君主,在位27年,根據謚法恭仁短折叫做哀。當時民眾肯定不服從哀公,所以哀公才有此一問。專制統治者總是希望民眾能夠老老實實不犯上作亂,永葆自己的統治地位。孔子跟哀公說,舉賢任能則民眾服從你,親近小人則民眾不服從你。孔子是想要哀公為民眾謀福祉,順應民意。可是哀公能聽從孔子這一套嗎?戰火紛飛的春秋時代,統治地位朝不保夕,如果不能富國強兵隨時都會被人消滅,所以統治者急需迅速增強軍力的方法。孔子心目中的直人當然是心存仁義遵守禮法的,這樣的人能讓諸侯在軍備競賽中立於不敗之地嗎?在殺人如麻的社會誰還會吃仁義道德這一套?此時的諸侯最需要的是軍事強人,否則難以自保。

在現代民主社會,民眾的力量日益強大,政府不能做到「舉直錯諸枉」就會迅速倒臺,這就是選票的威力。夏商周三代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統治幾百年,秦朝以後最差也能統治近百年,這在現代民主社會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所以,在專制體制下做到「舉直錯諸枉」是極其不容易的,因為「舉枉錯諸直」民眾也不能把統治者怎樣。民主制度本身就有一套非常好的人才晉升體系,各種人才都能有其用武之地,能真正實現「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因為民眾社會資源分配相對平均,幾乎每個人都有實現自我價值的可能性。專制社會則不然,資源大量集中在某一個人或者集團之中,而且從中央到地方層層減少,就像一個抽水泵從下往上抽取資源。越是下層民眾越是受到榨取,根本就沒有機會實現自我價值。人才的選拔只能看上層臉色,而上層本身就擁有很複雜的關係網絡,哪還輪得到圈外人士。實現「舉直錯諸枉」的最好辦法就是建立一個自由、公平、正義、平等的社會制度,不要再把希望寄託在英明的「君主」身上,也不用被所謂的伯樂發現。千里馬被繫縛在馬廄當中當然需要伯樂來發現它肯定它,但是如果千里馬能夠自由馳騁還需要伯樂嗎?想跑多遠跑多遠,想去哪裡去哪裡。懷才不遇這種情況只能發生在專制社會,在民主社會懷才根本就不必要知遇,即便服務於公司或者政府也談不上誰對誰有知遇之恩。個人和團體之間都是自由平等的,個人為團體創造價值團體為個人支付薪資,平等交換互不虧欠。雙方和則兩聚不和則散,沒有任何主宰與被主宰的關係。

孔子在這裡實際提出了國家的強盛根本靠人才,善待人才令其有用武之地才是根本的國策。可是在專制體制下缺乏良好的人才培養、選拔制度,只能使歷史不斷輪回往復,「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季孫肥,魯國大夫,根據謚法安樂撫民叫做康。孔子一項主張想要民眾怎樣,統治者自己就得先做出表率。在這裡告訴季康子,面對民眾莊嚴則民眾敬愛你,自己孝順慈愛則民眾忠誠,選拔賢能教導稍差的人則民眾勸勉。

我們現代民主時期對執政者的道德要求更加有力、有效果,在孔子那個年代他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基本上都實現不了,在以後的幾千年也同樣無法實現,原因很簡短,獨裁專制體制在作怪。民主制度下的執政者不符合民眾的道德要求就會失去選票,執政者因此不敢胡作非為。但是我們現代對執政者的道德要求跟古代會有所不同,比如孔子認為執政者面對民眾時要莊嚴,但是用我們現代人的眼光來看莊嚴只不過是執政者的個人風格,跟他的執政能力沒有關係,這一點在我們現代根本就不成問題。爲什麽古代的專制獨裁者希望民眾敬愛自己呢?家天下的社會統治者把民眾看做自己的兒女,自己就是大家長,是民眾的主宰,再加上儒家提倡孝道,統治者當然希望子女敬愛自己了。我們縱觀歷史,沒有哪個皇帝道德上是合格的,但是他們還要民眾敬愛自己,怎麼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造神,皇帝把自己打造成一位全知全能的人,宣稱自己是老天的兒子,是龍種,讓民眾崇拜不已。

孝慈本來是私人感情,但是孔子把它看做讓百姓忠誠的方法。這也反映了家天下的社會公私不分,天下的公就是統治者的私,統治者的私不是天下的公,反正不管怎麼說一切都屬於統治者。在我們現代不是說執政者不要孝慈了,而是說我們公民不能用這種私人的感情去要求執政者。在古代如此要求統治者可是事實上幾乎沒有能夠做到的,在民主的時代我們不必要求執政者可是執政者也都能做到。在現代,執政者的私人生活我們還是要嚴格要求的,因為這涉及到公權力,政府官員很有可能以權謀私,我們要求政府官員要公私分明。

政府選用賢能自然是好事,可是在專制制度下好事也會變壞事,凡是政府標榜什麽大家就趨之若鶩地追趕什麽,久而久之就會出現虛偽狡詐。在多元化的現代政府根本不需要標榜什麽東西,而且也標榜不起來了。思想大一統是違背歷史發展潮流和普遍真理的,評判人物的標準是多元的,人的生活方式是多元的,人的思想行為是多元的。政府再去標榜一個什麽東西豈不是螳臂當車?著實令人可笑。政府標榜一個東西無非是想讓民眾歸順自己,但是民主化的今天則剛好相反,政府應該歸順民眾。也就是說不是讓民眾「忠以勸」,而是讓政府「忠以勸」。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我們已經說過很多次,孝悌本應該是個人感情,但是儒家把它跟政治融合到了一起。這也反映出孝悌在當時並不流行,像孔子這樣的學者希望通過政治來推行之。另外孝悌是一種道德是一種文化,孔子致力於文化道德的建設還有另一層意義,就是以道德文化來影響政治。

道德文化是可以影響政府決策的,而且也可以限制政府權力,但這病並不是絕對的,其中的關鍵是道德文化要能夠自由開展,其發展方向應該由學術來掌握。學術文化是知識份子影響政府限制權力的唯一工具,也是保障人權的重要手段。當時孔子說「「《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恐怕也是很無奈的,因為當時的知識份子出路基本只有一條,那就是做官,但是又沒有哪個諸侯國肯重用孔子,好在孔子還能夠興辦私學藉以為生。我們現代的知識份子完全可以沒有孔子的那份無奈,多元的社會完全可以不去做官,自己專心搞學術恐怕要比做官還好一些呢。

學術文化能夠大發展進而影響政府決策限制權力還有一個大前提,那就是言論自由。人的嘴天生就有兩個功能,一個是吃喝,一個是言論。吃喝維持人的生理,言論維持人的精神,而人又是生理和精神的和合體,缺一則不能存活。由此可知扼殺人的言論跟殺害人的身體是同樣有罪的,是違反人類天性的,是對人權公然地踐踏。把知識份子賴以為生的言論扼殺掉還談什麽影響政府決策限制政治權力,品德高潔者只好孤守終生,卑鄙下流者就去充當政治走狗,這兩者都有其無奈之處,但是也都有其錯誤之處。沒有言論自由就要去爭取之,絕對不能姑息養奸更不能助紂為虐。知識份子要以寬廣的慈悲和巨大的勇氣來懲惡揚善,這是本分工作,不做就是失職。在專制時代,孔子都能夠跟諸侯分庭抗禮,在民主時代,知識份子難道還要畏縮不前甚至點頭哈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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