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9日訊】3月15日，中央宣佈張德江出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不再兼任。這就意味著從2008年6月拉開序幕的由薄熙來導演、與王立軍聯袂演出的一場「唱紅打黑」的政治大戲落下了帷幕。
這場大戲的結局是由於王立軍的出走美國駐渝領事館引發的，這本身就極具戲劇性。未來的電影和小說家們，足可以從這裡找到創作靈感和發揮無限的想像空間，創作出精彩的作品來，像當年林彪出走一樣，留下了永遠說不完的故事和猜測，供世人消遣。
我觀察到，重慶開始「唱紅打黑」時，幾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後來慢慢地受到了一些學者的質疑，再後來則是反對之聲越來越厲害地掀了起來，特別是在因特網上，重慶官方不得不出面來應對和辯解了。所以這場鬧劇的謝幕，應該是必然的，在情理之中，只不過到來之快和其結束的方式讓人感到是一個諷刺。
唱唱什麼歌，這在社會中，本是小事一樁。這和人吃飯、穿衣、玩古董、逛商場一樣，都是個人私事，愛怎麼著就怎麼著，本無可厚非，也不需要統一，更不需要有人告訴說，哪些歌是紅顏色的，哪些歌是黑顏色或黃顏色的，還說你應該唱什麼和不應該唱什麼。但是把一些歌定為「紅歌」，還要掀起一個運動，裹脅大家都來唱，導演出一個個宏大的場面，廣邀中國左派精英和世界名流，前來觀摩讚揚，這就不能不讓人回憶起文革時代，全民大背毛主席語錄，跳忠字舞，製造紅海洋（把一個城市都用紅油漆染紅，紅布遮蔽起來），佩戴毛主席像章，唱革命歌曲，早請示晚匯報的那類場景了——雖然操辦者極力否認這一點。
打擊黑社會勢力，保一方百姓安居樂業，是地方政府的基本職責，得到百姓的支持也理所當然。但重慶的打黑不能不讓人心存疑慮：為什麼單單重慶的黑那麼多，面那麼廣？黑的形成是社會的事，許多社會都未能根絕黑幫的存在，所以用聲勢浩大的一場運動的方式去解決，這本身就被懷疑是作秀的成分可能遠大於對實際目標的追求。經歷過中國式運動的人都知道，凡運動都有「後遺症」。偏差呀，擴大化呀，過火行為呀，勞民傷財呀等等，都在所難免。重慶打黑，難道不怕「後遺症」來秋後算賬？
毛澤東的運動治國方式是被鄧小平終結的。所以所謂的重慶模式，無疑表明了在鄧小平終結了毛澤東運動治國方式30年之後，又有人企圖使其死灰復燃了。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人都知道，從建國開始，土改、鎮反、合作化、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27間運動一個接著一個，不曾停歇過。到最後，毛澤東幾乎把整個國家帶到了崩潰的邊緣。鑑於毛澤東的錯誤教訓，鄧小平才明確告誡全體國民，中國再不要搞運動了，再也不要折騰了。
但中國的歷史進步較之其他民族確實顯得非常艱難。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結束了帝制，可後來，從袁世凱到江青，又有一系列人物跳出來，去重溫那個皇帝夢。這也不奇怪。一場大地震之後，小的餘震總要不斷發生，並持續許多年。社會也是這樣，一個歷史階段結束之後，心繫前朝、前事的人，也要不斷地出來克隆那些陳年往事，這是社會地震的餘震。
但文革對中國來講，絕對是一場噩夢，有良心的國人絕不能再讓這場噩夢在中國上演了。溫家寶總理記者招待會上的警告，應該不是危言聳聽，值得每個中國人深思。
我注意到，2010年春，當重慶唱紅打黑風頭正勁的時候，薄熙來在同樣的全國兩會上接受記者採訪，對他們的這一疑似文革舉動做了一個解釋。他說：「一個城市的發展既要物質文明，也要精神文明，城市的發展需要精氣神，需要精神振作，而且需要扶正驅邪，打黑就是驅邪，唱紅就是扶正，只有扶正驅邪，一個城市才能精神振奮、精神飽滿。」接下來他用這樣的例子加以證明：「大家可以想一想，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時候中國多窮啊，但是誰說累了？那時候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大寨精神、林縣紅旗渠，那時候中國在那麼困難的情況下把我們國家建設起來，靠的是什麼？這是一口氣，人活一口氣，就得有這種精神頭。」
薄熙來說出的理由並不成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精氣神或稱之為民族精神是靠唱歌激勵起來和維持長遠的。民族精神，包括區域居民的性格特點，都是由在其生活的自然、物質、文化環境，長期浸潤、熏陶形成的，絕不可能被一兩次政治運動所改變。人們在某種政治高壓下會說謊，會表現出某種配合，但那些東西都是假象，不足為據，也是不可能長久的。不合民意的東西，人亡政息，自古皆然，權威再大也不管事。只有那些順乎民心，合乎潮流，給百姓帶來實實在在好處的政治建樹，才能被百姓銘記或傳之久遠。這只要看一看，毛澤東的27年，至今還有多少被他自視為應該流傳千古的教導被保留了下來，就明白了，而毛只不過才逝世36年！
薄熙來還對中國的五六十年代的精神生活，一往情深，說那時的人雖然過得很窮，但從不說累，讓今天的青年人誤以為，那時的人過得真幸福——這也是左派人士經常津津樂道的。我想告訴大家，如果說出歷史的真相，可能沒有一個人願意回到那個時代。從一建國的農業合作化開始，到文革結束，非正常死亡的中國人就有數千萬之眾，有餓死的，有被「革命群眾」殺死的，有被迫自殺的，有被專政機器殺死的……單單一個文革，自殺的國家層面的社會名流，就可以列出一個上千人的大名單。如果薄熙來不健忘，薄一波先生曾被打成黨史上著名的六十一個叛徒之一而被關進監獄，薄熙來本人也因為參加聯動組織蹲過監獄，進過「學習班」，不知在那時是否感到過「累」，或者依然充滿了幸福感？文革浩劫，對知識文化的摧殘，起碼在中國的歷史上亙古未見；至於百姓的生存狀況，青年人只要看看今天報刊雜誌上面的各種回憶文字和回家問問自己的祖、父輩還活著的人就知道了。在那樣一種生存狀況下，說沒有人抱怨「累」，只能有兩種解釋。首先，不敢抱怨；其次，不知道如何抱怨。不敢抱怨是因為有強大的國家鎮壓機器，誰敢抱怨就會立刻被打入另冊，變成被專政的對象；不知道如何抱怨，是因為從來沒有人讓他們知道世界的真相，其他國家的人是如何生活的。他們被封閉起來，收音機沒有短波，敢聽「敵台」，就得下大獄；場面上的話，就是不停地告訴你說，我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受苦大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我們去解放——其中就包括美國人民。所以你去看那時的報紙，絕對看不到中國人說累，也看不到中國人不幸福的記載，一篇也不會有！但是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誰會認為那報紙說的是真話呢？
薄熙來作為一方封疆大吏，在現代中國這樣一個已經走上開放的時代中，竟然又倣傚文革的那些手段，把它們拿來作為自己施政的法寶，經過精心炒作，一時名聞遐邇。我不知道，他是從心底裡真的信服毛澤東的這一套是治國良方，還是另有目的和所圖？
我琢磨，這裡有兩種可能。第一，他的學識，他的思維眼界決定了他不可能做出其他的選擇。他們這代人是被文革徹底耽誤了的一代人。他們不瞭解世界的歷史進程，不知道世界人文科學、民主政治今天已經達到的高度和水平，更不知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為什麼會出現問題以及這些問題的解決應該到什麼地方去尋求答案。文革時他們這些人都還是初中學生。文革十年，停課鬧革命，上山下鄉，中斷了學業，後來推薦上大學，成為工農兵學員。他們所接受的教育和掌握的社會科學知識，都是毛澤東時代灌輸給他們的那些關於革命、奪權、階級鬥爭等等教條。如果後來又沒有像胡耀邦那樣的好學和思考精神，當然在他們的行政中就不會有新的、符合時代潮流的東西產生出來。但為了出成績，或出人頭地，更上一層樓，只好到文革的武庫中去尋找自己的需要之物了；第二，在整個共產主義運動中，左傾冒險、激進主義始終是這個運動揮之不去的陰影。這是由於這個運動的目的和手段決定的。目的就是要徹底砸爛整個舊世界，為達成目的，可以不惜使用任何手段。在黨內當人們被指責犯了右傾錯誤的時候，其實往往也就是左傾主義開始氾濫之時。所以，進行政治表態，任何情況下都要寧左勿右。左，幾乎永遠都是正確的。即使後來發現錯了，也不要緊。右，是立場問題，左，是方法問題。並且只有用左的口號才能綁架社會，綁架那些不願意跟他們一起走的人。這就是為什麼左會成為一些人的護身符和炫耀的資本。
這使我想起了林彪。林彪用講政治，學毛選，綁架了全黨和全國人民。誰敢不跟著他晃動毛主席語錄？誰敢不跟著他去頌揚毛主席的豐功偉績？包括那些與毛一同戰鬥過的戰友和同志。到這個時候，文化大革命的任何錯誤和災難都不可避免了。
但這樣的人可信嗎？我給大家引兩段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絕對精彩。他在會議上破口大罵道：「有一批王八蛋，他們要冒險，他們待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要鎮壓他們，他們是假革命，假馬克思主義，他們是假毛澤東思想，他們是背叛分子。毛主席健在，他們就背叛，他們就陽奉陰違，他們是野心家，他們搞鬼，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陸定一就是一個，陸定一老婆就是一個。」「要唸唸不忘階級鬥爭，唸唸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唸唸不忘突出政治，唸唸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還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坐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眾所周知，林彪罵的其實正是他自己。在中國現代史上，唯一一個真正想搞政變、暗殺毛澤東的人就是林彪。
我們多少感到一點欣慰，重慶的唱紅打黑終於收場了，沒有被推向全國。這是中國國民政治素質提高的一個具體表現，也是多年來改革開放的成果。但我們仍然應該保持警惕，因為只要政治體制改革還不到位，類似於唱紅打黑的運動還會有人掀起，還會有人以各種革命的面目出現來綁架中國的未來。
溫總理特別提醒國人，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文革的重現並不是不可能的。
這我信。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