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昌海：誰打了中國大陸意識形態的最沉重耳光？

【新唐人2011年11月10日訊】中國大陸社會已經進入多元的、斷裂的、高風險社會，每年群體性暴力抗爭有幾十萬起。對此大陸官方如驚弓之鳥，連《國際歌》、《國歌》也成了禁歌，害怕「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起來推翻自封為代表的「救世主」。

深圳作家朱健國在某「企業職工教育座談會」上，聽主持者鄭重透露一個「企業職工教育新動向」；某地政府為了建設「和諧社會」，防止勞資關係對立，內部下達「新紀律」，凡是有勞工、民工參加的企業集會或社會集會，一律不許播放或唱《國際歌》，特別嚴禁《國際歌》歌詞，違者以「黨紀國法」追究「破壞社會穩定」之罪。也就是說，曾經使「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革命聖歌」《國際歌》，現在已礙「穩定壓倒一切」，不利於教育勞工、民工等「無產階級」了。由於國歌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有鼓勵人民造反的味道，電子傳媒不再把《國歌》作為前奏曲。甚至豎立在北京某處的「李闖王進北京」塑像也被悄悄拆掉。因為李自成是農民起義領袖，過去大肆歌頌，如今大陸官方神經過敏，成了威脅大陸官方統治的不安定因素。企圖「永遠執政」的官方當權派，已經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

但是，《國際歌》與大陸官方的關係，按輩份，是祖孫關係；按地位，是主僕關係；按職能，是狼狽關係……。共產主義侵入中華大地時，《國際歌》也隨之而到。《國際歌》與大陸官方沆瀣一氣後，配合得頗為默契，將中華大地搞了個天翻地覆，雞犬不寧。

然而，曾幾何時，《國際歌》便遭致大陸官方的冷遇，二者失去了昔日的熱戀，漸次分生。時值今日，《國際歌》竟掉轉矛頭，逕直刺向了大陸官方的咽喉。驚出一身汗的大陸官方，慌忙招架，緊急傳令禁止在民間再傳唱《國際歌》，違者要以破壞安定團結而格殺勿論。

緣何《國際歌》要與大陸官方反目？號稱盛世的當今大陸官方為何如此懼怕區區一曲舊歌？這其間似乎存在著些許奧妙。不妨先簡略地查一查它們的淵源，然後再試著推究一番。

且說，在19世紀的法蘭西，有個工人叫歐仁•鮑狄埃，此人雖出身工人，但也有幾分才氣，平素很能寫幾首歪詩。1830年，還在當學徒的鮑狄埃就參加了七月革命，1848年又參加了巴黎的六月起義，被稱為是「勇敢的街壘鬥士」。1871年，其流氓本性使然，這斯又參加了巴黎公社的暴亂，並被推舉為公社委員。在五月流血的公社流氓暴亂失敗後的第二天，該斯躲過了搜捕，藏匿在郊外一所老房子的閣樓上又寫了首歪詩，名曰《國際歌》。於是乎，這《國際歌》便通過他的筆獲得了靈魂。又17年，法國工人作曲者狄蓋特為《國際歌》譜了曲，並在裡爾的一次集會上指揮合唱團首次演唱。至此，這個《國際歌》就又被授予了形體。從此，它便成了徘徊于歐洲上空的那個共產幽靈的奴僕，隨從。

俄國十月革命前，《國際歌》業已在俄共扎了根，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維埃當局索性將《國際歌》封為國歌，直至1944年。其間，《國際歌》那可謂是風光顯赫，即便是極端反對共產主義的德國軍樂隊和丘吉爾的英國政府，也不得不被迫演奏它。表面上看，這是因為他們在接待蘇聯國賓時只能按照外交禮節而不得不演奏對方的國歌，但實際上就是因為當時的共產主義就是如此地飛揚跋扈，不可一世。

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以後，更是明令：各國共產黨都要以《國際歌》為黨歌。其後，隨著共產主義向世界其它地區的不斷擴散，《國際歌》也就隨形如影地被帶到了它所存在的各個角落。列寧自詡道：一個的共產主義者，無論到哪裡，都可以憑《國際歌》找到同夥。

早把《國際歌》帶進中國大陸的是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他於1920年旅俄途經哈爾濱，在參加蘇共慶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會上，第一次聽到此歌。1923年，他將其譯成中文，刊於1923年6月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從此，《國際歌》便在中華大地上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可悲的是，1935年初，瞿秋白卻是哼著《國際歌》而死去的，但這也可說是：惡始而惡終。再後，《國際歌》在大陸官方的作用可謂是扶搖直上，從毛澤東的那句「國際狽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中就可窺見一斑。在中共奪取政權前，上至頂級大員，下至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小卒，統統都被《國際歌》附了體，人人都被搞得歇斯底裡，個個都被弄得癲癲狂狂，噬血成性。

中共奪取政權後，越發將《國際歌》捧上了天，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使其達到了頂峰造極的地步。那時日，絕大多數的中國大陸人都成了它的俘虜，整個中華大地到處是一片癲狂：在震耳欲聾的狂歌中，革命造反派們瘋狂地打、砸、搶；在震耳欲聾的狂歌中，無數的人被批判、游鬥、毒打；在震耳欲聾的狂歌中，無數的人被鬥倒鬥臭後倒在血泊中……。那時節，《國際歌》可謂是天天播，時時放，處處歌，人人唱。似這般，被指定為共產聖歌的《國際歌》，在共產主義的操控下，浸入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它所到之處，那裡的人們無不變得癲狂暴虐；它來到哪裡，就會把欺騙、煽動、瘋狂、恐怖、虐殺、血腥、災難帶到哪裡。當然，《國際歌》的功用就是被專事用來麻醉人的，使其神魂顛倒而達到癲狂狀態。它是一個在人的精神層面上從事控制和殺戮的超級殺手，其影響之甚，其破壞力之大，都遠遠地超越了人們目前對它的認識和想像。

然而，星轉斗移，時過境遷。東歐各共產陣營紛紛解體後，世界共產老大蘇共也隨之滅亡。故此，使《國際歌》在人世間能存在的空間頓時銳減，大大地消減了其能量。其後，大陸官方雖然還在給它提供著生存的空間，但也只是在黨會時才偶爾播放一曲，唱和一回而已，事實上，它在大陸官方那裡得以存活的時空也是變得小之又小了。

可是，山不轉水轉，三十年河東，又三十年河西。此前，原本行將就木的《國際歌》又漸次挺了起來。它先是在卡拉OK中得以死灰復燃，然後是在坊間被調侃般地篡改與傳唱，再接下來就是各路維權大軍在維權運動中高歌。近來，在北京的上訪村裡，在各地的維權集會上，在千千萬萬的民眾抗爭過程中，幾乎都能聽到《國際歌》的歌聲，或窺到它的蹤影。亦即，在官方暴政統治日益瘋狂、百姓漸漸被逼上梁山之時，他們又將隱於記憶深處的《國際歌》翻將出來，時刻準備著唱著這首曾令他們無畏無懼的歌曲去「起來！起來！不願做奴隸……」。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除此歌之外，中國大陸老百姓實在是沒有從大陸官方那裡得到過任何可聊以慰籍或是激勵自己去勇猛奮進的東西了。在走投無路之日，在忍無可忍之時，老百姓能想得起來的，也只有大陸官方傳給他們的這首歌了。

可以說，如今的《國際歌》雖然尚未見其有何異動，但它恰似一股被高壓于地殼下的岩漿，一旦尋覓到了突破口，便會兇猛地噴出地表，摧毀一切。大陸官方深知它的破壞能量有多大：「現在，就應該重唱國際歌了！」「讓《國際歌》再次響起！」

昔日，《國際歌》是大陸官方手中的一個聖物，是被用來麻醉人心、煽動暴亂、鼓動嗜血用的，且百用百靈；然而，如今，這個昔日的奴婢卻衝著主子殺了個回馬槍。這是大陸官方所始料不及的。大陸官方豈能想得到：它在用《國際歌》改裝了一批國人、「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同時，也就造就了埋葬自己的千千萬萬個掘墓者。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瞿秋白是哼著《國際歌》死去的，齊奧賽斯庫也是哼著《國際歌》被亂搶打死的，大陸官方每每有要人去見馬克思時，都要用此歌送終。如此看來，在《國際歌》在大陸官方眼裡的確不祥。

歷史的發展演繹，看上去錯亂紛紜，龐雜而無序，有許多事像似乎還改變了其原來的預定運行軌跡，變得今夜難料明朝事了。然而，一切的一切卻又都是那般井然有序，且有規有律可循。只要人們不帶有任何固有觀念去客觀地考察一番歷史與現實，就會不難發現：萬事萬物雖然充滿了變數，但目前的一切，又都是在朝著一個方向在飛速演變。

其實，這也就是天意。

眼下，有心者會發現：在此天象的帶動下，人世間出現了諸多超出了人們對社會與歷史認知範圍的變化，但只要冷靜地去考察一下，還是會看到個中的因果律的，雖然不甚合情，但卻十分合理。就目前而言，《國際歌》與共產黨剛剛拉開帷幕的這場同室操戈戲，便是近在眼前之一例。智者，可通過對諸如此類事像的細心觀察，看出許多門道。

今天重唱《國際歌》，是否會「破壞社會穩定」？反覆重讀歌詞——《國際歌》的核心就是鬥爭——「要為真理而鬥爭!/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就是復讎——「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一元論」「一旦把它們消滅乾淨/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如此「一元化」思想，的確與今天旨在順應「全球化」「多元化」的「和諧社會」背道而馳。「階級鬥爭」時代的《國際歌》，求之不得的是「天下大亂」，要「過七八年再來一次」，將「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就是要破壞一切「舊秩序」。一些「文化低，委屈多」，倍受不公正待遇的民工，一些被騙慘死的礦難工人的家屬，有可能被《國際歌》激動得失去「理智」。

但是，官方是否因此就有權禁唱《國際歌》呢？首先，此舉是法盲在違憲。憲法規定中國大陸公民皆有言論出版結社自由，豈可禁止公民唱「共產主義經典」《國際歌》？不要說《國際歌》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馬克思、列寧倡導的，就是一個普通人寫的歌，政府也無權禁止。其次，此舉是無效的。「抽刀斷水水更流」，中國大陸的事總是越禁越流行。本來很多人已淡忘《國際歌》，一禁止，反而爭相「紅色旅遊」，「溫故知新」，變著法子用「簡訊」「QQ」「FLASH」網路動畫大加傳唱。到網上搜索，一首新編《買房國際歌》將《國際歌》詞改寫為購房者的維權要求，沿用《國際歌》的激昂老譜－－正在如「老鼠愛大米」一樣火爆流行，許多購房業主正唱得如醉如痴：「起來，已經買房的人們/起來，準備買房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好房而鬥爭!/商人們個個油頭滑臉/買房的人們起來，起來!不要說我們弱勢無助/我們要做家園的主人!/這是正義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信息對稱就一定要實現/這是正義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官府/要創造我們的幸福/全靠大家團結鬥爭/……」

禁忌《國際歌》與「大話」《國際歌》事件，其實是給人們敲響一聲警鐘，也是給中國大陸意識形態一記最沉重耳光：僅僅提出一個「和諧社會」的好口號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建立相應的新哲學理論。如果關於「階級鬥爭」那一套老主義老理論及其相關意識形態不修正不重建，不在全社會樹立「共生」新哲學，「和諧社會」就只能是「紙上談兵」。沒有理論基礎的口號，無異於空話、廢話，甚至淪為騙局。

與其秘禁《國際歌》，不如開展一個《國際歌》是否過時大討論：與其任市場「大話」《國際歌》，不若組織專家新編《國際歌》。《國際歌》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如何與時俱進地更新修正？《國際歌》的復讎心理如何有悖理性？《國際歌》的「清一色」「一元化」如何讓位於「萬物共生」，「沒有敵人，只有病人」的「共生主義」？《國際歌》在組織聯合團結勞工的鬥爭功能，如何轉化為理性維權建設？！

《國際歌》是一種革命歷史，一種革命文化，是百花之一，誰也無權「圈禁」。人們有責任讓人們辨識《國際歌》的歷史意義與現實局限性，可以「告別《國際歌》」，「新編《國際歌》」，但無權下《國際歌》于詔獄。禁唱《國際歌》與愚民政策等同，討論《國際歌》則是走向民主法制教育。

尤其是凡是有勞工、民工參加的企業集會或社會集會，一律不許播放和呤唱《國際歌》，特別嚴禁傳唱《國際歌》歌詞，違者以「黨紀國法」追究「破壞社會穩定」之罪的禁令，更是對大陸正在灌輸的意識形態的背叛，屬於政治倫理的潰爛。

國際歌歌詞(中國大陸版)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注:英特納雄耐爾=Internationale）

文章來源：《大中華思想門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