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毛澤東到底殺了多少人?

【新唐人2011年10月25日訊】去年在紐約一個大學生的藝術展上,看到一件回顧性的抽象作品《二十世紀大屠殺》,引起我注意的是其附件,一份統計表,紀錄了42次大屠殺主使人及死亡人數。毛澤東排名第一,殺人數量4900萬,說明是「死於大躍進與文革」。我問一位元女學生,資料從何而來?她不知其詳,只說是美國學者研究出來的數字。

如附表所示,殺人記錄前三名:毛、史達林和希特勒,是公認的二十世紀三大暴君,他們的殺人記錄都數以「千萬」計。這項統計還包括三名美國總統:杜魯門原子彈炸日本,死了50萬人,尼克森越戰有7萬越南人死亡,詹森繼續在越戰中令3萬越南人死亡。可見這是一份美國自由派學者的統計。43項屠殺,總計死人1.002億。中國人占49%。

這份統計的準確度,當然是大有爭議的。不過,從大的架構來看,還是可以反映二十世紀人類在專制獨裁和戰爭中遭受的犧牲,而死於極權主義的人,大大超過戰爭中的死者,占七成九,近八千萬人。

殺人記錄是保密中的密中之密

中國人究竟在二十世紀死了多少?中國的學者專家至今仍是交白卷。美國軍方有歷次大型戰爭的死亡人數公佈,精確到個位數(如越戰58209人,韓戰36574人),可是我們連國共內戰,雙方軍人死亡的概數也拿不出來,更不用說平民;抗日戰爭死亡人數,竟是「百萬」還是「千萬」也搞不清楚。

這些半個世紀以上的帳,不說也罷。

近五十年的非正常死亡,集中在毛統治時代。毛後,尤其近二十年,研究之風已經啟動,雖然,眾說紛紜,從建國的鎮反、土改到反右、大饑荒、文革,死於毛的獨裁政策者,估算有多有少,但中共體制內外,加上國外學者,各自的結論都在「千萬」這個數量級上。少者二三千萬,多者七八千萬。

可以鄭重指出,對毛時代的研究和批判,焦點越來越集中,一言以蔽之:毛究竟害死了多少中國人?張戎的暢銷書《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開宗明義提出,毛害死了「七千萬」中國人。我不止一次解讀道,這本八百頁的書就是為了回答一個問題:毛怎樣成為獨裁者,七千萬人怎樣死去?有人說,這是主題先行,預設立場,所以只收集毛的負面材料。

好。即使如此,除了這「七千萬」,毛也幹了許多好事。但這七千萬的帳,應不應該算?或者說這「七千萬」的負債,可不可以用他的進帳加以抵銷?從西方的前毛派學者到臺灣的前反共專家,不必提北京的御用文人了,都是用這種會計法在為毛解脫——毛讓中國人站起來了,長江大橋修起來了,衛星上天了,甚至貪官、妓女都不見了……我在網上看到過懷念毛的數十條「不要忘記」。更多的研究者在著書撰文、開會演講,窮十年八年之功,論證毛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評價毛的軍事韜略,乃至文采風流,但是絕無僅有的、無人問津的或敬而遠之的課題是,毛殺了多少人?

顯然,中共官方在日趨失控的傳媒與出版管制,甚至在它的官方保密制度中,已在走向一條最後的底線,那就是毛和共產黨究竟欠了中國老百姓多少血債?毛當然是天才,包括他破紀錄的殺人天才,他對數理化沒有興趣,卻創造出一個簡明的殺人公式:按比例殺人。這是他發動不間斷的政治運動的基本策略,打擊(包括批鬥與關管殺)物件控制在百分之五之內,無論怎樣對待這微不足道的少數,「占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都是站在我們一邊的」。

換言之,這百分之五化為灰燼,我亦立於不敗之地。不說這個比例往往超額(毛在說打原子仗和大躍進時準備死人的比例已達一半和三分之一),即使不超過,以百分之一計,十億人口就是一千萬。在毛治下無辜死去的幾千萬人,不錯,大約在他的控制數字之內。

毛也說過極有智慧的話,他說,人頭不是韭菜,割了可以長出來,可殺可不殺的不殺。他當然深知人命關天,殺人抵命這些傳統的天經地義。因此,我們看到:共產黨的殺人紀錄,那是一切黨國機密中的密中之密,一切核心機密中的核心。甚至可以預言,這部份機密的壽命可能比共產黨的壽命還要長。其管理之嚴,可能總書記也不得調閱。相比之下,甚麼路線之爭,左右是非,成敗得失,冤假錯案,全是無謂之事,都可以揭曉和擺平。

他們不會忘記當年裹脅民眾參軍打仗賣命的一招,是拿出幾個階級敵人謀財害命的故事,召開訴苦大會,高呼「血債要用血來還!」

毛殺人歷史的三個階段

概括地說,毛的殺人史,可分三個階段:

一是將殺人合理化。從革命的暴力論,宣揚暴力是新社會的接生婆,到粗俗的「你不殺他,他要殺你!」「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千百萬人頭落地!」類似的宣傳,煽動殺人不可避免,成為「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依據。

二是將殺人合法化。這是奪取政權後的發展,制定各種嚴刑竣法,用毫無公正可言的司法形式,判處數以十萬、百萬計的反革命、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死刑。前中共公安部長羅瑞卿曾證實過這種司法的「慘無人道」。這對一個革命成功後在和平建設時期的國家而言,是不可寬恕的罪行。

三是殺人的神聖化。如果前兩階段在蘇聯都出現過,那麼這個殺人萬歲的階段,純屬毛的獨創——這就是毛晚年發動的文革。文革以那樣上億人的政治瘋狂,以階級鬥爭打倒「封資修」為名,實行大規模的階級滅絕政策,令千百萬天真的青少年成為打手兇手,致人於死地而後快。造成無數人自殺、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發生道縣大屠殺那樣滅戶滅村令人髮指的事件。毛已經把殺人變成了全民性的狂歡,令一個文化悠久的民族變成一群嗜血的野獸。毛也在這場吃人的饗宴之後死去。

北京學者美化毛的「殺人政治學」

當中華民族經過毛數十年血的蹂躪之後,毛的繼承者們驚於共產黨罪孽深重,他們給蘇醒的國人以種種物質的賄賂,以期新的一代又一代忘卻那些血腥的往事,改寫歷史,作新時代的洗腦。同時禁制言論,沒有人敢於或有機會清算毛的罪惡。他們甚至也不敢再為革命暴力作理論上的闡述。

然而,最近一位大學教授蕭延中,百無聊賴,竟作起文章,還上電視講臺為毛的殺人歷史巧言辯護。搬出西方學者的甚麼理論,給毛作心理分析。通觀他的那篇一萬四千字的《試論毛澤東」革命犧牲」的政治學》,透過晦澀玄奧的學術詞令,把毛號召人民作無私的犧牲,美化為「革命的永生」。本欄「一個觀眾」的文章已有清晰的剖析。蕭援引的那位研究「暴力與倖存者」的美國教授羅伯特。利夫頓,對中國革命與現實的瞭解,不過是搜羅毛在一九四九年之前關於為革命不怕犧牲的若干講話(包括「老三篇」),便煞有介事地構建學說,稱毛把死亡與犧牲內在聯結之後,對「死亡的焦慮」便「轉化成為深沉的動力,昇華為崇高的道德」。

毛「這位征服死亡的英雄已成為中國永世長存的象徵。」還說,毛的生涯不斷和死亡較量,「成功地改善了自己民族的境遇。」

蕭延中讚揚毛反復說」共產黨員連死都不怕,難道還怕困難嗎?」是反映毛革命和辯證法的徹底性。他的結論是:毛成功地把對死亡的恐懼轉變為傲視死亡,而成為戰無不勝的全能的領路人。毛的生死辯證法,已使生物性死亡被「符號性死亡」所替代,革命犧牲已被陶冶結晶成具有神聖意義的政治學。他甚至斷言,毛這種政治學邏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仍發揮著非同小可的持續功能。」

如果說,那些洋教授食中不化,還可作為笑料一粲,那麼,這位人民大學五十二歲的政治系副教授,就只有令人不齒。他應該去問問他的那些倖存的親友,「革命」名下的死者,是不是一堆「神聖的符號」,而不是鮮活的生靈?

在欲海中浮沉自甘腐蝕的今日中國士人,也許不必苛求他們。但必須指出在評毛論壇上,無論華洋與雅俗,根本分歧乃是價值觀的分歧。

究竟是人、人的生存、人的尊嚴高於一切,還是所謂革命、理想、國家高於一切?在認同前者的當代普世價值中,人權是高於一切的。然而,在共產黨的哲學中卻是顛倒的,在中國封建倫理的傳統中也是顛倒的。毛正是這兩種顛倒的集大成者。蕭延中和利夫頓只引用毛藉以取得政權之前的豪言壯語,為甚麼不面對一九四九年後的大量死亡?

毛頑固地反世界潮流而動

應該補充的正是,毛的大規模殺人是發生在國際共產運動開始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後。這一點,具有特別的警示意義。

眾所周知,中共革命並取得大陸上的勝利,很大程度是以史達林為首的蘇共援助扶植的結果。包括複製紅色恐怖暴力專政在內。但是,史達林一九五三年逝世後,蘇共立即卷起修正潮,並在一九五六年的二十大公開揭露與批判史達林,在一系列的政策與理論的突破中,最震撼人心的批判,就是史達林的濫殺無辜。引起東西方一致的共鳴與憤慨。

蘇聯歷史學者、作家從國安資料中,驚人地發現,在一九三六至三九年的大清洗中,至少五十萬人被處決,莫斯科有時一天就槍斃上千人。在史達林統治時期的被害人數,估計達一千五百萬,史達林死時,仍有一千二百萬人關在勞改營。這種政治恐怖,大大超過歐洲歷史上的紀錄,西班牙最殘酷的宗教裁判所,只燒死一萬人,法國革命雅各賓專政,上斷頭臺的只有一萬七千人,而沙皇治下,十九世紀一百年處死政治犯也只有幾十人。史達林殺掉的包括黨政軍的大量高幹,包括中央委員、元帥和數百名將校軍官……

這些確實的情報,毛和中共高層絕對知悉,我曾在中共官方有關八大的材料中,看到毛等人亦表示對蘇共二十大的肯定,他們公開也承認史達林有「錯誤」,但是毛內心的真實、他那反人類的冷酷心理,是後來才為人知:他根本反對否定史達林,說俄國人把兩把刀子(列寧、史達林)丟掉了一把(史達林),另一把也快丟了。何謂刀子?殺人工具也。毛欣賞的是列寧史達林的殺人本領。

可見毛留戀的迷信的仍然是幾十年前占山為王,殺人放火的共產黨!因此,口出好戰狂言(世界大戰死一半人口,換來一個新世界),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無動於心。親自發動一個又一個運動,「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鬥鬥鬥!殺殺殺!血流成河,哀鴻遍野——便都在他的內心邏輯之中,人民的死亡成全他崇高的「道德境界」。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毛就自我塑造了一副絕不仁道、視百姓為草芥的千古暴君形象。

在黨內,和劉少奇的分歧,實質上仍然是關乎死人問題。人為的錯誤導致三千萬人死亡,使劉少奇良心發現,形成高層衝突,七千人大會,而後文革,千百萬人頭落地。

在我看來,無論學者專家,還是學生市民,只要面對那血淋淋的歷史,面對二十世紀的也是人類空前的踐踏人權的記錄,批毛,已不再具有學術上的需要,而只是一個法律問題:追查如山的血案,對殺人元兇進行公開的缺席審判,然後在天安門廣場豎立一個受難者紀念碑。
中國的民主化,如果無法越過這個障礙,徹底清算毛的罪行,及其留給繼承人的殺人基因,那麼在必將到來的共產大廈倒塌的一天,難免還會有一場大流血。

文章來源:《開放》雜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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