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6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一章：陷入陽謀的初生牛犢
第三節：災難襲來
我和馬開先逃避大鳴大放，躲在重大后校園那幢我們選擇的「世外桃源」里。但是，民主自由的思潮，使馬開先耐不住了。我沒有能阻止她在臨近尾聲的鳴放大會上，含著一腔被激發起來的正義，走上鳴放講台，講出在三五反運動中的悲劇，併為董時光叫好。
我們確實沒有想到，一張巨大的預設的災難之網，已經向我們罩來……
六月八日，人民日報按照毛澤東已經定好的「右派份子」框框，以廬郁文收到「恐嚇匿名信」為突破口，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
一場預謀的浩劫，向神州大地劈空襲來。
才開始走向人生旅途的大學學子們、一群被民主思潮撥動的初生牛犢，陷入了「陽謀」的陷阱。
在重大學生們的心目中，包括那位團支部書記蒲世光，共產黨仍是一個威嚴的「母親」。他們天真地相信共產黨是由「特殊材料」鑄成的、是具有偉大人格的優秀分子。但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那「聞者足戒」的「誠摯」許諾，原來是一個陷井！
這些天真的孩子們沒看出，鳴放動員會上「坦誠相待」的外衣里，竟藏著一張「毒草香花六條標準」的羅網。等他們說出真話后，便被一網打盡了。
學校的「工人階級」也被組織起來，由伙食團的炊事員、臨時工、門衛們組織起來的一支隊伍，從民主湖畔出發，沿著環繞學生宿舍剛修好的馬路，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他們一路高喊著：「不許攻擊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右派老實一點！」等口號。
學校的同學都擠著去觀看了，隨後，各系還組織了討論。大家心裏還不明白，這「右派」們究竟是誰？尤其沒想到遊行隊伍背後的組織者竟是張科長和曹英們。
想在反擊右派的運動中立功的人，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反擊」火藥味甚濃的大字報一張接一張地貼出來。在林毓森張貼那張漫畫的位置上，代之以一張巨幅「質問」書。那幾幅將張科長畫成胖豬，將宋書記畫成矮怪物的畫已被撕下，並被收藏到校黨委的整風辦公室里去了。
至於《XX講教授治校是什麼意思？》、《不準XX污衊黨》、《「非團員呼聲編輯部」的反革命真相》等大字報更是一個比一個充滿殺氣。最初被點了名的幾位同學，傻乎乎地站在自己貼大字報的地方，感到一場大禍臨頭了。
有些人剛被推上「右派言行批判大會」的講台時，就像一群被漁人之網撈起的小魚，開始還在漁網中蹦跳，聲明自己善良的動機，顯露出乞求寬恕的可憐相。但哪裡再有你「辯論」的餘地？他們被主持批判的人喝令「不準狡辯！」只有老實交待，低頭認罪才可以求得人民的寬大。
凡被批判的人在開過批判大會後，便要接過主持會議者交給的一疊白紙，沒完沒了地寫「我的檢查」。
也有很有個性的同學拒不認罪，我看到在機械系組織的鬥爭會上，二年級的殷世紅同學一直昂著頭不說話，開過會以後拒絕寫檢查，但他立刻遭到了隔離、禁閉。在冶金系批鬥大會上，蒲世光面對氣勢洶洶的幾個打手，用冷笑來回答，但他也立即被關了起來。
就這樣，早春的暖風迅速變成了寒流，剛剛開始活躍的校園空氣，變得更加凝重而沉悶。
我僥倖地躲開了這最初的襲擊，這要托我嚴守了不問政治的"忠告"，我既對黨天下「麻木不仁」，對「政治設計院」如觀海外奇聞，至於《人民日報》上提到李康年的贖買二十年;黃紹竤的批評「以黨代政」更是從未研究，就連在松林坡禮堂董時光的報告，我都沒去聽。
因為我遠遠躲開了大小鳴放會，所以我也暫時躲脫了「秋後追查」。當各系將一個多月前鳴放大字報的照片作為「毒草」刊登出來，我才驚叫：「好險！」
機械系的年級黨小組，在支部宣傳委員曹英的組織下異常活躍。曹英到學校來與其是求一技之長，不如說是共產黨在學校中的統治骨幹，他們班上說他幾乎沒有一個學科是及格的，他的專長就是「整人」。
此時憑著他多年干「革命」的嗅覺，正是「接受黨的考驗」，完成「黨交給的特殊任務」，為他今後平步青雲創造良好條件的時候，這種機會豈可放過？
他這些日子特別忙碌，系裡的批判會幾乎都由他主持，將在大鳴大放中提了意見的老師和同學，一個個推上批鬥台。
馬開先沒有倖免，她被曹英叫去做了特別談話，她是青年團員，得按六條劃定毒草的標準，對照著自己的言行寫出檢查和認識。曹英威脅她說，所有在董時光鳴放會上跳出來攻擊黨的人，都將受到嚴肅的處理。
馬開先不願屈從，突然向機械系主任呈遞了退學報告。
她收到了她父母的回信，父母認為她之所以如此，全是受了我的影響。她的哥哥在給她的回信中，明確要她立即斷掉同我的戀愛關係。在他們看來，她之所以會如此「反動」，全是受了我的影響。
得知她要退學，我堅決反對。我們之間便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她認為：現在讀書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她也無心讀書。我則認為，不讀書，何以在這個社會中求取生存之地?
一天下午，我幾乎強拉著她到松林坡我們系主任錢企范的家裡。錢教授也勸她回心轉意安心求學，可生性倔強的她並沒有被說服。當我們從錢教授家裡出來以後，我出奇不意地向她表示：「如果你要退學，我們就此決裂。」
一句戲言，不歡而散。唉，我剛撞進了情場，哪裡懂得愛情是一個非常脆弱的甜果，一不小心就被摔壞了。
後來，我的不幸遭遇使我明白，馬開先的退學選擇恰恰是正確而明智的。可惜，悔之晚矣。
放暑假，我獨自憂傷地回到北碚，在車站分手時，她說她去城裡姑媽家暫住一段時間，在學校沒有批准她退學的申請前，當然還得回校。
弟弟迎出來了，接過行李，興沖沖地喊著外婆。外婆聞聲走了出來，照例用她那慈祥的眼睛，仔細端詳我，用她那粗糙的手撫摸著我的頭，笑著說：「你比寒假回來的時候瘦了。」
母親依然心事重重，雖然四年前她與父親正式辦了離婚手續，但她沒有能力抗住社會的壓力和良知的責備。這些年來，她從沒給父親寫信，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但內心常常自責，有一種負罪感，這使她經常做惡夢。
父親被判刑的通知書和判決書，我們一直沒有收到，開始我們還去法院怯生生詢問過，但法院拒絕回答我們，並說他的情況，你們家屬無權過問，面對這種無理拒絕，我們就再也不敢問，更從來不敢抗議。
直到二十四年後，我寫了數十封信，尋找父親的下落，才由四川省公安廳發給我一張巴掌大的回函，告之1956年5月6日父親因病死於西康一個伐木勞改營。
(一）躲不開的陽謀
1957年，母親終於在大鳴大放的「和煦春風」中，突破了沉默多年的心理禁區，小心翼翼的向託兒所所長倪佩蘭講起她對丈夫「反革命案件」的懷疑：不是說革大學習以後，他的所有歷史問題都交待了嗎？作為「班主任」的鄧小平不是在散學典禮上向他們宣布：「你們終於丟下沉重的歷史包袱，從此可以輕裝上陣,參加革命的隊伍了嗎？」不是曾許諾讓他充任當時十分稀缺的大學教師么？政府的政策怎麼就突然變了呢？
還有，那「反革命活動經費」就純屬子虛烏有了，那家庭的積蓄怎麼被當成了「活動經費」呢？
母親在大鳴大放中的這幾句疑問，使她鑽入了毛澤東的「陽謀」圈套，讓她付出了一生的慘重代價！
我回來后不幾天，周生碧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在那裡還有張世模，這些年齡上屬於我長輩的人，是看著我長大的。她們不得不從心底里承認，在所有託兒所家屬的孩子中，我是最勤勞、最刻苦，也是最乖的一個孩子。
入學重大以後，她們改變了過去的眼光，表面上非常客氣，相見時顯出一種尊重來。但我在她們面前始終保持著一種「戰戰兢兢」的謙恭。
「我們找你來是想向你了解一些情況，也讓你來參加對你母親的幫助。」張世模說。「你媽媽在鳴放期間給你寫過信嗎？」
周生碧抽出鋼筆，開始在小本子上記起來。我點了點頭，並沒有領會她們的意圖。「這些信談到你的父親了么？」張世模接著問，用狡狤的眼光盯著我。我遲疑了一下，又點了點頭，但不明白問這幹嘛。
「你媽一共給你寫過多少信？」
她們想調查什麼？
我想到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那不都是一些來往的信件么，心中一愣。
母親確實把她對父親被捕的種種疑慮，以及她在鳴放會上的發言寫信告訴了我，但那又怎麼構成犯法了呢？我如實回答：「大概有二、三封吧。」
張世模帶著顯然是裝出來的「寬慰」和「鼓勵」對我說：「小夥子，你已是大學生了，前途遠大，好好讀書，對你母親要幫助她一下，舊社會的人常鑽牛角尖，腦筋轉不過彎來。」
她們的盤問使我莫名其妙，十九歲對於我真是太懵懂了，我絕沒想到一場橫禍已經悄然逼近。
回到家，外婆笑眯了眼睛，在她看來，一家四口人，兩個外孫，尤其是我，是她生命的寄託和延伸，她是可以為我倆付出一切的。
（二）我的外婆
自幼父母親很忙，很少管過我，我的生活起居全是外婆呵護。晚上，我都是睡在她的腳下。
1957年的那個暑假，她叫我坐在她的身邊，嘮叨著那些不知重複了多少次的故事，講我是怎麼難產降生在南京鼓樓醫院中，講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講我因為醫院護理不當幾乎窒息死亡，講如何從炮火連天的南京逃難出來，從遍地屍首和棄兒堆中，抱著我拚命擠進逃難的人群……
她蒼白的頭髮蓬亂地散蓋在滿布皺紋的臉龐上。我發現她真的已經很老了，背也越來越駝。
說到她的駝背，她便會述說當年的艱辛：「抗戰時，我們一家人從南京逃到重慶，經濟窘迫，在上清寺租了一間閣樓。那閣樓又矮又黑，平時人在裏面是直不起腰的，只是價錢便宜，每月只付五個銅板。白天，你爸媽整天在外奔波，家務活和你全扔給了我。你小時候托媽的福，她奶水特別好，你長得又白又胖，但是你白天非要人抱，於是我就只好成天彎著腰一邊背著你，一邊洗衣做飯。半年下來，我的背就開始駝了」。
她講述這些臉上全是幸福。
每當我注視她佝僂、蒼老的身軀，心裏就有一種說不出的痛惜。她青年守寡，中年跟隨女兒顛沛流離，操勞終日，從來沒有過過氣派的悠閑日子。我握著她那長滿老繭的手，輕聲而自信地對她說：「外婆，你為了我們兄弟倆勞碌了一輩子，從沒享過福，等我大學畢業，我一定把你接在我身邊，給你專門找一間舒適的房間，好好地過幾年快快樂樂的晚年生活。」
她笑了，眼裡含著淚花。
二十多天的暑假，我的心情始終是陰鬱的，面對著犯愁的母親，心中老是壓著一塊石頭。
我不時想到馬開先，想起她對生活的絕望。若不是這場「大鳴大放」，我們本打算在這個暑假同車回北碚。她的姨爹和姨媽在西南農學院任教，她可以住在她姨爹家，趁著一個多月的假期，一同去縉雲山和北溫泉，痛痛快快地玩。
可現在一切都被打破了，假期她竟忙著辦理退學手續，今後我們的關係也不知會發展成怎樣。
因為心境不佳，我提前了五天返校。弟弟幫助我收拾東西，外婆不停地嘮叨冬天的衣物要帶好。她好像有一種恐懼的預感，一再地提醒我，在學校不要亂說話，不要同人吵架。她拄著拐杖，一直拉著我的手，顫抖著把我送到那竹籬笆做的小門外。
當我跨上馬路，她突然把我叫到她身邊，一再地撫摸我的頭，我情不自禁將身俯下，把我的臉貼在她那蒼白的前額上，吻了吻。我感覺到她熱乎乎的淚水順著臉夾向我的脖子里流。
到了拐彎的地方，我又回過頭去，她的身影還一動不動地佇立在那木門邊。這一幕像永遠不能褪去的底片，儲存在我的大腦中，跟了我一輩子。
我對她許下的諾言，也許正是她盼望了一輩子的夢想。但是，它終於成了泡影。而這一別，也成了我和她飲恨一生的永訣！
（三）馬開先
回到學校，剛剛跨進寢室，正碰上留校「工作」的郭英華，她詫異地看著我，問道：「你怎麼一個人回來了，馬開先呢？」我吃了一驚，預感到發生了什麼，回答她：「我怎麼知道她上哪兒去了？」
「你們吵架了嗎？放學那天你們不是一起離校的嗎？怎麼她那天晚上獨自回來了？還酗酒大鬧了一場，學校正在追查這件事。」
我說：「我們確是一起出校的，但到了車站，她說要上姑媽家去，便分手了，後來，我就再不知道她在哪兒。」
郭英華便把當天晚上發生的事，向我一一敘說。
那天晚上大約九點鐘，馬開先提著一瓶白酒和一包糖果獨自一人回到了她的寢室並關上門窗。不一會，屋裡傳出走了譜的歌聲，沙啞而不清，但聽得出是「麗達之歌」，接著是一陣狂笑，狂笑后又是一陣哭聲，後來傳出了玻璃摔碎的聲音。
有人從門的一條細縫向里看，只見她滿臉通紅，手舞足蹈在那裡「跳舞」。一瓶白酒只剩下了半瓶，酒杯摔碎在地下。
門外的人拚命射門，但無濟於事。不一會，裏面突然靜下來，郭英華趕緊到男生寢室找來陳思和劉大奎。踹開門，只見馬開先正大口大口嘔吐，屋子裡充斥著酒味和發酸的臭氣。
聽到這裏，我知道悲劇終於開始了。我連忙到她的寢室去，在她的課桌前呆坐。
她酗酒和狂舞是因為我嗎？女孩子真有這樣脆弱嗎？她究竟到哪裡去了？我上哪兒去找她呢？這時，我的心裏再也無法平靜，我想得很複雜，她是出走還是自殺？
我決定要先找到她的姑媽。想到這裏，我便打開她抽屜，尋找她收到的信件。信件提供了重慶城裡的兩個地址，一個是黃花園某巷10號；一個是在枇杷山公園。
我匆匆走出校門，坐上了開往牛角沱的公共汽車。到了牛角沱，便下車步行。我按信封上的地址，邊走邊問路，整整在城裡找了四個小時，下午四點鐘，我終於在枇杷山公園下街的某巷中找到了她姑媽。房主人打開了嵌在圍牆中間的小門，裡屋竟傳出了馬開先的聲音。
她穿著一身白色連衣裙，從樓上迎了下來，看到我，她十分驚喜，接著帶著歉意地說：「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一塊空懸的石頭終於從我的心裏落地，我裝出神秘而頑皮的樣子說：「我有特異功能，隨便你跑到天涯海角，我也會把你找出來。」
我在車上準備好的那些道歉話全部吞了回去，兩個人的誤解也立刻冰釋。
「你吃飯了嗎？」她問道。此時我才感到飢腸轆轆。從早上北碚出發到現在，整整九個小時的奔波，疲勞和飢餓竟在這一連串怪誕的過程中忘得乾乾淨淨。
那天晚上，阿先主灶，飯菜很香，我們吃得很開心，我也得了教訓，暫時對阿先退學的事緘口不提，也沒有問她那晚何以酗酒狂唱？她的姑媽對人挺熱忱，看不出她是不是同她的哥、媽一樣，反對我和阿先的初戀？
晚飯以後，我和阿先漫步在臨江的公路上，憑著石欄望去，嘉陵江蜿蜒如帶，兩岸分佈在岩壁上的建築點點燈光，映著月色，立體的構成一幅很有詩意的圖畫。
重重愁緒又重新湧上我的心頭，母親的憂鬱重新爬上我的心扉，我看著面前的這個阿先，江風拂動著她的白色連衣裙，顯得動人而瀟洒。
我希望第二天她能同我一起歸校，但是她拒絕了。看來，我昨日的辛苦並沒有動搖她退學的決心。
學校並沒有如期上課，自習佔去了大部分的時間。國慶節剛過，團結廣場召開了由千余名大學生組成的下鄉支農的誓師動員大會。第二天大學生們便開赴井口參加挖水堰的「勞動鍛煉」。
下鄉支農的勞動大軍一走，秋天的校園空蕩蕩的，幾場連續的秋雨之後，更顯得寂寞蒼涼，一種積鬱在我心中很久的不詳之兆，越來越近地向我圍攏。
終於有一天，陳思把我叫到一個僻靜的教室，語氣嚴峻地對我說：「你必須認真反省在大鳴大放中我的思想言行，包括與母親的不利於社會主義的言行，也包括與馬開先的言行。」他還說：「你要看清形勢，爭取主動，黨的政策擺得很明白，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凡是在鳴放中有過錯誤言行的都要徹底弄清楚，予以批判幫助，決不能存在僥倖心理矇混過關。」
緊接著他用嚴肅的口氣警告我：「組織上已經掌握了你的情況，這次井口勞動沒有叫你去，就是給你充分的時間反省和交待自己的問題，早交待比拖延好，不交代就等於頑抗，性質是可以變化的，希望你爭取用人民內部的方法解決你的問題。」說完他給了我一疊稿箋紙，那紙就是一年多前在反胡風運動中曾用過的，用來讓有問題的學生寫交代的那一種。
我接過稿箋紙心裏一陣緊張，現在，我終於不得不改變我原先的態度——置身運動之外而自樂了。
不久，我收到了弟弟給我的來信，告訴我是母親叫它寫的，他說母親已在組織的監督下。周生碧警告她說，這一段時間不準向重慶大學寫信。
我立即找到了那本《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小冊子，翻到香花毒草區別的六條標準一一對照。我個人在鳴放中並沒有在公開場合下發過言，更談不上右派言行。
我不知母親是不是犯六條中的哪幾條。是分裂了人民、破壞了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破壞削弱了人民民主專政、破壞削弱了民主集中制、擺脫和削弱了共產黨的領導，還是損害了社會主義國際團結？
我想，即使母親在鳴放中對父親提出了幾個政策上的疑問，也夠不上這六個破壞和削弱的大罪呀。
至於馬開先，她在鳴放時說了什麼？黨天下？教授治校？對照六大標準似乎只有涉嫌擺脫和削弱共產黨領導那條了。
在我看來，純潔無邪的馬開先怎麼也不可能同「老謀深算」、「陰險毒辣」的資產階級右派扯在一起。這麼一想，我緊張的心態開始鬆弛下來。但是，母親憂傷的面容又浮現在我眼前。陳思的警告又使我的神經繃緊了。
從開學以來就一直沒有見到阿先，我是直到在下鄉勞動隊伍中，才看到她的背影。看來，她是在故意躲避我了。她為什麼一直躲避我？阿先啊，你可知道，我現在也陷入了麻煩。我是多麼想你，多麼需要你給我安慰和鼓勵。
（四）荒唐的辯解
我忽然想到了該寫信了。
第一封是：「開先，你知道我母親的痛苦嗎？父親被捕以後，她一人負擔著四口老小已不容易，加上反革命家屬的精神壓力，她終於選擇了同父親離婚。她年輕時就已經在教育事業上顯示才能，她是一個事業心極強的人，這一次大鳴大放，本想向組織說清多年積疑，消除認為她包庇自己丈夫的懷疑，這樣提出來，沒有別意。」
我這封稱謂馬開先的信，是寄給母親單位上看的，張世模不是在尋找我和我母親在最近一段時間的通訊嗎？讓張世模看到這封我給女友的信，更能為母親辯誣。
第二封是這樣寫的：「媽媽，你好嗎？外婆和弟弟也好嗎？整個暑假我的心情都十分沉重，當我返回學校時得知馬開先因誤解了我，傷心過度，竟然酗酒傷身……我真地感到對不起她，她是真愛著我的，她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女孩，我不知道她為什麼到現在還轉不過彎來，開學以後，我一直沒有見到她，心中非常挂念，我不希望她輟學，那前途全毀了，後果不堪設想，一個女孩子單獨流到社會上闖蕩該有多麼危險。媽媽，我求你，勸勸她吧，也許她能聽你的話，讓她去掉那個荒唐決定吧……」
這封稱謂媽媽的信，卻是寄給馬開先的。
兩封信，當然要張冠李戴顛倒了寄，稱謂開先的信，信封上寫了母親的地址寄給了北碚託兒所，而稱謂媽媽的信箋卻裝進了寄往井口的信封。
這兩封信裡面包含了多少無奈。倘若當年我就看清了毛澤東心狠手辣的陽謀，我也不會那麼可笑地「表演」。
信寄出以後，我心情放鬆了許多。
日子也真難熬，才兩個月的日子就像過了幾年，發出的去的信一封也沒有收到回信，於是我又擔心這些信是否寄到了收信人的手中。到了十二月初，我又提筆寫了內容與手法與前面完全相同的兩封信。
這次，寄往北碚的信終於有了迴音。
（五）同弟弟的最後團聚
1957年12月中旬的一天，大約上午11點鐘左右，弟弟突然出現在我寢室的門口，他的到來，給我孤單悲傷的心吹來了一陣暖風，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憂慮。他手裡拎著一個黃色的布包，怯生生地站在門口。見到他，我慌忙站起身來，緊握著他的手，那手是冰涼的。
「你什麼時候來的？」
「今天一大早。」
屋裡還坐著其它人，不便多說什麼。
他打開黃布口袋，說：「這是外婆關照帶來的，天冷了，外婆叫你注意不要生病了。」口袋裡裝著一雙舊毛線打織的毛襪、一雙新布鞋，還有一張用手帕包好的二十塊錢。見到那毛襪，我就知道那一定是她戴著昏花的老光眼鏡一針一針織出來的。
中午時分，我便同他去學生食堂吃了便飯，然後牽著他的手，從后校門慢慢走到小龍坎醫院，當時我的痔瘡結痂還沒有合好，那兒還留著我的病床。
小小的病房沒有其它人，是我們兄弟倆談心的好地方，弟弟坐在床前細說我走以後發生的情況。
「自從你走以後，託兒所一連開了許多天批判會，媽媽和陳玉如兩個成了批判對象。媽媽的主要問題就是替父親翻案，會上會下追她交代，特別追問同你的聯繫，說什麼串通大兒子訂攻守同盟。上星期起正式給媽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規定她今後外出和投信都必須事先告知組織」。
弟弟說得很慢，像是被什麼東西堵著喉，邊說還邊痛苦地思索。
他才十三歲，從他獃滯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他嫩弱心靈上的陰影和莫名傷害。
媽媽會被划為右派，從假期中周生碧的態度和語氣中我早就聽出來了，本是預料中的事，所以也不太驚詫。
弟弟接著說：「昨天下午，外婆把那黃口袋交給我，還給我五塊錢作車費，叫我馬上到你這裏來一趟。她說：家裡情況不好，要你不要回家，也不要再寫信回來，她說你的信被周生碧拿到會上當作死不認錯的證據。外婆還關照你就在學校過年，好好注意身體，不要同人多說什麼。」
弟弟講完，我們兩人都沉默不語，心中感到一種巨大的壓力，腦子裡一片空白。
天漸漸暗了下來，我忽然想到，過不了幾天就是新年了，今年過年肯定不能回家，便建議說：「今晚我們倆上館子，算是提前團個年，晚上就同我在病房過一夜，明早我送你上車回北碚。」
弟弟眼裡閃了一下，點點頭說：「好，今晚我們過年」。
我們兄弟倆手牽手，朝土彎方向走去。我們進了一家飯館，選了一個窗口臨江的座位。既是過年，自然要「奢侈」一點，我破天荒地點了五個菜，是弟弟平素最愛吃的砂鍋魚頭、蒜泥白肉、白砍雞、燒白，還要了一小杯酒。因為捨不得剩下，便慢慢地吃，整整吃了一個多小時，直到把五盤菜全部吃光。
吃完晚飯，我們兩人緊緊地靠在一起，踩著石板鋪成的人行道向沙坪壩逛去。我倆投在路面上的影子漸漸拉長又漸漸縮短，遠方隱隱傳來如訴如泣的「拉茨之歌」。在一家賣副食品商店的門市部，我買了一小袋花生米、一袋水果糖，一小袋桃酥，仍裝在弟弟帶來的黃口袋中，囑弟弟明天帶給外婆和媽媽，關照他們，我在這兒一切都好，請他們不要牽挂……。
十點鐘左右，我們回到病房。那晚，我們兄弟倆和鋪而眠。他已經很累，不一會便入睡，我卻怎麼也睡不著，望著他童稚的臉，萬般愁緒湧上心頭。打開臨江的窗戶，嘉陵江的江風令人清醒、令人斷腸……
我沒有料到這是蒼天安排我們兄弟倆最後的一次相聚，第二日車站的離別竟成了我們倆的生死永訣。
（待續）
