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6日訊】近日，香港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在雲南、鄭州等地相繼發表演講。針對中國經濟，朗咸平依然用大量的數據證明，中國經濟正在走向危機，並大膽斷言，2015年中國製造業將走向崩潰，中國經濟危機將全面爆發。
據中國證券網報導，2012年5月19日，郎咸平在昆明進行演講；在郎咸平看來，中國製造業正面臨危機，製造業投資營商環境正進一步惡化，造成製造業的產能過剩從而引發各種危機。「中國經濟正面臨『冰火兩重天』的境地，冰的是樓市、股市，火的卻是以奢侈品、高端汽車、收藏品等為代表的高檔商品。」在演講中，郎咸平直言「中國經濟生病了」，而這個病就是製造業面臨的危機。
郎咸平表示，中國將製造業的3大環節——研發設計、渠道物流、以及關鍵的零配件讓給歐美，失去了控制製造業的定價權，而失去定價權後，必將產生製造業危機。而另一方面，繁重的稅、費，企業資金斷裂以及企業生產成本的大幅上漲，更讓製造業的投資營商環境全線惡化。郎咸平認為，中國製造業「生」了投資營商環境全線惡化和產能嚴重過剩2個「病」，正是「生」了這2個「病」後，本用於投資實體經濟的錢轉向於高端汽車、奢侈品等。
同時，朗咸平還認為，「目前中國正面臨4個危機，即資源浪費、產能過剩、債務危機和消費危機。第一階段資源浪費和產能過剩危機將首先爆發。」在郎咸平看來，嚴重的債務使得銀行的危機正在醞釀，而地產行業引導的50幾個行業又正在因為調控而危機四伏。
郎咸平在演講中斷言，中國的製造業危機將會在2015年徹底崩潰，屆時，中國的經濟危機將會集中爆發。此外，郎咸平還提到了地方債務危機，認為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和「美債危機」、「歐債危機」並列為世界三大危機，這是很可怕的，所有的中國老百姓都要為此付出慘痛代價。在談到我國目前產能過剩的實際情況時，郎咸平說，「我們產能過剩多麼嚴重？鋼鐵21%，汽車12%，水泥28%，電解鋁35%，不鏽鋼60%，農藥60%，光伏95%，玻璃93%。而製造這些物質的原材料，包括NDI37.5%過剩，TDI60%，聚乙65%過剩，會產生什麼結果呢？這麼多產能過剩的行業必然使得中國經濟陷入一個長期的蕭條。
早前，郎咸平還在網上發表文章認為，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據《網絡導報》報導，郎咸平在文章中說，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絕不是危言聳聽、故弄玄虛！他要告訴那些「只要面子不要裡子」的國人和官員，今天的中國經濟有多危險、多可怕。郎咸平還認為，有危機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對危機視而不見，粉飾太平；更可怕的是，當危機來臨的時候，我們採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製造更大的危機。郎咸平說，我經過研究發現，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僅僅依靠現行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手段是無法解決的，應尋找其他辦法。
郎咸平還以《中美物價對比折射社會病態》為題的文章在《理財週刊》上發表。郎咸平認為，千萬不要以為中國的服務、人力資源等比美國便宜是好事情，恰恰相反這是一種社會病態。他說，《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北京真比紐約物價高嗎》的文章，從牛仔褲、公交車甚至豬肉價格方面入手，將北京與紐約的物價進行比較，得出的結論是紐約「奢侈品」比北京便宜，但美國的公交及涉及人工、知識產權的產品和服務，比北京貴得多。文章一發表就立刻激發了社會議論，引發了人們對中美物價對比的再次關注。
中美物價差異的背後到底意味著什麼?奢侈品為什麼瘋狂？大陸官媒這次分門別類地給出了不同領域的商品和服務的不同價格。奢侈品是中國比美國高得多，在一些與人、服務、知識產權相關的產品美國的價格又比中國高得多。但是，這裡面忽略了一個現象，今年第一季度，央行做的一個調查報告說，由於通貨膨脹等等原因，86%的消費者指出要降低消費，14%的消費者指出要提高消費。為什麼高端產品比美國貴，就是這14%的人推動的，他們很多人都是企業家。由於中國大陸的這些企業經營困難，所以他不去做企業，而是從事高端消費。中國有13億人口，美國只有3億，所以中國大陸的高端消費需求就很大，加上稅費很重，因此我們的高端消費跟美國相比，是比他們高了很多倍。
根據中國品牌戰略協會的最新統計，中國奢侈品的消費人群佔到了總人口的13%。數據是對的，但是背後的原因依然沒有講清楚。在美國，商品的價格當中含的稅是很少的，而中國的商品當中稅的比重很大。對於進口的奢侈品來說，要交關稅、消費稅、增值稅等等，這樣一來，價格肯定比外國高多了。即使這樣，目前大陸的消費形態，仍然讓中國整個奢侈品消費膨脹到不可想像的地步。奔馳、寶馬上半年的銷售增長率是60%，法拉利50%，瑪沙拉蒂是128%，勞斯萊斯是171%，這種數據在美國不是可想像的。除了外來奢侈品，我們再看看國內的奢侈品。以前茅台酒是一個普通的消費品，但是在當下的中國，它已經變成奢侈品了。茅台酒價格猛漲從2006年的350元一瓶到現在1950元一瓶，但是市場份額沒有怎麼擴大，就是因為只有14%的人在喝茅台。
路易斯的理論把整個社會分成兩個部門，第一個部門就是技術型的人，他們會創造高附加值，另外一個部門就是服務型的人。他的理論就是一定要讓有高技術、高附加值的人先要富起來，然後使服務業部門的人跟著再富起來。比如，美國大學生畢業後就進入蘋果、微軟工作，一年拿9萬~12萬美元的年薪，這就是路易斯所講的高端技術人才。這些人有錢之後就由社會另外一個部門的人來服務他，這些人就是像保姆、餐廳服務員、出租車司機等等，因此，這些服務人員進行服務的時候薪水就會水漲船高。在美國，由於服務型的人到技術型的人工作轉換相對容易，所以服務型人的價值就被體現出來。美國一個家庭的平均收入是39200美元，美國農民的收入在2萬美元以上，並沒有太大的差距。所以美國的成功是建立在這種高技術、高附加值部門成功之上，然後由服務業來服務這些部門，最後水漲船高，大家實現共同富裕。而今天所謂的中國奢侈品比別人貴的現象所折射出來的問題，就是少數富有的人不再投資實業，不再創造社會財富。究其原因就是，大陸現在的投資經營環境使得他們的實業投資回報率很小。
根據工信部的最新調研結果顯示，中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利潤率不到3%，只要有風吹草動，他們根本受不了衝擊。除了實業，其他領域也沒有投資機會，股市半死不活，房市猛烈打壓加行政限購。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資金除了炒綠豆、大蒜、字畫、茅台之外還能做什麼?除了這個外在的問題之外，還有一個嚴重的內傷，那就是中國那些應該有創造力的部門沒有創造出太多的財富和價值，支撐不了為他服務的部門，因此中國要向美國買軟件，向美國買飛機，向德國買成套設備、汽車、機床，這樣一來幫助他們富裕了第一個階層。千萬不要以為自己的服務、人力資源等比美國便宜是好事情，恰恰相反這是一種社會病態。
不久前，溫家寶國務院總理提出金改八大任務，聚焦規範民間資本、地方債等風險及利率市場化等改革。對此，郎咸平表示，五年一次的全國金融會議結果令人失望。會議結果不但乏善可陳而且空洞，實際上告訴大家的是金融政策基本癱瘓，金融改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停滯。郎咸平認為：「由於中國金融被地方政府債務違約和房地產綁架，大家期待此次會議會能夠推出有效政策和改革。但是這次會議的八點部署表面打著『債務總體安全可控』的大旗，其實暗地裡掩護癱瘓的金融政策和停滯的改革。」
海外經濟學家草庵居士對此也表示，大陸官方的金融會議解決不了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草庵居士認為，中國大陸的地方政府債務主要來自於對「鐵公基」的巨額投入。中國大陸銀行的75%的貸款是押在了地方政府的各個項目上去了，銀行存款準備金佔其存款總額的21%，用於周轉的資金不過4%。草庵居士還透露，雖然官方在公開場合承認地方政府債務總額有10萬億，但通過內部拿到的數據表明，「中國的地方債務在20萬億到30萬億之間，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一旦地方政府的債務違約集中爆發出來的話，會造成一個比美國次貸風波和希臘債務危機更嚴重的局面。從這一點上來看，中國的金融已經被地方政府所綁架」。
草庵居士分析，地方政府的稅收由於分稅制的原因，實際沒有多少收入。由於房地產泡沫的逐漸破滅，地方政府靠賣地維持的經濟增長已經無以為繼。「去年地方政府賣地已經非常吃力，許多地區只完成了賣地計劃的一半，造成地方政府債務償還的困難，許多地方政府去年出現了連貸款利息都無法償還的情況」。草庵居士認為，中國大陸房企缺錢由來已久，在目前所顯示的一些數據，只是冰山一角，大部份房企在剛開始動工時，自有資金很多都不足10%，自有資金能達到30%就已經非常不錯了。目前中國大陸房地產泡沫在高漲到破滅這個階段，資金煉斷裂才剛剛開始。由於中國大陸房地產牽扯的面比較廣，其資金來源一是地下錢莊，二是自有資金，最大一部份資金是來自銀行貸款，在這種情況下，一旦房地產市場垮掉，受損最嚴重的就是銀行業。預計地產市場垮掉時，銀行業會把中國大陸的經濟拖垮。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吳惠林教授表示，傳統意義上的金融政策和調控手段，都是建立在自由資本市場體制之上，最終還是應該回歸到市場。而大陸官方對資本市場的強力控制，違背資本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這次會議所提出的「利率市場化」也只是一個姿態，央行有許多限制條件，而周小川也承認目前推進利率市場化的時機不對。吳惠林認為，大陸官方在金融上，所有的政策工具都用完了也不起作用。就好比一個病入膏肓的癱瘓病人，不斷打強心針刺激也站不起來。目前它唯一能做的就是印鈔票，但這樣會更糟糕，有能力的人都往外逃，留下底層的民眾去承受災難。吳惠林認為，溫家寶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再三強調金融需服務「實體」，表明大陸官方已看到大陸經濟「向虛」危機，比如「影子銀行」以錢炒錢，房地產市場為賣而買。但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走入死胡同，已無回天的機遇和變革的的勇氣；「目前大陸官方唯一能做的就是掩蓋，試圖拖延其崩潰的時間」。……
最近，郎咸平對中國的經濟現狀有一番精確的評論。雖然他不願意把責任聯繫到政治體制，所以開不出切合實際的藥方。但是他根據調查數據描繪的景象，卻是現在中國經濟的真實景象。看起來似乎很誇張，實際上並不誇張。那只不過是實情而已，而且很多內容其他瞭解內情的專家早就吞吞吐吐說過了。郎教授能產生轟動效應，是因為他敢說別人不敢說的結論。
他的一個重要的結論，是指出中國的經濟結構非常不合理，非常畸形。他在上海的一次講演中指出，中國人民的消費總額佔國民生產總額的比例，甚至低於非洲最不發達國家16%的比例，而只有8%這個嚇人一跳的數字。他在東北的一次講演中，又指出了國民生產總值中70%用在了建築和相關的行業。用郎教授的話說就是生產了鋼筋水泥。而全國人民的消費就只靠那30%的生產和出口換取外匯。這其中的大部份還進入了貪官污吏和中外資本家的口袋。所以十三億中國人民只能消費那區區可憐的8%；只能在號稱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中，享受還不如第三世界的生活水平。這兩個不合理的結構，就是中國不可持續發展的病根，也是中國大部份社會矛盾的病根。不僅中國的經濟不可持續；政治也一樣不可持續。
所以，無論誰執政，都必須調整經濟結構，使得全局性的結構和每一個細緻部份的結構都趨向於比較合理。這樣，中國的發展和中國人民的生活才能夠步入正軌，社會也才能夠比較的和諧，政治也才能夠比較平穩。否則，激烈的社會和經濟矛盾必然會導致政府垮台，社會動亂。
怎樣調整才能夠合理呢？讓我們先看看矛盾在哪裡。郎教授指出的這兩個不合理，其實是一個不合理的兩個方面。從一個角度看，是人民的消費太低，導致國內市場狹小。從另一個角度看，是政府為了多賺錢，把投資都放在了利潤高的房地產項目上；同時壓低人民幣匯率把本來就缺少的消費品傾銷到國際市場換取一部份消費品，來平衡市場。這種錢串子腦筋、竭澤而漁的奸商式發展戰略，是導致畸形經濟結構的根本原因。這就是國際媒體和學者很客氣地說的那個重商主義戰略。在大陸權貴奸商戰略的管制下，中國和美國的老百姓不得不把高額的利潤奉獻給了大陸權貴，和與大陸權貴有關係的官僚資產階級和國際大資本。他們結成聯盟賺大錢的後果，就是中美等國人民的貧困化，就是全球消費市場的衰退，也就是全球的經濟衰退。在這個衰退中最悲慘的是中國人民。
中國人民的消費水平本來就被設計在最低生存線上。現在經濟衰退，大陸權貴就自然而然的把危機轉嫁給了最貧窮的老百姓。越來越多的人無法靠微薄的收入生存下去，這就是政治進入了危機狀態。所以不僅僅是老百姓需要調整結構，任何在中國執政的政府也都迫切地需要調整經濟結構。
這個調整，從整體來看必須從增加國內人民的消費入手。簡單的說有兩件事必須馬上做。一個是停止向泡沫經濟的房地產投資，轉向其它生活消費品方向投資。降低房價可以回收過剩的流通貨幣，抑制通貨膨脹。另一個就是提高人民幣匯率，增加進口填補國內市場的短缺。這也可以回收國內市場上的流通貨幣，抑制通貨膨脹。
這兩項簡單的措施，既可以抑制通貨膨脹，也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後續的結果就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逐漸走向合理，政治危機趨向於緩和。但付出的代價是執政權貴及其官僚資產階級所不能接受的。這個代價就是政府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同時官僚資產階級和跨國大公司的收入也會同步下降，甚至成為負數。
中國的政府如果是一個必須對人民負責的民主政府，或者哪怕是對自己的政權負責的政府，它也會採取上述簡單的措施，劫富濟貧拯救這個國家，除非它已經沒有權威採取措施了。可是，中國現在是一個畸形的國家、畸形的權貴政府。政府既不需要對人民負責，也不需要對國家負責，只對自己這個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集團負責。有錢有勢的階級們說不，他們就什麼也不能做。問問他們這個國家垮台了他們怎麼辦？好辦。他們已經知道這個危機，已經或者正在把自己的錢包，老婆和孩子這三件寶轉移到別人治理得很好的國家去了。甚至連他們的二奶們都在美國開辦了洗錢的企業，鬧得禁毒的警察都搞不清這是洗的什麼錢。所以有一個現代詞彙叫做裸官，還有一句名言叫做：我是流氓我怕誰。
在這樣一個不負責任也不想負責任的權貴官僚階級管制下，能讓他們付出代價來拯救這個國家嗎？所以郎教授只好用不是教授的語言說：你們都哭去吧。這意思他雖然不敢明說，結論卻是不容置疑的：沒有希望了，所以只能是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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