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4日訊】人類在自然、社會歷史發展規律面前，其實是非常非常渺小的。人類應該謙卑地匍匐在偉大的自然、社會歷史規律腳下，而不是試圖去人為改變自然和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尊重和臣服和自然、社會歷史發展規律，順應歷史潮流，此為「順天道」；尊重人性、尊重和捍衛人由不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遷移、由環境落後地區向環境較好地區、由效率低地區向效率高地區、由不自由地區向自由地區流動的權利，是為「應人道」。順天道，應人道，乃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物阜人豐，天下和諧的「人間正道」。
這一章，筆者用了將近兩萬字論述了人與環境、水資源的關係等問題，筆者的綜合結論如下：
1、人與自然、環境、水資源的和諧問題，是全中國13億人甚至全世界幾十億人都必須面對的問題，不只是哪個大城市、更不僅僅是一個首都北京需要面對的問題，也不是哪個大城市關起門來就可以應付得了的問題。一些學者和決策者眼裏以「水資源限制」為由試圖控制城市人口增長，只不過是一個人為預設的假想敵，也是不可能實現的現代烏托邦。全國13億人口，這已是既成事實，在哪里都要用水，從事農業需要用水量更大，而且破壞環境更大。
2、比起農村、比起中西部地區、比起我國多數江河中上遊動不動就是致人死傷的地質災害和置人於不治之症境地的惡劣生存環境，今天中國許多大城市的環境和水資源問題仍然屬於好的和相對較好的，因此，人口向大都市的流動仍然不可遏止。
3、人口由資源短缺、權錢關係壟斷、效率低、收入低、自由度低的農村和小城鎮向大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流動，是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也是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應該得到足夠的尊重。
4、就像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最節約土地一樣，大城市也最有利於環境和水資源節約與保護，這個問題就像一加一等於二一樣，應該是個簡單的常識問題。因此，整體上解決環境和水資源約束的問題，應該是讓更多的人能夠進城，而不是相反，去限制他們進城從而使他們迫于生存壓力對土地和環境實施過度開發和利用。人類是一個整體，其中一部分人缺失了進城的權利，另一部分城裏人就一定會缺失環境和水資源。
5、當前環境和水資源破壞的一大殺手，是利益集團綁架了政策。應該警惕和限制水電資源的過度開發，以及大規模剃頭式的人工造林。
6、保護中華民族的「風水寶地「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不論從古代風水還是現代科學角度，大江大河的發源地、中西部地區都是中國的後山聖地，應當以生態建設為主，在局部許可的前提下才能進行適當的、謹慎的經濟建設。這些地方尤其要防止過度開發，尤其要防止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資、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向水源地、向西部轉移。否則，產業大規模向中上游轉移，就會污染和破壞整個中華民放的「水源」，面更廣、影響更深遠。對於一些環境敏感和脆弱的地區，必要時應該主動啟動移民計畫，讓人類活動從相應區域退出，人退、自然進，讓自然界休養生息自我修復；而移民的輸入地，也不應該僅僅延續以往的從鄉村到鄉村的思路，那樣有可能加劇另一地方的資源和環境緊張，而應該更多地考慮城市或者城鄉結合部，通過城市化來保護環境。保護中華民族的「龍脈」，應該是西部/江河上游地廣人稀，謹慎開發；東部，江河中下游尤其是下游大城市化。江河上游本該是人煙稀少，大江山養育大自然；江河下游，大城市養育人。
7、過去我們浪費了太多的時間、精力和聰明才智，把目標定在想像中的控制城市乃至國家人口規模而不是根本性解決環境和水資源問題，不僅沒有能夠有效解決自然環境破壞和水資源短缺等自然問題，而且已經導致了很大的社會問題，如5800萬以上的留守兒童、數千萬流動兒童等問題。他們中的一些人，有可能成為未來城市流動的「不定時小炸彈」。
8、挖東牆補西牆的調水方式不得要領，而且代價昂貴。我們應該多從水資源的「增量」上解決水資源和環境問題，而不是在存量上你爭我奪。我們不難從美國的拆壩運動中得到一些啟示。在過去一個世紀，美國在全國數百條大大小小的河流上，修建了約75,000座，高於6呎(或2-3米)的水壩與攔河堰，用於發電、灌溉、航運、防洪和供水。而人們普遍認為修壩修堰對河流生態帶來的影響輕微，而社會和經濟利益往往掩蓋了自由流動河流變成水庫後的損失。過去數十載，拆壩一直被視為恢復河流生態的極端手段。但是最近，觀念已經改變，人們開始接受拆壩，因為拆壩也是河流管理一種合理而具成本效益的方法。越來越多人明白到水壩除了為社會帶來好處，但同時對河流生態造成傷害。到2008年，美國全國已經有最少465座水壩攔河堰被拆除，而且有最少100座準備拆卸。雖然美國各州政府仍然不遺餘力推動新的水壩規劃，但是由於民間環保意識的提升，以及對魚類生態的強烈關注，新水壩建程基本上仍然停止。
9、從中華民族的全局考慮人口與資源環境問題。根據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總人口規模規劃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但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通過專題調研掌握的資料顯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實際常住人口總數為1972萬人，其中戶籍人口1246萬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726.4萬人，舉家遷移比例逐年提高，達41.2%。「人口控制目標一再被突破，北京已陷入人口爆炸危機。」有專家如是說。（2010年8月16日《新京報》）
擔心大城市病而且擔心資源局限，一直是我們對大城市人口增長心存警惕的重要原因。但是僅2010年1月至8月初，從春到夏，從東北到西南，整個中國都受到自然災害的猛烈攻擊，說明人口與資源緊張的矛盾，不只發生在大城市，江河上游、西部等地區也許更為嚴重。
《三聯生活週刊》2010年8月中旬：洪水退後：吉林農民的生存問題——「想打翻身仗都打不了。現在什麼都沒了，不光我家，別人家也一樣。」原本的黑土被沖得一點不剩，只剩下裸露的卵石和黃褐色的沙土，像是沙灘。洪水過後，村民開始一點點把斷壁殘垣往外刨。
《新世紀週刊》2010年8月中旬《舟曲警報》：事後看來，舟曲在劫難逃。多重因素催生和加劇這場劫難。罕見暴雨驟降於地質條件極差的乾旱陡坡，陡坡上植被在數十年前被徹底砍光，這讓山洪有充足「彈藥」形成特大泥石流。縣城近十幾年的擴張過分擠佔了三眼峪溝河床，災難由此被幾何級數放大。
2008年5•12汶川地震後，2008年7月14日《新京報》報導了一份調查：大多數汶川人並不願意就地重建，在757人參與的問卷調查中，739人要求異地重建，甚至有村民表示：「就是遷到新疆邊陲，也不再回去了。」他們的理由幾乎一致：擔心泥石流毀滅家園。但是反對異地重建的專家，稱這是「逃跑行為「。持這種觀點的中科院專家張信寶激怒了在安置點苦苦支撐的汶川村民，2008年7月9日，一些激動的村民聚集起來，準備湊錢租車到成都，將張信寶接到汶川，「讓他過過我們的日子！」（《京華時報》2008年7月12日）
但最終，就地重建還是成了事實。而汶川民眾的擔心則一語成讖，兩年後的2010年8月，泥石泥席捲汶川的時候，重災區又是當年的地震重災區！
……
這是何苦呢？一次次就地重建，國家浪費和重建資金，社會浪費了捐助愛心，當地百姓折損了生命、健康和財產，難道僅僅是為了展示我們人定勝天的雄心壯志和浪漫主義情懷？
2010年夏天，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談泥石流：「咱們有信心、有決計災難毀100次，咱們就建101次！並且每一次都要建得更好！」（2010年8月1日成都生活論壇http://www.cdsh114.com/zixun/2010/0815/8144.html）精神可嘉，激動人心，但是否符合科學發展規律呢？
具體到官員個人，也許的確不乏一些理想主義者，我們不能輕易否定人家良好的動機。但若從制度層面，從整個基層官僚體系的利益考慮，我認為地方官員以及御用專家慷慨激昂的背後，是不乏私心的，民可以千日無君，君不可一日無民，萬一人都遷走了，民之不存，官何附焉？
另一方面，對於人口流入地政府來說，在發展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他們更著重於急功近利地發展經濟，把有限的財政資金直接投入到見效快的經濟建設專案中，而不願意投入到社會保障和社會發展如醫療、教育等事業，導致外來人口多的城市普遍出現醫療、教育、交通等資源高度緊張局面，從而導致城市從官到民、從上到下對外來人口「經濟上吸納，社會上排斥」，把外來人口的定居當包袱，也不願意看到不適合居住地區的人們大量遷移到自己的城市來。
舟曲泥石流發生後，有網路媒體報導稱，甘肅省發改委負責人建議國家增加甘肅向新疆移民規模，緩解舟曲人口環境壓力。但隨即，舟曲縣縣委書記范武德表示，不可能整體遷移，舟曲縣的重建肯定是原址原建。將採取向外輸出勞動力和提供安置資金等方式向外轉移部分人口。甘肅省政府表示，沒有考慮向新疆移民。（2010年8月18日《京華時報》）
正如河海大學中國移民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施國慶教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所言，災害移民問題在中國沒有受到足夠重視。如果論證表明，舟曲縣城所在地因為已經發生的泥石流和未來泥石流災害仍然面臨嚴重風險，喪失作為縣城重建的條件，就需要考慮異地搬遷，這不光涉及已經發生嚴重泥石流災害的縣城區，也包括輕災和未發生災害的城區。應該對哪些高度危險的人類居住比較集中的地區進行各種災害風險評估、預警，對高風險地區進行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土地利用進行有計劃的控制和調節，甚至盡可能進行有計劃的人口遷移即災害移民活動，以避免未來可能的災害損失。
「總體上看，中國在災害移民理論研究、政策法規、規劃設計方面基本上處於空白狀態，遠不適應國家、社會和人民的需要，」施國慶說，「在災害移民實踐中嚴重忽視了災害移民的生計恢復、社會適應、社區建設問題，也缺乏統一的移民管理機構。」
目前，受到地質災害等因素威脅的不僅僅是舟曲，還有白龍江流域的甘肅武都，以及四川的康定、雲南的德欽等多個地區，這些地區多在西部且多是經濟不發達地區。（2010年8月17日財新網）
我們應該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角度，把中國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問題和中國的環境、生態保護合在一起考慮。1935年，胡煥庸提出黑河（愛輝）—騰沖線即胡煥庸線，首次揭示了中國人口分佈規律：宋代以來，自黑龍江璦琿至雲南騰沖畫一條直線（約為45°），線東南半壁36%的土地供養了全國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僅供養4%的人口。1982年和1990年我國進行的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表明，自1935年以來，我國人口分佈的基本格局基本不變。以東南部地區為例，1982年面積占比42.9%，人口占比94.4%，1990年人口占比為94.2%，經歷了55年時間，東西部人口比例變化不大。我國東西部所占全國人口之百分比僅僅有1.8％的增減變化。兩次人口普查結果還表明，我國人口的60％集中在距海500千米的東部地區。建國後人口沿胡煥庸線的分佈只改變了一點點，西部生態就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惡化得非常厲害。其中的主要問題，並不在於單純的人口增加，而在於人口增加以後，分佈的規律被破壞。事實上，中國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是不斷下降的，但中國對大自然的破壞，高於世界平均水準。「大自然是不會犯錯誤的，是永遠正確的，錯誤永遠是人犯下的。」（歌德）
就像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最節約土地一樣，大城市也最有利於環境和水資源節約與保護。按建成區面積計算，我國20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20萬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建制鎮三者人均占地的比例是1比2比3.1。這還不算農村居民砍伐、開荒耕種等活動面積。
人類如果違背自然規律，結果一定招致自然的懲罰。大江大河和生態脆弱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滯留過多人口，必然導致過度開發進而導致生態和環境災難，也直接對下游大中城市的水資源、水環境保護等構成威脅。
人類是一個整體，中國是一個完整的家園，東部大城市關起門來，是解決不了自身的環境和資源短缺問題的。不論從古代風水還是現代科學角度，大江大河的發源地、中西部地區都是中國的後山聖地，應當以生態建設為主。保護中華民族的「龍脈」，應該是中西部/江河上游地廣人稀，謹慎開發；東部，江河中下游尤其是下游大城市化。
人口轉移的問題，就應該放在這個大視野下通盤考慮。除了政府主導的移民政策之外，更應該順應市場規律，尊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權利,讓東部城市突破制度壁壘，以更大的胸懷迎接外來人口。北京作為首善之區，更應該轉變思路做出表率。這才有人口、人權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雙贏。
10、大城市（群、圈）戰略才是解決人與環境矛盾的終極辦法。舟曲泥石流也許只是大自然向人類「索債「的一個開始。2010年8月20日華西都市報報導，中國至少還有1.6萬個與「舟曲」類似等級的地質災害隱患點威脅著700萬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全國地質災害通報》指出，全國2010年上半年共發生地質災害19552起，造成人員傷亡的地質災害147起，326人死亡、138人失蹤，經濟損失18.61億元。地質災害發生的數量竟是2009年同期的10倍。2010年8月20日《新京報》則報導，中國2010年1-7月共發生地質災害26009起。也就是說，僅僅2010年7月份，全國就發生地質災害6457起。
記者從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獲知的權威消息顯示，截至2009年全國共發現地質災害隱患點20萬處，威脅數千萬人民群眾的生命和1200多億元財產安全，其中，特大型和大型地質災害隱患點1.6萬處，威脅人口700萬，威脅財產840億元。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地質災害調查監測室主任周平根博士呼籲，這意味著，中國至少還有1.6萬個與「舟曲」類似的隱患威脅著700萬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他介紹說，這種隱患點重點分佈于雲南、貴州、四川、重慶、甘肅、陝西、湖南、湖北等山多坡陡的省市。國家減災委原總工程師李京對此概括為一句話，「高風險的城市，不設防的農村，尤其西部。」
華西都市報記者查閱2010年上半年《全國地質災害通報》發現，21起特大和大型地質災害中，僅5處發生在城市，其他均在農村。中國地質調查局副總工程師殷躍平2010年早間受訪時曾說，據其統計，地質災害中人為活動的因素占到50%以上，尤其是非法活動。報復或許只是時間問題。
泥石流專家張作辰則稱全國至少有兩萬多條泥石流溝，大部分在西南西北。甘肅舟曲所處的位置，這麼大規模的縣城是不適宜的。如果認識到危險，不搞居民點，損失會大大降低。但西南地區往往地方又不夠，搬遷難。（2010年8月20日《新京報》）
幾乎所有的資訊都指向兩點：西部，不宜大規模人居；鄉村，不宜大規模人居。中西部和東北部地區的江河源頭，人類的過度聚集和過度活動，只會加劇環境破壞與生態威脅，同時也江河下游。同類區域的移民活動，說到底只會拆東牆補西牆，於事無補。
任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都不能解決人口、資源與環境的現實尖銳矛盾！要一攬子解決人的發展權利與環境、資源限制之間的矛盾，解決地區間貧富差距等問題，應當著眼於在中國東南部也就是江河中下游地區，大力發展大城市和城市群（圈），讓中西部地區人退、自然進，涵養森林和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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