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潔平:中國農村留守人口悲歌

【新唐人2011年10月4日訊】三十年後,中國將讓八億農民進城,鄉土中國完全轉型為城鎮中國。這是在「十二五經濟形勢展望高峰論壇」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局局長李連仲描繪的城市化戰略遠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眼前鋪開這條「城市化」的金光大道,又讓人聯想起這直貫千年的理想。

只是把焦距收縮,再收縮,遠景尚未到來的今天、明天,每一個承擔著這場巨變的個體,從鄉村到城市,他們的命運和心靈又在經歷些什麼?

對一個曾經的鄉土中國來說,鄉愁,從未如此刻這般濃鬱。在騰訊網的一項調查中,有百分之六十七以上的人認為,自己的故鄉已經淪陷了。「每一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一度成了流行句風行媒體網絡。

這裡的「故鄉淪陷」,不只是田園牧歌變為工業機器的哀愁。老屋拆了建新房,不種地了外出打工掙錢,不挑糞了改用抽水馬桶,不聽雞鳴用手錶了,不自給自足了依賴上商品經濟,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而是習慣了電視電腦手機,甚至哪怕風俗的改變——這些都不是真的「鄉村淪陷」。鄉村是一個整體,陷落的是每一個掙紮在鄉村與城市斷裂帶裡的個人。

他們是在兩個世界的夾縫間生存的二點五億農民工。

他們是農民工留在身後家鄉的孩子。根據全國婦聯零九年的統計數字,中國有五千八百萬留守兒童,這個數字如今直逼六千萬。他們有些不滿週歲,父母就離家打工,只和爺爺奶奶生活,甚至還沒學會自理就已經要進寄宿學校。

他們是被稱為生活「在社會背面」的留守老人,像是俗語說的:「門外拴著一條狗,屋裡留下老兩口」。

二零零五年,中央政府推進「新農村建設」;二零零六年,取消農業稅;二零零八年,「城鎮化」被定為國家下一個三十年發展的國策——從一片向好的經濟數據上看,「三農」問題似乎從水深火熱中好轉了,也不再是輿論界流行的話題。

可是鄉村世界裡,每一個個體遭遇的焦慮、徬徨和無所依託,如此真實殘酷。那麼多奮力拚擠的農民工離散在城市的黑暗邊緣,而遙遠的故鄉,幼無所養,老無所依——這一切,都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怎麼發生的?

梁莊裡的中國

故鄉什麼時候變得這樣千瘡百孔?梁鴻問自己。她在北京西三環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書,離開河南穰縣的故鄉梁莊已經二十多年。每每回望,都坐立不安。

她是一個戀家的人。在梁家六個孩子裡,她是排行第五的女兒。每年春節,她必定要擠進十幾億人次的春運大潮回到故鄉,而村裡一年一度的團圓飯總能徹底溫暖她;在母親的墳前,她說感覺到家族血脈賦予她的人生意義。

但這些,並不能遮掩故鄉的劇變帶給她的巨大陌生感。

十三歲她第一次進縣城,不敢問路,「那些悠閒的行人身上有一種陌生的東西使我不敢走上前去」。那還是八十年代。二十多年後,她帶著兒子從北京返回穰縣梁莊,車窗外,浩浩蕩蕩十幾個親人來接,在北京長大的兒子卻哭著指著地面說:「髒,太髒了。」不肯邁下火車一步。

故鄉就是以一種如此尷尬的身份存在的。曾經逃不開,現在回不去。

但疼痛感還不止於此。梁鴻看到,以自己家裡老屋為起點,是大片連綿的斷壁殘垣,「舊有的結構都瓦解了」,新房子沿公路而建,但人去樓空,「一把把鎖無一例外地生著鏽」;曾經鋪滿蓮藕與荷花、有鴨子飛過水面的清澈池塘現在成了黑色的污水坑,堆滿垃圾,滋生蒼蠅和蟲蟻,臭味熏得睜不開眼睛……更讓人心疼的是人:中青年都進城打工,「夫妻分離、父母與孩子分離是一個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狀態」,整整一代孩子在沒有完整家庭的環境裏長大,留守兒童的數量和犯罪率都在逐年上升,沒有人知道他們心靈深處有什麼樣的傷口;而村裡唯一的小學變成養豬場,人們四散離去,村莊「不再是個有機的生命體」,「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只是一盤散沙,偶爾流落在一起,也會很快分開」。

於是她回到家鄉半年,寫作《中國在梁莊》,出版後引起巨大的共鳴。梁莊的傷口牽動了太多人相似的疼痛:寂靜無人的村莊,老房子拆掉,土地荒掉,河流不知去向或者臭不可聞,鄉裏少年沈迷遊戲,拒絕讀書,只想出去打工,老人常常得不到贍養,犯罪率和自殺率同樣高……這些反覆出現的故事和意象,在人們對各自故鄉的追憶中默契地重合、連成一片。

作家閻連科說:「在我們老家,墳頭上的樹是不能砍的,誰砍了,會遭天譴,會被全村的人咒罵。春節我回去看,村邊到處是木材加工廠,墳頭上的樹都被砍完了。」詩人於堅說:「你生活在故鄉,但是你完全不認識這個地方。這種陌生感是強加給你的,強迫性地使你變成一個陌生人……」

梁莊,成了中國已經或者正在消失的四十萬個村莊的不完全縮影。

梁莊人並不那麼憤怒。梁鴻說,她所熟悉的梁莊人,像接受千百年來的苦難命運一樣接受了令人不安的現狀,並自己努力「從中尋找幸福的感覺」。

這正像是今天中國鄉村的傷口。它並不是鮮血淋漓即時致命的,它更隱形、更深、但也因此更令人擔憂。它的傷害,不會迅速體現在經濟數據或者維穩指標之上,但在無比清晰地撕裂這個社會,動搖它最根基的東西,過程不可逆,卻又不知通向何方。

幼無所養教育凋敝

最讓人擔心的,還是五千八百萬留守兒童,按照零九年的統計,十四歲以下的留守兒童有四千萬人以上。其中,百分之五十七點二的留守兒童是父母一方外出,百分之四十二點八的留守兒童是父母同時外出。留守兒童中的百分之七十九點七由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撫養,百分之十三的孩子被託付給親戚、朋友,有百分之七點三為不確定無或者人監護。

在梁莊,芝嬸的兒女都在新疆打工,小孫子出生才十個月大,就交給了芝嬸夫婦養。四年後又多了一個孫女,也是芝嬸夫婦帶著。孩子的父母一年才回梁莊住上十幾天。芝嬸說,村裡幾乎家家都是這樣,六七十歲的老人都在養孫兒。「老頭老太太領著孫娃,吃喝拉撒不說,有的兒子、媳婦不寄錢,還得自己下地幹活。有的領五、六個孫娃,裡孫兒、外孫兒,日子都過不成。」「有一對老兩口照顧四個孫娃,熱天到河裡洗澡,四個娃兒淹死了,全沒了,老兩口最後服毒死了。」

在梁鴻探訪的許多家庭裡,孩子才一歲左右,父母就離開外出打工的情況非常普遍,爺爺奶奶帶到五六歲上學,初中就開始上寄宿學校,或者寄宿在老師家。「他們從小就沒有享受過父母完整的愛,他們和父母之間渾然一體的親情是沒有的。」梁鴻說,讓她擔憂的普遍現像是,隔代教育容易溺愛,又缺少正常家庭氛圍,留守兒童表現得封閉、冷漠、自卑、孤僻,同時也無所事事,上網、逃學、學習差、幹壞事。「這已經是普遍現象」,梁鴻說,這並不是成年人帶有偏見的審視結果,太多的例子出現,讓她自己也不得不相信這一點。僅在梁莊所隸屬的穰縣,從二零零七年到二零零九年,留守青少年的犯罪案件增加了整整一倍多,而犯罪人數增加了三倍還多。

這也是常年關注鄉村教育的公益人士梁曉燕最擔心的事情,父母遠在他鄉的孩子,從小缺少完整的家庭關愛與培養,誰能給他們良好的教育?

二零零五年中央教育會議修訂《義務教育法》,決定加大農村教育投入,「兩免一補」政策在零七年落實到全部農村。看起來,農村的入學率一直在上升,文盲率一直在下降。「在我們的行政指標裡,教育發展得很好。」梁曉燕說:「可是有些數據是我們不統計的,比如文盲率下降,但是返盲率很高。入學率達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但輟學率很高。」

梁曉燕二零零七年在廣西一所鄉村小學支教一年,親眼看到的情況是:一年級五十六個孩子,到了四年級剩了三十一個,到六年級剩了一六個。跑遍周邊五所學校,「在和還我不熟的時候,所有校長都告訴我,他們的輟學率是百分之三點多少。他們說這是上面說的,給我一個數,不能超過這個。後來熟悉了,他們會告訴我真實的數字,這些小學的輟學率都高於百分之五十。」梁曉燕說:「而這種數據從來不會被統計上去。」

孩子為什麼會輟學?原因多種多樣。學習成績不好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梁曉燕支教那一年,六年級的語文、數學雙科及格率,廣西該縣全縣只有百分之十七;也就是說,有超過一半學生,從來就沒有及格過。梁曉燕說,憑自己多年下鄉的經驗,「小學六年級的雙科及格率在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在偏遠地區的學校非常非常普遍,一點都不誇張。」

「中國城鄉差別很大,但使用的教材是同一套。這套教材的編寫是以城市兒童普遍有三年的學前教育做基礎的。內容與鄉村孩子的生活也完全不結合。鄉村孩子沒有學前教育,於是一年級這個門檻他就跨不過去。」梁曉燕說:「而現在教育部門對農村老師的評審標準就是看考試成績,農村比城市更追求升學率。教育全部的功能變成升學,教育該承擔的其他社會化功能,拓展智慧、培養人格等等,鄉村裡都完全不管了,學校只有一個功能:追著趕著你去考試。對大多數留守兒童來說,社區和家庭都消失了,很小年紀就進入寄宿制學校,整個成長階段全部都在學校,這很可怕。」

梁曉燕認為,鄉村教育的雕敝和鄉村雕敝是相輔相成的,後者催生前者,而前者又加速了後者的發生。

近年來農村推行的「撤點並校」政策,在很多一線教育工作者看來,為鄉村教育雕敝增加了不少負面因素。「撤點並校」是十年前教育部門開始推行的調整學校佈局的一環:村一級學校被大量撤掉,合併到縣城,初衷是整合有限教育資源,讓偏遠山區孩子享受到優質的現代化教育,並因為留守兒童無人照顧的問題,在縣鎮一級大量推行寄宿制學校。

數據顯示,從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七年的九年之間,中國的學校數目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七點五,但同時,適齡兒童人數只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四點三,也就是說學校減少的力度比人口減少力度大了一倍。基層學校大量撤掉,讓許多鄉村孩子上學發生困難。

在梁莊,梁莊小學關閉後,接送孩子上學的老人每天都得送到鎮上,早上、中午、晚上都要接送,「每天來回六趟,一趟二里地」。

更令人擔憂的是,「大量的寄宿制學校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倉促上陣,對學生的成長極為不利。」梁曉燕說:「按教育部門的規定,建寄宿中心學校,要建宿舍、食堂,要配生活老師,很多都沒到位,基層學校就撤了。中心校的學生都是從五到十幾個學校集中過來的,課室和老師不夠,常常一間教室擠著七八十個學生。一下子這麼多學生,沒有人給你把飯管好,吃得差。二四小時全封閉,學校裡也沒有生活老師,兒童心理問題頻發。」

「一個兒童社會,沒有成人在裡面強力地建立一種正當的秩序的話,就是一個叢林社會。」下鄉多年,接觸鄉裏孩子,尤其是留守兒童的「不懂事」和「壞」,是讓梁曉燕心驚的。這不是一個人的感受,梁曉燕說:「好多第一次去農村支教的大學生志願者充滿困惑,他們跑來找我:梁老師,這些孩子為什麼這麼『壞』?他們很傷心。我也很傷心。」

曾在鄉村一線教育的老師寫下這樣的擔心:「農村的孩子早當家,四、五歲就要開始幫著父母做各種家務事和農活:燒飯、帶弟妹、挑水、餵豬、種菜等等。孩子逐漸學到許多實用的知識和技能,培養了勤勞、動手的習慣,也培養了對土地、對自然、對家鄉的感情。鄉村學校撤掉,集中住校以後,每天面對的就是課本,所有的壓力就是『考個好分數,升學』,學到的價值觀是『農村的一切都是落後的』。老師畫給學生的遠景和學習的動力是離開農村。學生們越來越輕視勞動,不會勞動。我訪問的一些家長說:『讀書越多越懶,越不會幹活。』」

在中國的鄉村,學校就是一個村莊的中心。撤了學校,村裡沒有了中心,孩子到遠地住校,家長跟去「陪讀」、照顧,這個村就漸漸衰亡了。這樣的例子,在鄉村並不少見。「對行政目標而言,我做了,我就能交代了,至於我有沒有真的解決問題,我不管。在行政邏輯裡,就是這樣,但回到事實邏輯裡,就滿不是那麼回事。」梁曉燕說。

鄉土中國到兩個中國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著名的人類學者費孝通寫下經典的《鄉土中國》,他提出,「中國社會的基層是鄉土性的」,這種「鄉土性」表現在鄉村人與土地的密切關係、村落社會的低流動性和地方性、熟人社會的信任關係和共同倫理等等。很長一段時間內,他的論述被視為理解中國國情的敲門磚。

一代代的知識分子都希望從鄉村發現這個國家的密碼,晏陽初的「定縣」、陶行知的「曉莊」、梁漱溟的「鄒平」、費孝通的「江村」,到當代,溫鐵軍的定州「翟城村」、於建嶸的「嶽村」,還有今天梁鴻所寫的「梁莊」,無不如此。

但是僅僅過了不足一百年,這一個鄉土中國經歷了土地革命、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公社運動、家庭承包制改革、市場化轉型衝擊、再加之近二十年來的工業化、城市化大潮,「鄉土性」早已被衝擊得七零八落。即使在鄉村中,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陸益龍認為,也只是「鄉土結構還留存」,但是鄉村人與土地的關係變得疏離、村落社會有極高的流動性、熟人社會往城市裡蔓延和重構,禮治秩序變為行政秩序,這些都和費孝通時代迥然相異了。

今天的中國已經斷裂為嚴重失衡的鄉土中國和城市中國兩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個往返於鄉村與城市之間的人都能清晰地感覺到這種斷裂。

哪怕只是與親戚聊天,梁鴻都感覺到困難。「我自己已經不會拉家常了。我坐在五奶奶家裡,他們之間會相互聊天,說著笑著,我也會說兩句笑話什麼的,但那非常不自在,沒有辦法進入那個氣場。一方面是我們的話語方式變了,找不到鄉土的感覺,另外一方面實際上是階層變了。城鄉之間的差距和割裂非常大,他們會認為你是另外一個世界的,城市的、有文化的、跟他們不一樣的人,不是自家人了。這導致你們之間非常遙遠的距離,尤其你還想擺出一副拉家常的樣子,對方還感覺得到,這太尷尬了。」

城鄉二元戶籍體制在制度上合法化了這道裂縫。資源分配不均強化了兩邊的失衡。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城市人口每五萬人有一個人大代表的資格,而農村則是二零萬人口才有一個。

兩億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庭,因為制度性因素融不進城市,而因為自由選擇又很難再回到鄉村,這種大規模的(五千萬人)、長期的(數十年)家庭解體,會持續到什麼時候?不得而知。會釀成什麼結果?也難以想像。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主任於長江反對再用「國家」、「民族」、「發展」、「進步」之類的宏大角度去討論鄉村的出路:那是「把農民當做一種『人口要素』或『勞動力』,而不是具有主體性、自由意志、自我意識的『人』,不是從農民自身的視角和感受出發來討論」。政府把目標設定為三十年之後實現城市化——問題是,這三十年怎麼辦?鄉村和城市的彼此認同度還非常低,「社會不可能冷凍在那裡等三十年,人是活的,是有主觀意志的,每天都會發生變化,究竟會發生什麼?必須有個評估。如果不能再三五年內達到『認同』,就會產生很多問題,如果十年還不認同,就造就整整一代『兩頭不著』的子女群體,就會產生很多新的社會問題。」

老無所依價值瓦解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所言,被認為是中華民族倫理最根基的東西。然而這樣的倫理與價值,如今根植何處?

在梁莊,趙嬸拉扯著三個孫子孫女,兒女在外打工很少回。她向梁鴻抱怨:「你以為他們感謝你,感謝個屁!這裡面有啥原因,老人幫他們帶孩子,他們的地老人種著,這等於是交換……有許多娃們出去打工,孩子撇在家裡,連一分錢都不給。有的老兩口,好幾個孩子,你留(孫子)我也留,要不,吃虧了。還為誰留得多誰留得少打架,非把老人撕吃了才行。」趙嬸說:「你看農村有哪個敢說不管孫娃兒的?現在不給人家幫忙,想找死,老了還想不想活?」

很少人還在談孝道,談倫常。社會學家閻雲翔在《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村莊裡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一書中,稱這種變化為「父母身份與孝道的世俗化」。他說,當傳統文化機制被破壞,孝道觀念便失去了文化與社會基礎。兒女根據市場經濟的新道德觀來對待父母,兩代人關係更多是一種理性交換,雙方必須互相對等地給予。這一點「最終埋葬了孝道」。

梁鴻說:「在鄉村,父母最後是瓦無半片,房無半間,只能依靠孩子。一般狀態下,兒子、媳婦出去打工,需要老人照顧孩子和房子,不會產生什麼問題,但一旦兒子、媳婦回來,要落葉歸根,問題就出來了。這時候,父母的命運往往是極其淒涼的……對老人來說,他們甚至不敢理直氣壯要求兒子盡傳統的孝道,因為他們沒有給兒子提供更多的經濟支援。兒子年少出去打工,彩禮、結婚、蓋房,全是自己打工掙來的錢,父母根本沒有權利支配。」

鄉村凋敝必然伴隨的,是人際關係、精神和倫理的瓦解,在養老問題上,這一點得到了最直觀的體現。

梁曉燕說:「鄉村生活裡多元、互洽的價值體系正在喪失了,只剩下一個價值標準:錢。過去你有手藝,子女眾多,有文化,有特長,這在村裡都是能得到尊重的。現在沒有了,除了錢,沒有其他的價值可以讓你驕傲,讓你受人尊敬,讓你得到一種自豪感。」

梁鴻記得童年時,家裡修房子,鄰裏之間從來都是換工、幫工,你幫我家壘磚,下次我幫你家砌瓦。現在沒有了,一天按一天的工錢結算,「是算清楚了,但是就只剩下錢」。她說:「這不是一個鄉村消失的問題,是文化傳統在消逝的問題。文化傳統非常具體,不是一個抽象的所謂的『農耕文明』,這是一套的生活模式,背後是一整套的道德、倫理概念,有它自身的合理性,有它自身的尊嚴和高尚。哪一天這套價值系統被瓦解了,再想恢復也不可能了。」

梁曉燕說:「今天人們說儒家文化,可儒家文化的根基在哪兒啊?講究孝悌,講究人在代際關係之間建立起一種邏輯來,這是儒家最核心的東西啊。可你們說的那個儒家,和我們的生活是什麼關係啊?它在哪兒啊?它紮根在什麼社會生活裡?」

看著曾經最在乎男女道德的村裡人如今對村裡姑娘出去做「小姐」掙錢都覺得無所謂了,梁鴻覺得很感慨。可是在梁莊時間久了,感慨久了,「彷彿自己也被拖下水,一點點沉下去,都習慣了這些事情的存在了,沒有什麼問題,最後好像我一個人在找事一樣。」

就如梁莊的芝嬸所說:「難過,咋不難過?那有啥門兒,大家都這樣。」無論家庭分離,幼無所養,老無所依,還是矛盾更尖銳的吏治腐敗、土地權益,當它變為日常的狀態,悲劇感也消解掉了。

可是問題不會自然消解,內化在每個人心裡的焦慮也無法消解。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說:「城市化的方向是不可逆轉的,要解決的兩個根本問題是:鄉村的『過去』能不能轉化為『未來』?城市的『未來』能不能更自由、更人道?」這個轉化過程被設定為三十年。整整一代人。鄉關何處?不是一個虛幻的問題,當鄉村雕敗,幾億人離散出來,城市又以高高在上的姿態排斥和擠壓他們;當他們的下一代,十個月大就遠離父母,六七歲就離家住校,常年封閉式的應試教育,能考上大學的幾率不到一成,更難再回到鄉村,他們的前景在哪裡?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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