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忠良:揭秘--為什麼留守媽媽帶三個寶寶自殺?

【新唐人2012年4月3日訊】3月27日,四川大竹縣年僅27歲的媽媽唐某,因獨自撫養三個幼子太辛苦,把加了白糖的劇毒農藥百草枯灌進孩子的嘴裡,跟著自己也服下農藥。據瞭解,唐某和三個子女的生活,全靠丈夫在福州當木工每月掙回的3000餘元勉強維持。對這件事的發生,丈夫認為可能是她一個人獨自帶孩子太累,患上抑鬱症。

初看到此新聞,十分埋怨這位年輕媽媽太傻了,怎麼可以把自己的三個寶寶殺了?對孩子不負責,對自己不負責,對丈夫不負責,對父母不不負責。但再細看看事件的全部,她一個人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照顧三個孩子的確太苦了。

「留守」、「三個孩子」、「勉強度日」,似乎這三個詞就是這個事件緣由的全部。

首先說「留守」。為什麼被迫當「留守媽媽」?因為如果她跟著丈夫在福州生活,需要租房,物價高,生活成本高,丈夫壓力更大,可能還會面臨孩子入幼兒園或小學的問題。在農村照顧孩子,房租沒了,生活成本降低了,上學不再有人追查是不是當地戶口問題且費用更低。

租房的壓力,和房價密切相關,房價越高則租金越高。物價也與房價密切相關,比如你去買菜,這裡面包含租金;你去商店買衣服,你也為衣服支付了商店的房租,房價高、租金高必然經濟運行成本高和生活成本高。無論是留守媽媽還是留守兒童,高房價是一個重要原因。而高房價,又跟政府壟斷土地、過於從房地產獲取利益密切相關。

在城市上幼兒園和小學的問題,既有國家對教育的投入不足,也有個戶籍不公平問題。中國教育投入佔GDP比例長期處於3%左右,比非洲窮國還少,遠低於聯合國要求的6%,世界排名倒數。孩子上學的壓力過多的推給了父母,政府沒有盡到相應責任。而戶籍對孩子教育的危害,純粹是人為的不公平,是逼著媽媽當「留守媽媽」、逼著兒童當「留守兒童」。難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說「貴國的教育公平連非洲的烏干達都不如」。

再說「三個孩子」。顯然,這違反了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肯定被計劃生育罰款了。有網友據此認為此乃咎由自取,在他看來,國家提倡生一個,而這個家庭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生了三個,是自找苦吃。

翻過來講,現在生一個孩子,未來421家庭,養老壓力必然巨大,對老人對子女來說都是不幸的,是不是只生一個孩子在未來是自找苦吃呢?人家要三個孩子,必然有對未來的考慮,這說明他們注重對未來的投資,因為作為窮人他們最切實的就是寄託於孩子獲得未來的希望。一胎政策看似降低了現在的養孩子壓力,但未來,它又製造了更嚴重的養老壓力,只不過是政策強制公民透支未來幸福和希望罷了。

實際上,計劃生育恰恰增加了這個家庭的壓力。在一胎政策的中國,這個家庭很連續的要三個孩子,肯定被罰款了,而且被罰款不低。比如在北京的楊支柱,生了二胎就被罰了24萬,加上其他共27萬。人家剛生了孩子,既收入受到影響,又開支加大,這時候計劃生育部門卻開了個大罰單來收錢,這怎麼不會令這個家庭生活更困難?

早在2003年,吳洪森在《關於計劃生育的另一種思考》一文中指出:農村女性受教育程度達到高中的,生育率只有1.2的水平(也就是說提高女性教育水平可以降低生育率)。30年的計劃生育經費總值估計在3000億元,假如將這3000億元用來普及教育,就有3億人可以讀完初中。中國目前文盲和半文盲總人口只有1.8億,還可以多出一大筆錢來提供高中教育,假如教育政策傾向女性,中國不但全面掃盲,而且還多出一億多有高中畢業程度的女性。這樣不僅達到了和計劃生育一樣的效果,更能提高中國的人口質量。

計劃生育部門耗資非常巨大。據人民網2010年3月2日報導,截至2005年底全國人口計生系統共有工作人員5087萬人,其中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公務員有1048萬人(佔總人口1/124)。此外,全國還有計劃生育協會專職幹部1142萬人,兼職幹部5727萬人(兩者佔總人口1/20)。龐大的執行體系使計劃生育管理機構成為財政投入最多的部門之一。

現在計生系統每年耗費財政經費500億元以上,這還不包括財政對計生基礎建設等固定資產投入。2009年義務教育階段全國教育總經費為7120萬元,在校生15510萬人,生均教育經費為4600元。按此計算,這500億元可以支付一千多萬孩子的義務教育教育費用,確保每一個中國孩子不失學。

如果中國不計劃生育,把這些錢投入到撫養孩子和教育上,不僅有助於降低民生壓力,提高教育水平和未來國民質量,還有助於減輕中國的超低生育率危機,豈不更好?比如,現在中國總和生育率僅為1.3左右,這意味著新生人口每過一代(二三十年)減少40%,將導致年輕人口的迅速萎縮、重老齡化和未來人口的崩潰。現在中國人口已經形成十分嚴重的「倒金字塔」結構,新生人口太少,這意味著未來人口必然迅速崩潰。在這種情況下,一胎政策和計劃生育已經嚴重不合時宜,但有計劃生育部門利益的存在,這個嚴重危害國民、國家與民族未來的政策竟然繼續實施。

最後說「勉強度日」。為什麼中國越發展底層老百姓的壓力越大了?經濟發展了,房價高了,物價高了,教育、醫療等費用高了,在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之下,底層老百姓的收入被平均數提高,但實際上卻時常面臨收入增長速度趕不上這些費用支出的增長速度。

在目前權力缺乏監督和制約的制度之下,金錢和權力的結合讓少數人壟斷了社會的多數財富,占人口的多少人卻只獲得了少量財富,貧富差距巨大。由於貧富差距大,內需不足,導致生產相對過剩,則必然導致就業難和低工資。貧富差距大,內需不足,必然需要出口和投資來彌補,外匯儲備增長和大量投資又製造了通貨膨脹,又截取了普通民眾手中的財富。這還沒完,富人又通過「炒房」、「炒蒜」等拉高普通民眾生活成本,繼續加大財富集中、貧富差距和民眾生活的艱難。

還有政府對民生投入過低,政府對官員保障很給力,但給民眾的保障卻很脆弱。行政開支世界領先,民生投入又是世界倒數,過多的權力尋租又壓抑了民眾創造與獲取財富的機會。這些都直接或間接的導致民生艱難。

年輕媽媽帶來三個寶寶自殺,這不僅是一個家庭的悲劇,實際上是我們社會問題綜合的反應。一個讓民生壓力大的制度、政策、社會環境,必然帶來很多悲劇,這個悲劇只是其中之一。

文章來源:《博客日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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