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29日訊】薄熙來已經進入歷史。他之所以被載入史冊，主要不是由於在薄穀開來一案中被切割，而是由於他對“唱紅打黑”的建樹。
有人貶薄是共產黨的不肖子孫。這不公平。他的確有無法無天的特點，但毛澤東何嘗不是？列寧公然把革命定義為“只依靠群眾的直接行動而不憑藉任何法律”，更是無法無天的開山祖。在他親手策劃和領導下，布爾什維克悍然解散了民選的全俄立憲會議，開創了紅色恐怖的天地。毛澤東對自己的無法無天津津樂道，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信史。薄熙來無非得了這些老祖宗的真傳而已。講到人品道德，毛澤東和斯大林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應該公平地評價薄熙來，他不是黨的不肖子，絕對是党的肖子，惟妙惟肖，肖極了。
說到黨性，誰超得過薄熙來？唱紅就是跟黨走，打黑就是和黨認定的敵人作殊死的鬥爭。這是最高的革命性，最強的紀律性。薄熙來身體力行，早在少年時代，在毛澤東的蠱惑下，就同被毛指控為“叛徒”的老爸展開了你死我活的鬥爭。這種天真無邪的革命性和組織性，誰比得上？
必須指出，把重慶模式概括為“唱紅打黑”，意味著薄熙來終於吃透了一黨專政制度的精髓。站在党的領導的立場上，唱紅就是唯黨獨尊，打黑就是鎮壓異己。
對芸芸眾生來說，唱紅就是必須絕對服從党，打黑就是心甘情願為党充當打手。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有唱紅打黑則一黨專政存，無唱紅打黑則一黨專政亡。至於其他的東西，不屬於制度這個根本，反正是第二位的，雖有一定的重要性，畢竟沒有你死我活的衝突。比方說，毛澤東的政策和鄧小平的政策之間，斯大林的政策和希特勒的政策之間，無疑也存在著優劣高低之別，但都在為各自的一黨專政制度服務。
因此之故，在蛋糕如何分配，總量做大做小，以及公租房和城鄉戶口之類問題上，薄熙來並不僵化，有相當的靈活性。這是他能夠在一定範圍內籠絡人心的地方。但是，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條命根子，薄熙來抓得很緊很緊。他高舉“唱紅打黑”的大旗，揚刀立萬，作威作福，寸步不讓。這是什麼？這就是薄熙來模式，或曰薄熙來主義，也是二十一世紀的毛澤東思想。“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誠然不是新發明，但是，化腐朽為神奇，把面目猙獰的反人類的哲學打扮為神聖的革命真理，薄熙來厥功至偉，誠不可沒。
有人辯解：“紅就是真理！黑就是犯罪！”真的嗎？“黑九類”什麼時候有了法律的界定？“全國一片紅”分明是史無前例的浩劫。治國離不開明確的法律概念，用不著浪漫主義，用不著切口隱語，不允許偷樑換柱。唱紅的特異功能是指鹿為馬，麻醉人民，神化領導：把沒有選舉的“奪取政權”，神化為“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把全民貧困化無產化，神化為“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把貧富鴻溝，神化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把踐踏人權，神化為“維穩”；把無法無天，神化為“偉大光榮”；當然也就順便把薄熙來本人，神化為新救世主。
打黑的特異功能，是藉以解決法律無法解決的難題。它能叫人發瘋發狂，黨指向哪里，群眾就打到哪里，打右派，打反革命，打自由化，打普世價值，打上訪者，打維權者，打律師，打一切膽敢不服從党的領導的人，打薄熙來的眼中釘，往死裏打！只要從娃娃抓起，天天唱紅打黑，人人麻醉瘋狂，最高權力就必然一世二世千世萬世代代相傳，千秋偉業，帝基霸圖，盡在薄熙來“唱紅打黑”四字真言的神機妙算之中。
即使在共產黨的主流輿論中，也早有高明人士期期以為不可。唱紅者，黨八股也。林彪提倡天天讀毛，宣傳部長陸定一就很不以為然。陸定一反駁林彪說，美味如雲南火腿，天天吃也叫人倒足胃口。輪到宣傳工作，林彪的經驗哪里及得上陸定一？天天打黑，就是天天搞文化大革命。和諧對社會穩定的重要性，薄熙來的閱歷哪里比得上總書記？無怪乎即使在薄熙來如日中天的2011年，即使“入常登基”的呼聲塵囂甚上，有識之士仍然砥柱中流，不朝聖，不取經，不喝彩，難得啊！（在應酬出席逢場作戲的人士中，情況也複雜得很。專靠打黑起家，靠唱紅吃飯的哥們，大概並不多。）
十八大面臨兩種選擇：要麼和薄熙來捆在一起，要麼跟他切割開來。若不願意在薄熙來的陰影下召開，不妨從悄悄停止唱紅打黑開始。如果光明正大地和薄熙來的唱紅打黑相決裂，當然更可貴，更值得大家熱烈歡迎和堅決支持。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