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難友楊應森的死牢對話

【新唐人2012年2月23日訊】1964年春天,難友楊應森因“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案”,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我作為重大涉案人員,被送進死牢接受教育,俗稱“陪場”。楊應森就義後,我在自己的心頭用血用淚刻下一首詩:“蓉城獄西墜隕星,壯士飄然易水行;圖匕雖未斷秦命,卻震中原動國魂。”

楊應森是右派,我也是右派。被打成右派之前,他是共軍中尉、中共黨員;我是黨報記者、團委書記。成為“階級敵人”後,我們同在四川省公安廳的勞改集中營“415”築路支隊服勞役,他和我都是越“改造”越“反動”的“花崗巖”。6年之後他被殺,我被判處重刑。

“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案”,是1962年全國數萬起“反革命”案件中的一起,先後共抓捕200餘人,被殺的除楊應森外,還有中共西南黨校馬列主義教研室教員周居正。“馬盟”一案,中共槍殺了兩名中共黨員,判了三名死緩、四名無期、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多達20多人。這30多名案犯,都是清一色的右派分子,大部份是中共黨員及團員,他們沒有死在國民黨的屠刀下,卻死在共產黨內部的鬥爭之中。此案至今仍未昭雪,死者的冤魂還在“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陰曹地獄裡呻吟吶喊。

在“陪場”的47天裡,我和楊應森在不足十平米的死牢裡相依為命。他腳戴腳鐐,手繫背銬,不唉聲不歎氣,靜靜地等著那一天的到來。一天,他突然問我:“曉楓,我死了後,你有什麼打算?”

我咬牙切齒回答說:“活下去,堅決活下去!與他們鬥到底!”

“怎麼活?怎麼鬥?”

“決不自殺!決不低頭!殺盡那些整人害人的傢夥,大不了像你一樣吃顆子彈。”我望著他那一身洗得發白的舊軍裝,還有那張因長期饑餓而蒼白浮腫的娃娃臉,激憤得有點歇斯底里。

“冤冤相報何時了,以卵擊石不可為。”沉默良久,他轉頭向我:“曉楓,不自殺、不低頭,是對的,但不能有吃子彈的打算啊!你年輕,又有寫作才華,切不能盲動,做無謂的犧牲。中國政局會發生變化,決不是鐵板一塊,縱是鐵板也會鏽化。到了那一天,把你看到的、聽到的寫下來,留下一頁頁歷史……”

我一怔,失望沮喪的心有點驚訝:“有那一天嗎?”

“怎麼沒有?世上沒有不死的人,也沒有萬歲的皇帝。五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換了多少個朝代和多少個帝王?不過都是你殺我,我殺你,都是以暴易暴的災難,受罪的還是老百姓。我在想,一個國家,一個政權,能不能不通過非暴力的和平過渡,走上自由民主,像西方國家一樣,幾年選一次總統?我看不是沒有可能,但得等……”

在這之前,我們不少勞教右派也曾私下探索過中國的未來,但礙於告密未敢深究,現在他和我同死牢裡,還有什麼話不能交流?一線光明從腦海中閃過,我像是捕捉到了什麼,輕聲問道:“你是說,老毛死後吧?”

他點點頭:“你三十,他六十九了,儘管人們天天喊他萬歲,他能活到萬歲嗎?我叫過,你叫過,那時叫他萬歲時熱血沸騰,渾身激動得發抖,眼裡噙著淚花。以為他會給我們帶來自由民主、幸福昌盛,誰知全是災難。不過,歷朝歷代皇帝都壞,三宮六院、朕即天下,可他比哪個皇帝都壞、都狠、都毒。國民黨的人殺,共產黨的人他也殺,不僅整得你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連他的戰友高崗、饒漱石也跑不掉,保駕的彭德懷、張聞天也是一樣,接下來不知道他還要打倒哪個人?”

我大惑不解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幹?”

死牢裡面沒有囚床,除牆角有個便桶外,就是扔在地上的兩張草席,他和我一人一張。他從草席上站起來,拖著沉重的腳鐐,慢慢地移動著腳步:“什麼叫共產?共產就是為了搶奪別人的財產你鬥我、我鬥你,除了農民鬥地主、工人鬥資本家外,還有兒子鬥父親、老婆鬥丈夫、學生鬥師長,不鬥就不叫共產黨。毛澤東最壞的一招,就是用最美麗神聖的辭彙,把人們靈魂深處最醜惡野蠻的東西釋放出來,比如出賣朋友叫分清敵我,落井下石叫劃清界限,揭發親人叫站穩立場,這一切都是讓人放開手腳做壞事。”

楊應森說得入情入理,我聽得有滋有味,死牢因此變成了課堂,老師與學生在探索社會發展與國家存亡的道理。他有理有據地分析說:“人性的共同特點是趨利避害,總想用最輕鬆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利益。什麼樣的代價最容易付出?出賣自己的靈魂最輕鬆!共產黨每搞一次爭鬥,每搞一個政治運動,總有人爬上去,總有人被打下來。爬上去的人少,打下的人多。爬上去的人當官掌權,打下來的人淪為底層賤民,甚至於挨鬥入獄。還有,官位只有那麼幾個,爭奪的人卻有一大幫。人們為了搶到權位就拼命作惡害人,拼命造謠說謊。誰壞事做得多,誰的謊說得大,誰就能搶到最好的權位。有了權位就可以妻榮子貴、作威作福,這就是階級鬥爭,這就是毛澤東的治國之術。一塊骨頭有十條餓狗搶,相互之間只能死拼惡鬥、瞎咬亂叫。中國早已成了群狗爭食的國家,沒人格,沒尊嚴,寡廉鮮恥,苟活殘存。儘管十多年來國家遭受到如此大災大難,卻沒有人敢說真話,就是這塊骨頭在起作用。今後要想過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就不要去搶骨頭,各安本份,憑人格尊嚴生存,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曉楓啊!切忌搶骨頭……”

也許是觸動、是啟迪,我回到兩年前探索過的題目:中國的苦難何日是盡頭?便直率問:“你和周居正是不是就為這個,才起來組織馬列主義者聯盟的?”

“馬盟”對於我,一直是個謎。

記得我在外逃前的1961年,“415”勞教築路支隊在旺蒼快活鎮修築廣元至旺蒼的“廣旺”鐵路,時值蘇共召開21次代表大會,曾被共產國際開除的南斯拉夫總統鐵托,重新回到“國際共運”的大家庭。南斯拉夫不叫共產黨,叫“馬列主義者聯盟”。“聯盟”的章程寬鬆,只要你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就可以加入,不像中國共產黨又是什麼“工人階級先鋒隊”,又是什麼“獻身無產階級事業”。他們不搞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據說老百姓生活過得還不錯。於是,我們中不少人主張中國走南斯拉夫道路,把共產黨更名為“馬列主義者聯盟”。誰知幾個月後,這些參加談論的右派分子都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下子抓了幾百人。在大逮捕前夕,我因偷米事件外逃西北,省公安廳視我為要犯,發出紅色通緝令。1963年初我從陝西被捕押回成都,經過數十次審訊,無論誘、逼、脅,我只談知道的事,決不出賣一個難友。雖然審訊員咬定這是個重大的“反革命集團”,某某是主席,某某是書記,某某是部長,還說他們都坦白交待了。我堅持回答說:“一概不知。”

楊應森告訴我:“不是什麼組織,是大家在一起探索真理,研究學問,到底中國走蘇聯之路好,還是走南斯拉夫之路好?從報上發表的文章看,南斯拉夫的道路和平、理性,不殺同志,不鬥人民。鐵托不像史達林那樣專橫,給老百姓多少有點民主自由。周居正寫了一個小冊子叫‘堅持新民主主義革命’,主張放棄暴力,停止階級鬥爭,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改官員的任命為民選,解散人民公社,把土地還給農民,工廠實行工人自治,由工人選出自己的領袖管理工廠,根本沒有推翻共產黨的打算。”

他特別提醒我說:“曉楓,共產黨是個強大無比的黨,有軍隊,有警察,有監獄,擁有一切資源,又極其專橫殘暴。造反,殺你;反對,關你;不跟它走沒有飯吃。你我都是從小跟著共產黨走的人,參加過共產黨的各次政治運動,深知道共產黨的底細。過去說國民黨寧可錯殺一千,不肯放過一個;共產黨卻是寧肯錯殺十萬,不肯放過一個。老百姓殺怕了、嚇怕了,哪個敢起來造反?再有,現在不是國民黨時代,那個時代是私有制,廠礦、商店、銀行都是私人開的,人們可以自由自主地找工作;而今整個國家都是共產黨的,沒有私人的企業,沒有個人的空間,大家只有一條路:擁護共產黨,跟著毛澤東走!不要說造反,就是農民在田邊屋角種瓜瓜豆豆,也要被批判被鬥爭。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大家只能做狗,還得做咬人的狗,你不咬人別人就咬你。我和周居正,還有你,都是不願意做咬人狗,結果被咬得遍體鱗傷……”

他的這些觀點,在法庭上曾向法官表白過,想說服他們不要做壞事。法官們不但不聽,氣得大罵他堅持反革命立場,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他說:“殺我的人未必一定要殺我。他們為了要穿衣吃飯,養兒育女,不得已而為之啊!記得1950年剿匪,我殺過人,你也殺過人。當時我們為什麼要去殺人?也還是為了掙表現,求上進,爭權位。唉,我們都是殺人犯,自己給自己建造了鐵屋子喲?!”

“鐵屋子?”我重復著,不解,迷惑。

“對,鐵屋子!就是這間鐵屋子!中國人都住在鐵屋子裡,只不過大小不一樣。你和我是住的小鐵屋子,老百姓住的大鐵屋子,整個中國是個更大的鐵屋子。不過,世界上沒有不變的東西,年代久遠了鐵屋子也會腐蝕鏽化。何況毛澤東一直搞階級鬥爭,今天整這一批,明天鬥那一批,一次政治運動打擊面都是百分之五,十次運動就是百分之五十,你算算,這些年搞了多少次政治運動,傷害了多少人?他一定死在你前面。毛澤東一死中國政局肯定發生變化……”

那時,我剛進入而立之年,心性躁動,一度想過拉支隊伍與共產黨幹到底,要不然就當個刺客暗殺作惡的官員,或者做個江洋大盜逞一時之快。經過多次交流,多次探討,楊應森的觀點、想法、願景,對我產生了重大影響,我開始冷靜思考人生,耐心等待毛澤東死去,寄希望於中國政局變化。我放棄反抗的目的,正是中共專政當局要我“陪場”的目的,可稱之為殊途同歸。此時的楊應森,不僅是個即將走向刑場的死囚犯,同時也是一個向我布道的精神牧師,我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接受他的精神洗禮的民主信徒:讓共產黨在時間的歲月裡腐蝕鏽化……

在他等候死神的時間裡,有一天我突然問:“應森,你恨嗎?”

躺在草席上的他,冷靜得像古井之水:“恨誰?我誰也不恨!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劫!要說恨,就恨這個造成災難的共產主義極權專制。共產主義永遠不會實現,它是馬克思編造出的最大謊言。我相信受騙的人總有一天會覺醒。就像這間鐵屋子總有一天會照進陽光,長出綠草,開出鮮花一樣。”

在最後的日子裡,楊應森告訴我:“世界上沒有不變的東西,說不定哪天出個大力士,把鐵屋子打開個洞,腐蝕鏽化的時間就會加快。但是共產黨殘暴專橫的本質難改,正如老虎要吃人一樣。只要叫共產黨就必然踐踏人權,仇恨民主!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參加了共產黨。別人騙我,我騙別人,大家就這樣騙下去。曉楓,今後決不能再做騙人的事了,在鐵屋子有了洞的那天,就不要再做狗,再當工具了,一定要做人格獨立的人!”

那天淩晨,楊應森被叫出死牢,負鐐戴銬走上刑場,被殺於四川灌縣(今都江堰市)岷江河畔。時間是1964年4月19日上午11時,時年三十三歲……

此後,我一聽見岷江咆哮,就好像聽見他說話的聲音:在鐵屋子有了洞那天,大家就不能再做狗,再去當工具了,一定做人格獨立的人!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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