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6日訊】人類崇拜太陽。
有人說，太陽送給地球的第一份珍貴的禮物，應當是土壤。
若干萬年前，當地球上的冰川消融後，南行的風，捲起冰積物中的黃色粉土，紛紛揚揚地灑滿了地球中緯度的表面。
這茫茫一片黃色豐厚的土地，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老家。
面對這片支離破碎的高原，的確難以想像，遠古那充滿魅力的聲勢浩大的黃帝族的傳說，竟然就發生在這漫天遍野溝壑縱橫的黃土地上。
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是面朝黃土，背向青天，土裡刨食。土地是命根子，是傳家之寶，是人生的全部意義。
幾千年的文化，都凝聚在這黃土裡。於是，它就顯得很神秘，彷彿包裹著中國人的心魂。
研究古文化的學者們提出過一種說法，黃帝的帝字，可能是土地的地字，黃帝就是黃色的土地，也就是中國人常愛談的那個「皇天后土」的后土，意思是地母。
由此看來，黃帝被尊為中華民族的祖宗，乃是黃土地的化身。是的，你看那黃土高原上的中國人，生於黃土，長於黃土，身上沾濡的也是黃土。吃的是黃米，黃豆，住的是黃土山下挖的窯洞，喝的是黃泥湯的水。古時候的人，位至九五之尊，當了皇帝，就要穿黃袍，走黃道，住的是黃色玻璃瓦大殿。死了以後呢？統統都赴黃泉。
因此，世界上其他民族對土地的崇拜，都不及我們的祖先那樣虔誠，那樣隆重而深刻地把它烙印在自己的文化和心理之中。
黑格爾曾經說過：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地上，把他們捲入無窮的依賴性裡邊，但是大海卻挾著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有限圈子。這種超越土地限制，度過大海的活動，是亞細亞洲各國所沒有的。
今天的中國青年，也許會責怪我們的祖先：你們為什麼那麼眷戀大陸，始終不能超越土 地的限制走向大海呢？
這就是歷史的命運。
……
──摘自《河殤》第二集命運的片段
（一）
翻開歷史長卷，在浩瀚波瀾的人類社會文明進程中，物種的起源，生命的進化，政權的衰亡、朝代的更迭、人的生老病死、季節的四季輪迴以及太陽的東昇西落，就像天空飄過一片云，身邊刮過一陣風，輕輕而過，匆匆而去。然而，春去冬來，花開花落，生命卻息息不已，死死相續。歷史在前行，社會在進步，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發展趨勢和必然定律。那麼，作為滄海一粟的人類生命，又如何在浩如煙海卷帙長河裡奮發圖強，推波助瀾，塑造文明，展顏未來。
人生來就是一種矛盾的動物，靈魂就是這種矛盾的載體，而人恰恰又是破壞自然生態和殘害動物生命的罪魁禍首，也是人類社會主要矛盾的始作俑者。生命因自然而存在，自然因和諧而生機，文明因人而生輝，世界因人而精彩。人類歷史的進程猶如一個人的一生，從幼年到老年，世界歷史從「東方」到「西方」。自由，是生命的主體；也是人性煥發，本能騰躍；更是生命的靈性暢想，靈魂光芒，思想光華。人類歷史是自由精神的進步過程，終結是自由的實現，起點則是一個自由精神尚未開的、物質的、奴役的社會。歐洲代表著歷史的終結，而東方的中國，則代表著歷史的開端。中國文明根本沒有意識到自由精神，所以它永遠滯留在歷史的門口。
進步與自由，是西方世界現代文明發展中的核心概念。中國作為「他者」，正好確定了這兩個核心概念的對立面：停滯與專制。中國是進步秩序的他者──停滯的帝國；中國是自由秩序的他者──專制的帝國。
西方人首先發現中國歷史悠久，然後又發現中國停滯在自己悠久的歷史中了。4000年前中國就有了先進的文明，而4000年後，中國的文明卻遠遠落後於西方，尤其在二十一世紀信息文明的今天，這個自詡千古文明道德仁慈的泱泱大國甚至落後於一些非洲的國家了，中東北非的民主革命和社會文明的進程就是一個現代版最為生動、有力的見證，卡扎菲的終結表明世界將進入一個人性閃耀文明博愛的嶄新時代，民主自由更加深入人心，凝聚力量，邁步前進。在中國，你可以看到中國的歷史，也可以看到歷史中的中國。
（二）
歷史的東西，只有在歷史中才能理解。實際上，東西文明的各自特點，以及它們的真實關係，都已清晰地刻在人類的發展史中，鑑照世界，引領未來。
西方人在歷史變革中闊步前進，而中國人卻停滯在五千年文明內自欺沉醉。歐洲在進步，從自由的希臘戰勝波斯暴君到自由的法蘭西將自己的國王送上斷頭台，歷史一直活躍在生機勃勃的衝突與創造中，西方文明之花遍地盛開，民主自由欣欣向榮。而遠在東方，中國卻在歷史輪迴中苦苦掙扎，這個歷盡文明滄桑匍匐而步蹣跚走來的中華民族，且歷經無數次民變兵叛的農民起義以及辛亥革命和八九民運的浩蕩卷帙熱血燦然的偉大國家，卻始終跳不出專制的魔窟，總是走不出歷史的宿命，最終滑稽悲慟的落入了農民暴動的厄運，牢牢緊緊攥在共產革命的暴政手中，變相踐踏，肆意蹂躪。文明進步的歷史在這個古老而偉大的國家裡早已停滯了，人類精神被窒息在愚昧與暴政之中。
西方人的文化是一個充滿著民主、自由、平等和博愛，充分展現人性，所以生氣勃勃，欣欣向榮。
西方自希臘人走第一條路就有許多科學、哲學、美術、文藝發生出來，成就的真是非常之大！希臘精神的核心，就是自由，表現出的就是他們對一切知識和變化的欣喜。獨特，成了他們個體生存和各種哲學特徵。正是因為希臘人這種對世界的不同於我們的感覺，才使得希臘文化在他的後期，終於讓人類的思想進入了邏輯思維的理性時代。
歷史總是不斷推動人類向前發展，歷史是傳遞文明促進發展的動力，歷史照亮人們挺身前行。在波瀾壯闊驚濤駭浪的社會歷史變革中，西方人總能把握住人類歷史進步鏈鎖的最後一環，他們在歷史雷鳴咆哮的狂風暴雨中總會看到新世紀的彩虹，哪怕是生命最後的時刻。而中國人卻在漫長的千古文明內始終如一沉醉在自己停滯的歷史中陷入一種「可恥的無所作為」的狀態，甘願當一個被專制馴服的奴隸賤民和精神奴儒，甚至甘願做一個專制助紂為虐的奴才走狗，錢禽人獸忍辱偷生在一個原生狹窄相互摧殘的空間內任由一個西來幽靈的盤踞、欺騙、訛詐、剝削和劫殺，浸泡在一種極端邪惡喋血殘忍的毒素文化裡變異、內訌、互殘、變質、腐朽、潰爛和沉淪。
進步是啟蒙精神的核心。進步使人從野蠻進入文明，而停滯則使人從文明退化到野蠻。歷史已經印證了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退化到野蠻的可怕後果，尤其今日中國，無論從精英到草根都已沉溺其中，習為常態，而且也只能觀水流舟和隨波逐流了，中國社會的畸形怪狀，中國人的精神價值觀已經進入了一個令人不敢想像讓人心寒的殘忍和冷漠的時代，人們被這個空前毫不人性的殘酷、冷血和怪誕的社會現象迷惑和喪失得找不到自己了。然而，這一切的禍患惡果都有其深惡堅固的根源，尤其是49年後的新中國，從「五七反右」、「文化大革命」、「八九民運」到「汶川地震」、「723動車事故」、「小悅悅慘劇」等等都讓近十四億中國人哀莫大於心死。小伊伊剛站起來，小悅悅卻倒下來了。小悅悅的慘劇給我們中國人講演一堂深刻沉重的中國特色文化道德文明的人性課題，是一個標誌著當代專制中國扭曲人性扼殺人格的野蠻文明的標竿，也是一個當今中國社會被西來邪靈的毒素文化所浸透的人性變異生命變質進而徹底潰爛和沉淪的主要原由，更是一個震驚世界恥辱國人冷漠殘忍文明退化的野蠻中國，令人目瞪口呆撕心裂肺，讓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慄。小悅悅的不幸，18個路人的冷漠，殘忍和冷酷的慘劇赤祼血淋展現在中國，這不是人心冷漠，是現實讓良知和正義者的心冷漠。邪惡扼殺了這一社會的公德心。小悅悅的死，披露了這個邪惡籠罩下的中國的冷酷，揭露了這個惡魔打擊「好人」、「助人為樂」、「仁人志士」、「見義勇為」等傳統和進步意義上的真理和正義的行為，並塑造出來的當今中國特色的病態社會和魔變了的神奇中國人。這個邪惡統治導致整個中華民族道德底線的徹底喪失，已經使或正在使每個人變成唯利是圖、自私、貪婪、殘忍、冷血的動物。小悅悅受到的冷漠待遇只是繼「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等毒食品之後活生生赤祼祼的又一例而已。一個具有如此悠久歷史的民族，在同樣悠久的可怕的暴政與愚昧中，尤其是在當今這個特色十足暴政空前的新王朝的嗜血殘忍中，喪失了中國人的人性，喪失了中華文化之根，所以，也喪失了任何進步的能力。歷史明鑑，中國是一個文明封閉腐朽僵化的皇權制度帝國，兩千多年以來一直如此，尤其是二十世紀中葉後的60多年中，專制的黑暗邪惡，暴政無遺，搜刮民生，箝制思想，扼殺自由，踐踏人權，蹂躪生命，變本加厲，絕後空前，僅僅半個多世紀內就禍害了幾千萬條人命，如此摧殘生命，泯滅人性，人類聞所未聞，世界史無前例。
文明的發展在中國早已陷入了停滯，特色的轉身使中國走向了邪惡。由是，中國是一個停滯在歷史的過去或者說已經墮入野蠻的國家。
進步是永恆的，停滯就意味著死亡。
（三）
當一個民族幾千年都在歷史的輪迴中漫遊自欺，匍匐而行，或原地踏步，當一個邪惡幽靈被別人徹底拋棄，而我們中國人卻拾在嘴內抱在懷裡細嚼慢嚥精心呵護的時候，可以想像這個國家會是什麼樣子？也可以想像這個國家的人民又會是什麼樣子？
一個曾經使馬可波羅驚嘆不已的東方大國，一個讓歐洲君主驚恐地虛構出「黃禍論」的龐大民族，也曾經令蓋世無雙的拿破崙警告西方不要去驚醒的一頭睡獅，為什麼會在近代衰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呢？為什麼我們遼闊美麗富饒的神州曾如「大象」一樣龐大健壯卻縮變成了今日肌瘦孱弱的「公雞」板塊形象？為什麼我們中華歷盡無數次民主抗爭和生命熱血推翻了兩千多年的皇權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卻又被西來邪靈的專制復辟和盤踞使億萬萬同胞再一次絕望淪落為奴隸賤民？為什麼我們民族經過了十四年的浴血奮戰終於擺脫了亡國滅族的偉大衛國戰爭的危機之後，卻又在國共內戰中相互摧殘，割裂中國，割據一方，而且時代的魔獸梟雄專制暴君以勝利者的獨裁狂人居然在欺世謊言暴政嗜血中自稱自己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和覺得自己非常之強大的以及其繼任的皇孫們在流氓邪惡搜刮民脂民膏的變相華麗轉身中也自吹自擂自己多麼多麼的和諧發展、盛世輝煌和復興中華的呢？而然，歷史的今天，我們依然痛苦沉重地看到近十四億特色非凡神奇無比的中國人悲賤不堪絕望無奈地受活著！為什麼居住在這片遼闊肥沃的黃土地上的炎黃子孫在漫長時間裡始終跳出不了專制的魔窟總是走出不了歷史的宿命而且在一個中華五千年歷史上前所未有即將再一次墜入滅族亡國的前兆關頭卻依然自欺沉醉昏睡沉淪？而恰恰相反的是這一次沉淪亡兆卻是內因而非外因！
人間正道是滄桑，民主自由甚茫茫！共和之路在何方？可嘆，可憐，可悲的華夏子民們啊！歷史的宿命，民族的悲風，如此恥辱不堪，這樣悲苦天下，確鑿讓人寸心悲憤，痛心重淚，沉痛激切。嗟呼！痛我華夏，悲我中華！不可思議，百思不解的是我們近十四億炎黃子孫依舊繼續事不關己，視而不見，漠然置之，軟弱無力，麻木不仁，昏睡沉淪……
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古老的民族，中國人卻是一個神奇特色的人種。在民族感情上，中國人總有這樣一個誤區：似乎近百年的恥辱，只是一種光榮歷史的斷裂。自從一八四零年以來，總有人用千古的榮耀和偉大，以文明的自欺和沉醉，來掩飾自己的貧窮和落後，來辯護自己的愚味和無知，來寬恕專制的邪惡和禍患，來縱容暴政的殘忍和嗜血。
中華文明，炎黃子孫，在近一個世紀的血腥厄難和思痛沉重中，好像總需要有一副古老而悠久的安魂劑聊以自慰，從每一個驚嘆世界的歷史遺址裡，從每一次昏睡沉淪的歷史回望中，似乎從中能獲得一點安慰和滿足，進而沾沾自喜，卻忘卻了自己依舊處在一個歷史輪迴中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而且是在一個換了皇帝新裝的新王朝的欺世謊言竊國盜名陰毒馴獸和諧盛世的暴政中逐步走向沒落、潰爛和消亡。
中華五千，華夏文明，這一回真的全盤沉淪了。
歷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畢竟都已成為昨天的故事。今日的華夏子民，人性被扭曲，人權被踐踏，生命被蹂躪，道德文明和精神靈魂徹底埋葬在謊言、暴力和金錢的和諧社會裡。文明的沒落，歷史的沉船，從紅太陽高高昇起的那一刻就開始在東方的盛世光環中顯山露水了……
文明的悠久與停滯是一個問題的兩面：當歷史悠久同時意味著歷史的停滯時，榮耀也就變成了恥辱。
中國人的確是世界上神奇非凡獨一無二的人種，這些被關在豬圈內蝸居的人群自認為與猶太人一樣聰明絕頂的龍的傳人，卻沒有猶太人的智慧、博愛、團結、決斷和勇敢，而在漫長的歷史長河裡孕育著一種富有特色的華夏文明，一種停滯在歷史門口的自家文明。
中國文化是人對人的問題，其人生態度轉而向內向裡向心用力的態度，一切從心出發（自我為中心，自身的理性，本身就是一種狹隘和自私）。中國哲人對人類本質和統治人類的那種力量──權力──所做出的解釋卻與西方哲學家迥然不同，中國精英對專制本質和扼殺人性的那種邪惡──暴政──所精心的辯解和呵護卻令人不可思議，正是這種固有的特色文化，這不僅塑造了中國人的基本人格，同時也決定了我們今天的狀態。這種由於歷史文化土壤含有原生滲透加外來邪靈的毒素，在皇權傾覆的地方生長出來的東西總是歪歪扭扭，不倫不類，葉子不像葉子，樹幹不像樹幹；這些在豬圈內終日昏睡渾身無力任由宰割的奴隸賤民，孕育出來的生命總是肌瘦孱弱，愚昧無知，頭腦發熱，感激涕零，跪拜連天，魂體伏地……這種豬狗不如，牛馬不是，豬狗不像豬狗，牛馬不像牛馬的禽獸生活，最終在馴服感恩中轉化為忍辱負重知足常樂沉醉在一個人妖犬媚、聲色狗馬、豬狗牛馬不相及的一種另類世界和諧幸福的動物莊園內了，而且，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些聰絕頂的人居然在狹窄的和諧的空間爾虞我詐，相互摧殘，錢禽人獸，群魔亂舞……
專制籠罩下的中國，邪惡控制的社會，制度是營盤，朝代是流水，皇帝是大兵，官吏是狼犬，百姓是豬羊！這營盤、流水、大兵、狼犬、豬羊的辯證關係是中華民族兩千多年歷史的鐵則。
（四）
命運皆因前定，冥冥定數中的歷史宿命，深深地紮根在這片古老的黃土地上。停滯的中國、神奇的中國人由此而來，漫長頑固，特色超凡。
是什麼使我們的中華民族為今日的華夏子孫創造出來如此驚人、燦爛、輝煌、偉大、光榮、正確的特色文明，讓我們這些炎黃子孫受盡苦難，忍辱負重，知足常樂，河蟹幸福，而且在漫長的歷史裡一直徘徊在自家的門口？為什麼我們總是在停滯輪迴中看到歷史中的中國？讀過歷史的人一定醒悟釋然，瞭解歷史的人大概都知道「方孝孺和布魯諾之死」的原因，也應該熟悉王安石和司馬光的精彩絕倫的故事。從方孝儒和司馬光的身上可以看到一個民族文化的性格和基因，也可以找到歷史輪迴的宿命和答案。歷史明燈，鑑照未來。
生命苦短皆前定，遺傳基因是根源。一個人是這樣的，一個民族也是這樣的。方孝孺和布魯諾之死體現出中西文化的二元對立和區別，也決定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歷史命運。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發展根源，有機和無機物質都如此，生命也如此。皆因朝向，所以死有二態，泰山之上，鴻毛之下。
方孝孺和布魯諾相隔千萬里，時差兩百年，卻都遭受了慘絕人寰的極刑：方孝孺被「磔於市」，也就是當眾分裂肢體；布魯諾則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燒死。雖然兩人皆為威武不屈的殉道者，但所殉的「道」卻大不相同，中西方文明的巨大差異也由此顯現。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為皇太孫允炆的老師。由於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後由皇太孫繼位，就是短命的明惠帝，方孝孺理所當然地成為顧命老臣之一，儘管他年齡並不老（死時才45歲）。後來，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為明成祖，惠帝則「不知所終」。當時的大臣投到新皇帝一邊的，方孝孺等則死保舊皇帝。那時最重要的刑罰是滅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處是「死十族」，那第「十」族是和他沒有血緣關係的學生。朱棣奪位成功後，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基詔書。方拒絕，投筆於地，又哭又罵，說再強迫他寫，他就寫「燕賊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對他說：「汝獨不顧九族乎？」方說：「便十族誇我何？」於是他的門生多人也被「收斬」。
據史書載，僅方一案，受株連而死的有八十七人。
方孝孺死難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紀的開始。那時，文藝復興的朝陽正在歐洲慢慢升起。先有1401年德國人庫薩率先破除「地球中心論」的托勒密體系，後有100年後波蘭哥白尼的「日心說」問世，緊接著布魯諾誕生於意大利（1548），發展了哥白尼學說，並提出「宇宙無限論」。 布魯諾的一生既坎坷又豐富，既是詩人又是哲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才華橫溢，著述甚豐。他的宇宙觀與庫薩和哥白尼一脈相承，在當時，他所堅持的宇宙觀，既不容於舊的天主教，也不容於堅持亞里斯多德教條的新教。因被人向宗教法庭告發傳播異端邪說，布魯諾於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審，後來又被引渡到羅馬。他在羅馬獄中受審訊長達8年，種種辯護都無效，羅馬教廷給他的唯一出路是公開、無條件地否定自己的學說，這點他堅決拒絕。最後被判處烙刑，臨刑前舌頭被夾住，足見他的言論有多大的威懾力。在向他宣讀判決書時，布魯諾有一句名言：「也許你們判決我時，比我收到判決時更感到恐懼。」不過布魯諾只一人殉難，未株連到其他人。同屬黑暗的社會，中西方文明的泯滅人性殘害生命濫殺無辜如此迥異。
從方孝孺到布魯諾殉難的200年中，歐洲在政治、哲學、科學、宗教、文學、藝術等學科領域，瀰漫著一種強烈的張揚個性、反控制、反禁錮的氣氛，這個大繁榮、大發展是在民間社會興起、人性得到解放的基礎上取得的，而且完成了源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發生了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結束了神權統治，民族國家成型，為17世紀的理性主義和啟蒙運動、18世紀的工業革命掃清障礙。
反觀這200多年的中國，無論是生產方式還是上層建築或是人的觀念都沒有本質的變化。明朝在內部殺戮、爭鬥中，在宦官、權臣、昏君專政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諫之士人頭落地中走向衰亡。到1644年，崇禎皇帝自縊，滿清入關，士大夫或殉舊主或投新主。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過是又一次改朝換代，重複著大同小異的歷史，憑據的還是大同小異的道統。天空還是那片天空，地獄還是那個專制黑暗的地獄，中國還是那個千古不變的君主帝國。
專制王朝的歷史輪迴，中華民族的儒教文化，中國人的人格訴求，通常與人的本性都很遙遠。方孝孺認為君主（自己主子），比自己的生命重要，這是方孝孺的自由，倘如他還能說明白，君主的利益為何要比一般人的生命重要，那我們就不能不佩服方孝孺的人格了，也不得不驚嘆千古中國的道德文明了。
就抽象的個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魯諾都是錚錚鐵漢，為捍衛自己認定的「死理」寧死不屈。但是他們各自捍衛的「道」和「理」卻有天壤之別。對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來說，地球就是圍著太陽轉的，這是他們已經發現而且堅信不疑的事實，國王、教皇都無法改變，這就是科學。與此有關的人在壓力面前表現不一：哥白尼懾於可以預料的壓力，遲遲不敢公開其發現，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發表；伽利略有堅持也有妥協，在教會的淫威下也說過違心的話；布魯諾則剛正不阿，甚至為此送了命。但是無論怎樣，他們還是公開說出並論證了自己的科學發現，他們的歷史貢獻是與先進的科學思想聯繫在一起的，他們個人也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燦爛群星之一，也是推進人類社會歷史文明的擁有強烈責任心的良心人士和真理志士！
正是他們這種崇尚科學堅持真理的精神，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點燃了文藝復興的火種，驅趕著中世紀的黑暗。也正是像布魯諾這樣生命風骨精神勇士一樣的無數人文主義者的歐洲人揮舞著自己的旗幟，以「人性」反對「神性」，用「人權」反對「神權」，響亮呼喊出了自己的心聲：「我是人，我擁有人的一切特性！」他們用鮮血和生命反抗黑暗勢力對人的奴役，反抗教會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控制，他們歌頌人的智慧和力量，讚美人性的完美與崇高，反對宗教的專橫統治和封建等級制度，主張個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發揚人的個性，要求現世幸福和人間歡樂。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浩蕩卷帙，給人類灑下一片燦然，給世界帶來無限光明。
恩格斯曾經高度評價文藝復興運動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
所以說，文藝復興拯救了人類世界，推動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指明人類生命希冀曙光的燦然心燈。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使處在傳統神學束縛中的人得到瞭解放，人們終於認識到，人是一個獨立的具體存在，不是教會（國家）的附屬物；人的意志為人所獨有，它不是國家意志的延伸；沒有任何東西比人更大，即使國家也不比人重要……這既是文藝復興之因，又是文藝復興之果，沒有這個東西，任何別的東西都不可能存在。
方孝孺維護的是什麼呢？是朱元璋的孫子還是兒子當皇帝？這裡面有什麼顛撲不破的真理嗎？於國於民究竟有什麼區別？何況這甚至不是改朝換代，明朝還是朱家天下。如果方孝孺在生死面前敢於衝破傳統觀念，創造歷史先河率先向朱棣提出廢除君主帝制實行民主制度還政於民，那他必定成為世界歷史上一位千古絕唱的歷史變革人物，而且名垂青史。遺憾的是，截然不同的是他的「忠義」卻是建立在一個僵化腐朽封建專制的儒教文化上進而鞏固和延伸，對中國和世界文明沒有起到什麼根本實質性的進步作用和歷史意義。一個不明而喻的「道」和「理」卻在歷史與現實的鑑照中清晰釋然，難怪西方經過文藝復興和啟蒙文化後迅速走在世界的前沿，引領人類走向光明。
歷史的確是生命中一盞永不熄滅的心燈，照耀人心，照亮人間。從個人情勢來看，方孝孺固然可同情的，尤其是他的「忠義」，他不是自己找死，是被幾千年洗腦的儒家文化害死的。儒家思想是一種僵化陳腐、窒息人性的固守文化，這種陳腐思想卻深深地烙印那些被專制邪靈文化附體於奴儒精神的人的靈魂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一個非常殘忍十足冷血的皇權意識，而且沒有人性。這也是一個老套，而又古板的政治理念，造就了不平等的社會。君王不管多麼荒唐，作為臣民只有忠心的份，絕對不能夠進行任何形式的評估，更別說是批判了。這不但抹殺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批判精神，也扼殺了個體生命自自思想的靈光，可惡十足的是還把全國的臣民變為了君王的奴才，只是作為一個受氣包而已。
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是儒家思想更卑鄙的理論還在於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且這種成分劃分是與生俱來的。儒家思想這種窒息人性的洗腦文化，要數孔子的這個訓條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就是說，沒有統治者的允許，人民是不能去看、去聽、去說話、去行動的。
進步與自由，不只是西方社會文明發展的核心概念，也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核心概念，如果一個民族總是沉醉在一種殭屍文化裡手舞足蹈，魂體附地，如果一個國家願意做進步與自由秩序的他者，那麼它的命運注定是停滯與專制，是一種一切行為準則總是和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總是和普世價值水火不容，總是和人民的意願背道而馳，總是和宇宙的真理和大自然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它永遠滯留在歷史的門口，必將走向衰落和消亡。進步，讓人看到希望，自由，令人生氣勃勃。在民主社會裡，只要不違反法律法規所指明的條款，人們就可以做他們想做的事情、看他們想看得東西、說他們想說的話。如果人們做的某些事情會引起新的社會問題，那麼新的法律條款就必須因應而生。在新的法規出台之前，人們的行動應該不受制裁。所以文明國家裡的法律是對人們行動的具體制約，而不是指明人們如何行動的行為準則。孔子的教條與此恰恰相反，它規定人民的一舉一動都必須符合專制權貴集權制定的行為規範，它是束縛人民行動和思想自由的枷鎖。而歷史上專制統治正是得益於這個思想。長期以來，全國人民只接受一種教育，只有「一元化」統治思想和管制社會，這種挖空心思千方百計把人民關一個籠子內進行嚴酷的管制和凌辱，箝制思想，扼殺人格，踐踏人權，蹂躪生命，我行我素，為所欲為，簡直就是禽獸世界。這樣的一種違背生命倫理泯滅人性的邪惡制度，必然只有讓人與上保持一致的意識形態，只有按照上面規定說話做事的指示，而絕對不允許人民懷疑和批評。孔子的這個思想，不但徹底扼殺了中國人的創造性，還為統治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奴才。
方孝孺就是一個中國典型的儒尊奴才，只不過他是一個比較有骨氣的奴才而已，他的這種儒家思想的忠孝，本身就是很荒唐和荒謬，可以說是反人性。一個只忠孝於君主，而且是在一種催生奴性的儒家思想，對中國兩千多年來專制制度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甚至助紂為虐，被儒家思想深重毒害的中國，正是產生邪教和發展邪教的溫床。中國歷史上像方孝孺這樣浸透儒毒思想的人數不勝數，正是這種奴儒精神使專制統治得益於類似方孝孺這樣千千萬萬的中國人腦子里根深蒂固的奴才意識，而且精神可佳，忠貞不渝。這種僵化頑固的奴儒精神不重客觀真理，只重虛偽的人倫關係，通篇大論都是空談的道德仁義，以及如何在人際間尋找平衡與和諧的儒家理論，就是這樣「絕妙」的把高尚道德情操和對某一個人的愚忠扯上關係，害死的又何止一個方孝孺……
（五）
道德與邪惡能扯得上關係嗎？尤其是在一個專制黑暗的社會制度裡，道德還能存在嗎？歷史命運總是與民族前身緊連在一起，什麼樣的民族文化就產生什麼樣的人文精神。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和聰明才智，的確令人不可思議，歎為觀止。再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那時的希臘數學家阿基米得正在埋頭研究、發現一條一條的幾何定律。據說國王曾叫他辨別工匠製作的金王冠的純度，他在洗澡時因偶然發現浮力原理而欣喜若狂，一聲「尤里卡（意為『我知道了』」穿越時空，成為不朽的天籟。當其時也，中國熱門的新學是「縱橫學」，蘇秦、張儀等正奔走於七國之間，憑三寸不爛之舌，向居王位者兜售他們的謀略，極盡縱橫捭闔、權謀計術之能事。其實戰國策士們那種下棋般一步一步揣摩對方的反應，再決定對策的「彎彎繞」，現代的博弈專家跟著轉起來恐怕也很吃力。這種思維的路數其實與幾何學推理是一致的，只是用處不同，結果也就不同。中國人的聰慧和心智功載千秋，難怪中國數千年以來何以只有蘇秦式的智慧，而且吃香喝辣，成為人人追偶和羨慕的時尚寵兒，「權術」文化的精雕細刻、爾虞我詐和遊刃有餘，一片欣欣向榮，錦上添花。讓人驚訝不已的同時，也真令人難以置信，一個號稱千古文明道德仁慈和智慧非凡的中華民族，中國人對人類心理的豐富瞭解，卻沒有創造出一種真正的心理學。
同樣的道理，從我們大家比較熟悉的一個事例得到解答。王安石和司馬光的故事，就是一個中國歷史上最富有爭議最有特色的民族前身，也是一盞照耀中華的歷史明燈。
大宋帝國，應該說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巔峰時代，肯定是當時全世界最富裕、最發達的國家。舉凡農業、手工業、商業、國際貿易、城市發展、科學技術進步、生產工藝改進等等，無一不是最輝煌的時期。如此花團錦簇一般的文明昌盛，在中國歷史上呈現出難得可貴的輝煌一章。正是這樣時期造就了一大批歷史上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大部分都是如今我們比較熟悉和敬慕的名家：寇準、梅堯臣、范仲淹、晏殊、歐陽修、柳永、晏幾道、曾鞏、司馬光、王安石、蘇東坡、李清照、陸游、辛棄疾等等大放異彩。大宋帝國，星漢燦爛；他們雅歌投壺，詩酒唱和，光風霽月，文采風流；可能他們誰也沒有想到，自己已然處身於中國文化的最高峰處，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反觀今日中國，而且是在人類信息文明的今天，到處卻呈現出琳瑯滿目的喪失人性愚昧洗腦的毒素文化，猙現的是雞鳴狗盜為虎作倀的一大批奴才犬儒和走狗幫兇，中國依然是一個禁錮思想、扼殺自由和流氓邪惡的專制社會，半個多世紀以來卻沒有造就出一個真正的名家大師，尤其是思想大師。望古興嘆，我們自慚形穢！
大宋帝國經濟文化的繁榮昌盛，在中國歷史上值得可寫一章。然而，高處不勝寒，皇帝和他的大臣們卻憂心忡忡。他們最清楚，在這繁花似錦的後面，國家積貧積弱之勢已成定局，且已經積重難返。 所謂積貧，並不是說國家貧窮。不幸的是，帝國同時又以積貧積弱著稱，形成令人相當無奈的局面。積貧指的是帝國國家財政長期處於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積弱的是人心渙散兵力潰不成軍。造成此種狀況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冗官、冗兵與冗費，這些都是專制制度的弊端和禍患。
北宋整個國家冗官、冗兵、冗費，國家不堪開銷；徵收大量稅賦，百姓負擔嚴重，農民起義自北宋建立就沒有消失；官僚、世家大量兼併土地，農民沒有土地；北方和西北少數民族威脅，歲貢加大對百姓的徵斂。
三冗二積造成北宋中期三大社會危機，國家積重難返，社會危機四伏，改革迫在眉睫。正是在這樣不變則死的歷史背景下，王安石改革變法在以范仲淹「慶歷新政」失敗為其變法提供了經驗教訓，他以豐富的從政經驗及「三不足」的變法精神開始了他的轟轟烈烈的改革變法運動，並在宋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推進和深入。
王安石變法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從新法實施，到守舊派廢罷新法，前後將近15年時間。在此期間，每項新法在推行後，基本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使豪強兼併和高利貸者的活動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級官員、皇室減少了一些特權，鄉村上戶地主和下戶自耕農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稅負擔，封建國家也加強了對直接生產者的統治，增加了財政收入。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最終遭到權貴集權的猛烈反擊。
無論從理財（富國）措施方面的青苗法、免役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和均輸法，還是強兵措施方面的保甲法、保馬法、將兵法，或是文教與選官制度改革方面，改革顯著成效，當然存在問題也不少，而且很尖銳，很深刻。變法結果：改革變法取得一定成效。①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②軍隊的戰鬥力有一定提高；③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積貧、積弱局面；③有利於社會進步。改革變法失敗原因(侷限)：①觸犯大地主、大官僚利益，遭到激烈反對(阻力大)；②執行過程中用人不當，出現一些危害百姓的現象，引起民間不滿；③推行新法操之過急；④變法後期宋神宗的動搖和去世，保守派重新得勢，新法被廢及變質；⑤變法演變成激烈的派別鬥爭。
總之，我們只有以歷史發展的眼光客觀公正去認識和評價這場變法。從性質上來講，這是一場在不觸動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對生產關係進行局部調整，是社會改良性質的改革，所以談不上徹底的一場社會變革；從歷史作用的進步性來講，這場改革變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王安石變法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客觀上有利於社會的進步，尤其是王安石「三不足」的改革精神，值得肯定；從改革侷限性來看，王安石變法沒有、也不可能觸動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它不可能使北宋從根本上擺脫封建統治的危機；變法以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為出發點，農民的處境沒有根本的改變，負擔依然沉重。
不幸的是，在這場改革變法中，我們卻看到了中國專制社會宮廷鬥爭文化的勾心鬥角，笑裡藏刀。無論是君子和君子，君子和小人，小人和小人之間的紛爭也大相逕庭，大放異彩，充滿了中國文化的神奇學問。尤其是王安石與司馬光等之間君子之爭，更令人震驚和感嘆不已，這是中國專制文化根深蒂固的民族悲風和歷史宿命。
王安石和司馬光兩個人的性格和人品是極為相似的正人君子，簡直出一個人。一個被世人稱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一個是傳統儒家稱謂為德才兼備的史學巨人，他們都是才華橫溢、才高八斗且名揚於世的高士，一度是互相傾慕的好友，後又在改革變法中政見各異，背道而馳，那麼為什麼他們在文學上相互傾慕卻又在政治事業上分道揚鑣？
王安石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難得的復合人才，可以說是精英中的精英，也是唐宋八大名家之一，曾被後人譽為中國歷史上人格魅力最完美的人物。他治理國家的主張，主要以除舊佈新，革故鼎新的創新精神為理念。尤其他的「三不足」精神，「天變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人言不足恤」成了千古絕唱，不斷激勵後人，體現出一個領導者的改革精神。意思是：自然界的災異不必畏懼；前人制定的法度若不適應當前的需要甚至阻礙社會進步，就要修改甚至廢除，不能盲目繼承傚法；對流言蜚語無需顧慮。
司馬光治理國家的主張，是以禮樂為根本措施，以法為次要手段。他所謂的禮，不只是有關飲食起居祭祀軍旅的儀式，而主要是封建政治的根本制度和秩序問題( 他所謂的樂, 也並非只是聲音，而是移風易俗的政治熏陶) 他主張嚴明賞罰，依法辦事，但反對法家那樣的嚴刑峻法而貶低思想道德教育的作法。
關於兩人的關係。王安石的說法是：與君實──司馬光字君實，相處得既好，時日又久，只是對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處理問題的方法也常常各異。司馬光的看法則悲觀得多：安石待我歷來淡薄，我因為和他幾次同事的緣故，私心裡總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
顯而易見，這兩位道德文章堪稱泰山北斗似的人物，的確在治國理念各執一詞，最後畢竟決裂了。不但決裂，而且形同水火，勢不兩立，形成了一場真正的悲劇。
在這兩面大旗之下，整個帝國的士大夫階級公開決裂為兩個派別，這兩個派別由開始的主義之爭、道義之爭，迅速蛻化為權力之爭。最後，整個帝國便大踏步地走向無可挽回的崩潰。縱觀中國歷史，歷代專制王朝政治鬥爭的惡劣和禍殃何嘗不是如此呢？而且一代勝過一代。當今中國的新王朝更陰毒、狡詐和殘忍！
儘管他們在政治事業上分道揚鑣，但畢竟他倆不是貪贓枉法、利祿熏心的腐敗官僚。君子坦蕩蕩，爭吵又何如？不管是王安石還是司馬光，他們的人格魅力和才華，將引導我們在看問題時不再那麼簡單地對立和對等，停留在膚淺的層面之上。然而，在君子鬥爭的背後，卻牽動一場派別利益之爭，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改革派內部分化，保守派的私慾權益，等等都是以「利」字當頭，因「利」而起的「權術」上演了一幕生龍活虎宮廷鬥爭的文化劇幕。歷史上聖賢們對「學而優則士」的理想是很美好的，但在現實的政治鬥爭中，中國人求知的目的，並不是走孔子所說的「學而優則士」的當官之道，也不是像希臘人所謂的「認識你自己」，而是摸透對方的心思進而打敗對方。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說的正是中國人皆知的鬥爭道理，所有的一切都是中國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固守陳舊的悲哀，儒家思想的虛偽外衣被中國人博大精深的權術文化剝光得一乾兩淨。王安石的改革難免觸動了權貴集權的利益，王安石一始至終都站在國家利益上進行改革的，這一點毋庸置疑，王安石的雷厲風行作風與司馬光的深藏城府老道對照博弈中稍遜一籌，從古至今，在政治鬥爭中改革派總是處於下風進而敗北，作為保守派司馬光為代表的強大權貴集權，未免顯得從心理和正義上相對固守、短見、狹隘和自私的一面，但他們在權術方面卻表現出驚人才華，在變法鬥爭中死蓋改革派，的確體現出中國文化的精髓。若如他們能夠開誠布公傾心與改革派和談商榷改革事宜，相互謙讓，以長補短，以歷史發展眼光，以國之根本進行政治協商一道治理國家，改革變法，相信中國人的歷史和命運定會煥然一貌，也相信這些名臣大多數決不會抱殘守缺，堅持腐朽之見，僅以利己來論國事。只是，中國漫長專制文化的根深蒂固，深不可測，是個體生命無法把握和改變的宿命，歷史往往是以不幸的悲劇留給了世人深刻的思考……
在這場改革中，王安石歷經了十五年的嘔心瀝血，在種種艱辛困難重重中，卻遭到閒居洛陽的司馬光強力反對和多次上書言及新法弊端。在外有強大政敵，內部又渙散離心離德的情況下，獨木難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敗北，哪有他選擇的餘地？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賊（高俅、童貫、王黼、朱緬、李彥）攬財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紛擾，民不聊生，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最終在可憐人間四月天裡走完了他平淡寂靜的暮年，從此成為千秋功罪任人評說的非議歷史！
（六）
歷史，令人思痛沉重；文明，讓人遺憾無奈。是人種遺傳決定了中國人的性格，還是文化基因定格了中國人的特色。中國專制文化的表裡不一，表面上一套的溫文爾雅，實際上卻陰毒奸詐，這些都歸功於歷史名家的經典著作的精耕細作，都從當代中國人盛行的權術文化真切感受到的，尤其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影響巨大。中國窩裡鬥文化的神奇非凡總在歷史中抹不去的一幕，當我們再一次以回望北宋這段歷史時，依然驚嘆不已，在王安石的改革變法最關鍵和需要全員參與的時候，司馬光在做些什麼呢？司馬光不愧為儒家文化的泰斗代表，也不愧為歷史上的一位博大精深的「權術」文化的高手，作為三朝功臣元老因政見不同而辭官隱居的司馬光卻用整整十多年的時光埋頭苦寫這部如何教人陰謀詭計堪稱世界的歷史巨著《資治通鑑》，被後來新王朝的獨裁暴君如獲至寶，愛不釋手，始終抱在懷裡，無論走在哪裡都捧著它夜以繼日研究起這些陰暗「術」謀的理論，而且十七次閱讀並在他的女人們面前顯耀買弄和倍加讚歎，繪聲繪色，高談絕論，以至在每一次的政治運動的打擊對手掃清障礙變相整人的政治鬥爭中運用得如魚得水如虎添翼，從延安整風、五七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慘絕人寰中讓人驚心動魄，令人歎為觀止……
《資治通鑑》裡面裝的是什麼？令這個專制暴君視以為寶，愛不釋手。司馬光的精雕細刻，讓他在中國歷代帝王的宮廷鬥爭中找到真理法寶，這些充滿著你死我活鬥爭精髓的成王敗寇、陰謀詭計、宮闈秘密、載舟覆舟的權術文化，有的是你爭我奪搶椅子、取寶座的把戲。為了奪取和維護至高無上、不容他人覬覦的絕對權力，可以不惜任何手段，即便親如父子、兄弟轉眼也可化為敵人，惟恐殺之而不快。中國權術文化博大精深，繁花似錦，《二十四史》等實質上也只是權力搶奪史，始終瀰漫著暴戾的血腥味。
難怪金庸當年在香港辦《明報》，執筆寫社評，預測中國大陸的政局（特別是在「文革」時期），每每中的，有人問他奧秘何在，他輕鬆回答，「我讀《資治通鑑》幾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資治通鑑》令我瞭解中國的歷史規律，差不多所有中國人也按這個規律的」。歷史的輪迴和宿命，緊緊揪住了中國人的心，牢牢攥住了中華文化之根。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在專制邪惡的毒素文化漫長浸泡中找到了歷史輪迴的發展定律和權術鬥爭的生存秘訣，這些影響和主宰了中國幾千年的權謀之術、詭計之道的東西，卻依然在今日中國倍受歡迎，大顯神通，橫行天下，大行其道，而且和諧特色，津津有味，其樂無窮……
精神的沉淪，民族的宿命，歷史把中國引向人類社會最黑暗邪惡的深淵，就像一節「權力」動車頭牽著它們的「和諧社會」車廂，強帶它們的和諧良民，急速行駛在通向地獄的魔道上，拚命狂奔。中國人的確很不幸，這就是命運。
人類文明史本質上是自然歷史之上的精神範疇。因此，人類文明的危機必然以精神的困境為起點。當代中國人的命運又一次同災難深重的道德堤崩和精神危機發生無可迴避的碰撞，而且，這是一次生死攸關的博弈。中國人能否在這場災難中擺脫危機，完全取決中國人的全民覺醒。
人類解決精神危機的能力和方式將決定未來精神文明的方向，中國人尤為如此，更是迫在眉睫。
當代中國人面臨的道德淪喪和精神危機，已經到了中華民族徹底崩潰邊緣了。這個以「中國」命名的當代人類最大的群體，處於極端極權主義的思想和政治統治之下，淪落成強權的政治奴隸和精神奴隸。由於心靈被極端的精神控制所滅絕，這個奴隸群體已經喪失理解和相信道德的能力，他們只能聽懂本能慾望召喚的心正在低等動物化。一個數量超過人類五分之一以上群體的非道德化和低等動物化，在任何意義上都必然屬於人類致命的精神危機。
一個從來都沒有自由精神意識的民族，肯定被人類文明徹底拋棄。對於中國人，精神的太陽已經熄滅，精神危機的長夜也早在紅色太陽高高昇起那一刻就已熄滅了。茫茫的黑暗中的華夏子民，數千年來都被這些陳腐殭屍文化所糾纏，尤其是被與西來邪靈的毒素文化盤踞和浸泡糾纏在一起，如還魂的鬼，嘶嗥狂飆，錢禽人獸，群魔亂舞……這個盤繞在中華大地的幽靈足足整整半個多世紀了，流氓邪惡，蠻橫兇殘，精心變相的謊言、暴力和收買，並以共產精神拯救人類的華麗轉身的文化變革中進而不斷變相忽悠和迷惑人民，力竭挽救其正走在衰落和死亡的邪道上，企圖重新主導神州未來的命運。
（七）
多少歷史的悲劇，在專制黑暗的背景下輪番演出。如果說王安石的改革變法，只是表現出北宋帝國「富國強兵」的一種改良運動的話，那麼，二十世紀末的改革開放，連改良都沾不到邊，而就是完全成為一種為了挽救專制暴政危機鞏固政權而進行的一場早已注定失敗和死亡的經濟運動而已。
歷史的前車之鑑，歷史照亮人前行，歷史是發展的動力，社會只有不斷的變革才會向前邁進，也只有堅持這種變革精神才能引領人類走向光明。一個封閉社會是看不到黎明的曙光，一個僵化制度只能永遠滯留在歷史的門口。
所以，當我們回顧歷史中不數次實行改革運動的種種困境和厄運，無不為這些改革家的堅忍不拔的精神而感動。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就是一個偉大超越時代和歷史意義的改革標竿。
溫家寶總理於2007年9月6日在大連召開的「首屆夏季達沃斯論壇年會「的開幕式上，在回答關於全球性的領導者最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素質時，引經據典的提到了北宋改革家王安石非常著名的「三不足」論斷，非常巧妙的講出了做為領導者要有改革的精神。「『三不足』既是王安石變法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思想武器。人們常引用這句話來表達一種不斷革新的精神。未來的中國，只要一如既往的沿著王安石所提倡的這種：不畏、不法、不恤的改革精神走下去，未來中國的巨變、一定會讓全世界刮目相看和異常震驚的！」
可事實上，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在跛足前行，直到八九年後正式宣告死亡。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卻恰恰相反！這種模著石頭過河、黑貓白貓怪論、吸血壯大的中國模式橫衝直撞，橫徵暴斂，橫行天下，漠視人性，笑傲神州！
進步是永恆的，停滯就意味著死亡。固守則僵，不變則死，是一個再明白不過的真理！變革是歷史發展的要求和產物。是革除社會弊政、促進社會發展和國家強盛的重要手段。變革是艱辛的，必然充滿阻力，所以變革者必須要有堅定的信念。
不幸的是，歷史總是將悲劇留給中國人。無論從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到改革開放都以失敗告終，其中的改革領導者王安石、光緒皇帝和趙紫陽的命運都極為悲劇，成了不白之冤，而且一個比一個更悲涼和悽慘。改革在中國人的心中已經死了，中國需要的不是改革，中國的希望在於徹底變革，而不是改革。改革固然重要，但變革更革故鼎新。改革是改良的變相忽悠，只是當政者從上而下進行的。而變革是對一個違背人性的舊制度（死亡制度）的根本的制度重構，需要人民的廣泛參與，需要從下而上的推動，是一場根本的社會變革。
然而，歷史就是歷史，中國人的總是與機遇擦肩而過，總是跟不上時代的步伐，總是抓不住進步的命脈，總是聽不到自由的呼聲，總是釋放不了思想的光芒，總是握不住歷史進步鏈鎖的最後一環，所以，就看不到新世紀的彩虹，只有在專制的魔窟內輪迴著歷史的宿命。
沒有徹底自省反思的民族，沒有創造命運的自信的民族不可能有希望的，中國已經放棄了歷史的選擇，如果我們再次拒絕走向歷史車輪前進的步伐，那麼，中國人的命運必將成為歷史的宿命，任其輪迴和擺佈了，最終也必將永遠走不出歷史的宿命。
一個封閉太久的國家，一個從來認定自己是中央大國的民族，要讓它真正拋棄守舊的束縛，進行全面徹底的變革，是需要經過無數災難和恥辱才能領悟到的，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才能實現的。這既是一種痛苦的選擇，也是一種明智的選擇。這種選擇，歸根究底，乃是一種歷史的命運。我們今天回首歷史，就會發現，那曾經主宰過我們祖先的命運，正逼得我們重新審視歷史，必須衝破這道鎖鏈，做出驚天動地的選擇。
黃土、黃河是我們中國人生命之根，然而，生命之水來自大海，流歸大海。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心向藍天，自由飛翔。世界就在眼前，命運就擺在那裡，不要指望別人會來拯救你，人世間沒有救世主，改變命運，走出宿命，只有靠自己去抗爭，命運在自己手中！……
1、參閱資料，周寧的《第二人類》
2、參閱資料，周寧的《歷史的沉船》
3、參閱資料，蘇曉康的《河殤》
4、參閱資料，李燕冬的《讀[資治通鑑]系列隨想》
5、參閱資料，《讀者》2009年第15期第12頁的《資中筠：方孝孺和布魯諾之死》
6、參閱資料，黃河清的《中國沒有明天——論制度、文化與人性》
7、參閱資料，陳行之的《文化繁榮的條件》
8、參閱資料，傅國湧的《[資治通鑑]的影子》
9、參閱資料，佚名的《儒家思想的糟粕》
10、參閱資料，佚名的《王安石和司馬光的一些故事》
11、參閱資料，袁紅冰的《命運向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挑戰》
度北/2011/10/27
文章來源：《湘濱文學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